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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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書法謹嚴，将使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書法者，書猶紀載，謂聖人書記古今君臣行事善惡，其修辭則隐寓褒貶之法，是名書法。
自漢代以迄于清世，治史者皆注重于君臣個人，而于民群變化萬端乃冥然不觀其會通，不究其理則。
理則，猶言規律。
孔子六經之真相不明，而史學亦成為锢人智慧之具，此論漢以來學術者，所不可忽也。
《左氏》“天王狩河陽”《傳》，所稱仲尼之言，以較《論語》《季氏篇》論統治崩潰之情形，明明相違反，餘敢斷言其為六國時孝治論者之所僞托。
自漢以後，常以君先于父，忠先于孝而為言，此從《大》《小戴禮》與《孝經》合究之，不難見也。
明儒黃道周《孝經集傳》可參考。
黃氏自序雲“六經之本皆出《孝經》。
而《小戴記》四十有九篇，《大戴記》三十有六篇皆為《孝經》疏義”雲雲。
黃先生此說既不解六經，亦不解《二戴禮》。
《儀禮》是《古禮經》，《二戴禮》雖輯于《漢》人而其材料要皆七十子後學稽古之所獲。
《孝經》當是漢人僞托，最早亦是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所造，其義自是根據《儀禮》與《二戴記》。
何休《公羊解诂序》以《孝經》與《春秋》并重，蓋漢人利用孝治派之論，以定孔子為一尊而擁護統治。
《孝經》之價值極高，影響極大，黃先生受其锢蔽而不覺，其自序所雲，确足代表漢以來之所謂經學。
惟餘反對《孝經》以孝道與統治亂制相結合，确不是反對孝道，學者宜知。
孝治論正是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
餘斷定《左氏》“天王狩河陽”《傳》稱仲尼曰雲雲，必為孝治派之儒所僞托。
夫晉侯召王則天子崩潰之勢劇矣，尊君者必不可忍，故托于孔子以義繩之也。
餘自信此判斷為無妄。
馬遷《史記》《自序》詳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其于儒家六經，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诋之。
而有特别尊崇之一點，其詞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
”據此所雲，談于儒家實無所知。
禮，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其源甚古，《帝舜》慎徽五典即此也。
禹、湯、文、武相承不替之小康禮教，以此為根本，固不待言。
然此非儒家所特創，談獨歸之儒家何耶？儒學成家畢竟自孔子始。
孔子早歲固服膺小康禮教，晚而作六經，則君臣一倫不得不廢，至于父子宜親，夫婦長幼有序，皆人道之當然，譬如布帛菽粟人莫能廢。
儒者與百家同率由乎常道而已。
何可以此為儒家所特創者乎？然而談獨以此贊儒家者亦非無故。
三千之徒承孔子早年傳授，弘闡小康禮教者，當居多數，孝治論蓋其最著者耳。
今可考見者，如孟子、荀卿同是小康禮教，而孟子确是孝治論，荀子則以禮之本，在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與孟有異。
談所雲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即屬小康禮教中孝治派之宗要。
宗者主旨，要者綱要。
漢初儒生所一緻推演者，惟在乎是。
談固奉持惟謹，而遷亦繼其父志。
談之學宗道論，雖嘗受《易》楊何術數而已，于孔子之《易》無聞焉。
遷涉獵六經，聞見視其父為博，然務變亂六經真相，歸于小康禮教，則與其父不異。
遷受《春秋》于董生，頗聞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本義，然于此語焉而不詳。
本義者，謂其為孔子之真也。
語焉不詳者，不欲傳其真也。
其所特詳者，則皆董生所禀諸公羊壽僞傳之旨，僞傳，謂《公羊傳》。
如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三王者，禹、湯、文、武即《禮運篇》所謂小康六君子也。
以三代哲王渾稱之，則曰三王。
若析舉之，而加成王、周公則曰六君子。
詳略雖異，所目無别。
《公羊傳》實宗小康，而不取大同，故曰“上明三王之道”。
董生此語說得分明。
下辨人事之紀。
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疑而不決曰猶豫。
是非明則疑事可定。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公羊傳》為漢制法之意在此。
存亡國，繼絕世，此本孔子《春秋》之旨。
升平世，諸夏以平等精神互相聯合，不許強者侵吞弱小。
《公羊傳》存此義，以其無礙于漢朝也。
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上文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等語，皆從此處注意。
須知，孔子《春秋》是因與庶民同患而作，“《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固聞而知之矣。
故“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此孔子《春秋》真相也。
《公羊傳》則因弑父與君，及諸侯不得保其社稷而作，用意在維護統治。
孟子早已變亂孔子之《春秋》，而公羊壽師弟擴其緒。
餘謂《公羊傳》是以孝治論為宗，确不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纂弑之誅，死罪之名。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顔注，為臣下所幹犯。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以上諸文，須與《禮運篇》談小康處參看。
彼處有雲“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
此正《公羊傳》所本。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以上，節錄馬遷《史記》《自序》。
據馬遷叙述董生之言《春秋》，僅開端提及“《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數字，其下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雲雲，長段議論完全是小康禮教，後文複結歸于“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即是以小康六君子為宗主。
董生闡發《公羊傳》全書宗趣，可謂詳盡無遺，宗趣者，宗謂宗主，趣者旨趣。
結語“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直将開端所述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本旨完全抛棄。
馬遷叙述董生說之一段文字，其用心甚詭，與禮記中《禮運篇》頗相類。
改竄《禮運》之人，不能不于篇首略存孔子真相，然于叙述“天下為公”數語之後，便棄去大同，而将孔子所不許為大道之小康轉奉之為宗本。
詳《原外王篇》。
馬遷受《春秋》于董生，述其所聞，亦不能不提及孔子本義，即“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然才提便休，其宗主畢竟在三王之小康禮教。
二千餘年學人皆為其所欺，豈非怪事！馬遷影響極大，《史記》一書為學者宗，實與六經同尊。
孔子真相晦而不明，遷不得無過也。
遷稱董之言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其後文有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所謂人事之紀，即禮義是已。
所謂禮義，首在正君臣、笃父子。
《禮運》小康之教綱與治本均在此。
《公羊傳》所本者，即小康禮教。
司馬談深有取于列君臣父子之禮，遷承父志，從其述董生《春秋》說征之，确然着明矣。
夫父子之恩，不可不笃，人類如不滅，此禮不容毀。
然以尊父與尊君相結合，遂使獨夫統治天下之局特别延長，社會各方面并呈衰退之象，此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者，所不可不知也。
劉歆大義、微言之分，蓋始于漢初之《春秋》家。
歆雖欲抑《公羊傳》，以立左氏，而實受《公羊》影響。
《公羊壽》僞傳本以大義為主，而微言偶見。
如“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此即歆之所謂微言。
然《公羊傳》中則貶詞雖視譏詞稍重，而兩詞性質全同，實不許含有革命意義，乃悍然叛聖經而不惜。
董生稱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馬遷《自序》引此，是董生私授之者，而《春秋緯》亦有此文。
此乃孔子自明其志在實行革命。
徒托空言無益也，而公羊壽之徒則皆以私意曲解此文曰：“夫子意謂，我如欲自立空言，不如就《魯史》記所載君臣行事，而因之以褒貶是非，乃深切着明，使天下亂臣賊子懼也。
”不如二字，一氣貫下。
此等邪解，稍有知識者亦能辨其誣聖之罪。
據《魯史記》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考其君臣行事，而褒貶之，此即後人史論一類作品耳。
不是載之空言是什麼？謂聖經為史論可乎？無忌憚而毀聖學，使後人不知有實踐，其罪不可原也。
劉歆雖抑《公羊傳》，而以《左氏春秋》為左邱明作，稱其好惡與聖人同。
昔人謂歆黨王莽别有用意，《左傳》載史墨對趙簡子，君臣無常位雲雲，足為王莽謀纂張目，此歆所以尊《左傳》也。
然賈逵謂生氏深于君父，其義有據。
趙簡子，晉之權臣，史墨蓋其黨。
《左傳》非創作人一手所定之原本，六國時人已有增竄，其中有史墨語為劉歆所私取，不足掩其全書深于君父之旨。
深于者，謂其于君父之義甚深厚也。
歆雖立《左氏》而排《公羊傳》，實則《左》與《公羊》并無根本不同處也。
且歆之排《公羊》者，其用意不在壽之僞傳，而實欲否認壽之先祖受《春秋》于子夏一事，以此排斥《公羊》家有口義流行。
歆言仲尼沒而微言絕，其詭詐尤為公羊壽等所未有也。
孔子之微言即絕，則《春秋》祇有大義，由《春秋》而推之群經，即無不都是大義。
嚴複以孔子為封建社會之聖人，以六經為封建思想，以儒家之禮為君主之利器，見嚴複《評點老子》。
其說皆祖劉歆，與康有為同蔽也。
漢初人确已改竄六經，其作法則各家皆歸一緻。
田何首傳《易》，惟傳術數，而不傳孔子本義。
馬遷《自序》稱其父談受《易》于楊何。
楊何，田氏再傳弟子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贊曰“太史公馬遷自稱也。
曰蓋孔子晚而喜《易》。
《易》之為術，幽明遠矣。
馬遷意雲，人事得失，吉兇着見者，謂之明；而冥冥中有不可知者，謂之幽。
幽明之故，深遠至極也。
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
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雲雲。
據此，可見田何傳授之《易》實以術數，而托于孔子《易經》。
馬遷承其父教，茫然以孔子晚而喜《易》，即術數之《易》也，豈不冤哉？其實周太史之卦，乃田氏謀篡齊國，造謠以惑衆耳，焉有占至十世以後之事乎？漢《易》家同主象數，同出田何，同托于孔，而實反孔，亦孔之哀矣。
毀《春秋》而造僞，則自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生、董仲舒始。
《公羊傳》本壽與胡毋合作，仲舒未參預僞傳，而别為《春秋繁露》以羽翼之，且嘗為文，稱胡毋之德。
馬遷從仲舒，受壽與胡毋僞學，其《史記》一書則宣揚僞學最有力之寶笈也。
《易》為五經之原，此說本自七十子後學遞相傳授，而漢人承之。
蓋漢人無改變此等事迹之必要也。
《春秋》僅次于《易》，以視他經，則又獨尊焉。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其言詩亡者，孔子晚年列國昏亂日甚，民間不得以怨聲上達，故謂《詩》亡，非謂王朝舊采之詩行于世者，今已亡也，亦非謂民衆無哀吟也。
于是有廢除統治之思而作《春秋》、《禮運》、《周官》二經皆繼《春秋》而作。
《樂經》與《禮運》、《周官》相輔而行。
《詩》、《書》經傳當作于二禮之後。
六經皆有傳。
孔子删定《詩》、《書》二經必皆作傳，惜皆亡失。
二禮，謂《禮運》、《周官》。
孔子早年雅言《詩》、《書》，見《論語》。
蓋欣然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之誠。
五十學《易》而後，思想大變，觀察世變益深，于是作《易》、《春秋》、新禮諸經。
新禮謂《禮運》、《周官》。
此其後，必将重理早歲《詩》、《書》故業，予以改造。
其删定三百篇及為《詩》傳，必本《大易》“吉兇與民同患”及《春秋》改亂制之旨，故《論語》有興、觀、群、怨之言也。
其删定《尚書》及為書傳必本《禮運》天下為公之大道，不以小康為可慕也。
由孔子早年思想言之，《詩》、《書》為最先，先者，着重之意。
下仿此。
由孔子晚年定論言之，《易》《春秋》為最先。
餘謂《詩》、《書》經傳皆成于最後，決不是妄猜之談。
古籍言六經，有先舉《詩》、《書》者，從其早年而說也；有先舉《易》、《春秋》者，從其晚年而說也。
劉漢肇興，孔子之《易》，亂于田何。
亂者，變亂之，失其真也。
然其大體猶可考辨，孔子之《春秋》亡于公羊壽師弟，則原文都無散帙可尋，惟何休三世及他處偶有單詞，可資參證而已。
如《春秋緯》有改亂制及“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雲雲，馬遷述董生稱《春秋》貶天子、退諸侯等語。
《易》、《春秋》二經是《禮》、《樂》、《詩》、《書》諸經之母，二經在漢初既已改竄，餘經自無可存其真。
餘經，謂《禮》、《樂》、《詩》、《書》等經。
馬遷《史記》《自序》中，曾于六經各以一二語總括其概要，概者大概，要者要旨。
二千餘年來群儒治經無有異議，可見孔子六經在漢武時，已被諸老儒與博士之徒改竄都畢，成為典常。
今節錄馬遷《自序》，分别附注，如下： “《易》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
”注曰：此以術數言《易》者也。
古代術數見于《漢書》《藝文志》者，約有陰陽、曆譜、五行諸家。
《志》曰：陰陽家者流，“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
書法者，書猶紀載，謂聖人書記古今君臣行事善惡，其修辭則隐寓褒貶之法，是名書法。
自漢代以迄于清世，治史者皆注重于君臣個人，而于民群變化萬端乃冥然不觀其會通，不究其理則。
理則，猶言規律。
孔子六經之真相不明，而史學亦成為锢人智慧之具，此論漢以來學術者，所不可忽也。
《左氏》“天王狩河陽”《傳》，所稱仲尼之言，以較《論語》《季氏篇》論統治崩潰之情形，明明相違反，餘敢斷言其為六國時孝治論者之所僞托。
自漢以後，常以君先于父，忠先于孝而為言，此從《大》《小戴禮》與《孝經》合究之，不難見也。
明儒黃道周《孝經集傳》可參考。
黃氏自序雲“六經之本皆出《孝經》。
而《小戴記》四十有九篇，《大戴記》三十有六篇皆為《孝經》疏義”雲雲。
黃先生此說既不解六經，亦不解《二戴禮》。
《儀禮》是《古禮經》，《二戴禮》雖輯于《漢》人而其材料要皆七十子後學稽古之所獲。
《孝經》當是漢人僞托，最早亦是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所造，其義自是根據《儀禮》與《二戴記》。
何休《公羊解诂序》以《孝經》與《春秋》并重，蓋漢人利用孝治派之論，以定孔子為一尊而擁護統治。
《孝經》之價值極高，影響極大，黃先生受其锢蔽而不覺，其自序所雲，确足代表漢以來之所謂經學。
惟餘反對《孝經》以孝道與統治亂制相結合，确不是反對孝道，學者宜知。
孝治論正是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
餘斷定《左氏》“天王狩河陽”《傳》稱仲尼曰雲雲，必為孝治派之儒所僞托。
夫晉侯召王則天子崩潰之勢劇矣，尊君者必不可忍，故托于孔子以義繩之也。
餘自信此判斷為無妄。
馬遷《史記》《自序》詳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其于儒家六經，以博而寡要，勞而無功诋之。
而有特别尊崇之一點，其詞曰：“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别，雖百家弗能易也。
”據此所雲，談于儒家實無所知。
禮，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其源甚古，《帝舜》慎徽五典即此也。
禹、湯、文、武相承不替之小康禮教，以此為根本，固不待言。
然此非儒家所特創，談獨歸之儒家何耶？儒學成家畢竟自孔子始。
孔子早歲固服膺小康禮教，晚而作六經，則君臣一倫不得不廢，至于父子宜親，夫婦長幼有序，皆人道之當然，譬如布帛菽粟人莫能廢。
儒者與百家同率由乎常道而已。
何可以此為儒家所特創者乎？然而談獨以此贊儒家者亦非無故。
三千之徒承孔子早年傳授，弘闡小康禮教者，當居多數，孝治論蓋其最著者耳。
今可考見者，如孟子、荀卿同是小康禮教，而孟子确是孝治論，荀子則以禮之本，在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與孟有異。
談所雲正君臣父子，序夫婦長幼，即屬小康禮教中孝治派之宗要。
宗者主旨，要者綱要。
漢初儒生所一緻推演者，惟在乎是。
談固奉持惟謹，而遷亦繼其父志。
談之學宗道論，雖嘗受《易》楊何術數而已，于孔子之《易》無聞焉。
遷涉獵六經，聞見視其父為博，然務變亂六經真相，歸于小康禮教，則與其父不異。
遷受《春秋》于董生，頗聞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本義，然于此語焉而不詳。
本義者，謂其為孔子之真也。
語焉不詳者，不欲傳其真也。
其所特詳者，則皆董生所禀諸公羊壽僞傳之旨，僞傳，謂《公羊傳》。
如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三王者，禹、湯、文、武即《禮運篇》所謂小康六君子也。
以三代哲王渾稱之，則曰三王。
若析舉之，而加成王、周公則曰六君子。
詳略雖異，所目無别。
《公羊傳》實宗小康，而不取大同，故曰“上明三王之道”。
董生此語說得分明。
下辨人事之紀。
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疑而不決曰猶豫。
是非明則疑事可定。
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公羊傳》為漢制法之意在此。
存亡國，繼絕世，此本孔子《春秋》之旨。
升平世，諸夏以平等精神互相聯合，不許強者侵吞弱小。
《公羊傳》存此義，以其無礙于漢朝也。
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
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裡’，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
上文辨人事之紀，别嫌疑，明是非等語，皆從此處注意。
須知，孔子《春秋》是因與庶民同患而作，“《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固聞而知之矣。
故“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此孔子《春秋》真相也。
《公羊傳》則因弑父與君，及諸侯不得保其社稷而作，用意在維護統治。
孟子早已變亂孔子之《春秋》，而公羊壽師弟擴其緒。
餘謂《公羊傳》是以孝治論為宗，确不誣。
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
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纂弑之誅，死罪之名。
”“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顔注，為臣下所幹犯。
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
”“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以上諸文，須與《禮運篇》談小康處參看。
彼處有雲“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
此正《公羊傳》所本。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
”以上，節錄馬遷《史記》《自序》。
據馬遷叙述董生之言《春秋》，僅開端提及“《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數字，其下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雲雲，長段議論完全是小康禮教，後文複結歸于“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即是以小康六君子為宗主。
董生闡發《公羊傳》全書宗趣，可謂詳盡無遺，宗趣者，宗謂宗主，趣者旨趣。
結語“推三代之德，褒周室。
”直将開端所述孔子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本旨完全抛棄。
馬遷叙述董生說之一段文字，其用心甚詭，與禮記中《禮運篇》頗相類。
改竄《禮運》之人，不能不于篇首略存孔子真相，然于叙述“天下為公”數語之後，便棄去大同，而将孔子所不許為大道之小康轉奉之為宗本。
詳《原外王篇》。
馬遷受《春秋》于董生，述其所聞，亦不能不提及孔子本義，即“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然才提便休，其宗主畢竟在三王之小康禮教。
二千餘年學人皆為其所欺，豈非怪事！馬遷影響極大，《史記》一書為學者宗，實與六經同尊。
孔子真相晦而不明，遷不得無過也。
遷稱董之言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其後文有曰：“《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
”所謂人事之紀，即禮義是已。
所謂禮義，首在正君臣、笃父子。
《禮運》小康之教綱與治本均在此。
《公羊傳》所本者，即小康禮教。
司馬談深有取于列君臣父子之禮，遷承父志，從其述董生《春秋》說征之，确然着明矣。
夫父子之恩，不可不笃，人類如不滅，此禮不容毀。
然以尊父與尊君相結合，遂使獨夫統治天下之局特别延長，社會各方面并呈衰退之象，此研究中國古代學術者，所不可不知也。
劉歆大義、微言之分，蓋始于漢初之《春秋》家。
歆雖欲抑《公羊傳》，以立左氏，而實受《公羊》影響。
《公羊壽》僞傳本以大義為主，而微言偶見。
如“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此即歆之所謂微言。
然《公羊傳》中則貶詞雖視譏詞稍重，而兩詞性質全同，實不許含有革命意義，乃悍然叛聖經而不惜。
董生稱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馬遷《自序》引此，是董生私授之者，而《春秋緯》亦有此文。
此乃孔子自明其志在實行革命。
徒托空言無益也，而公羊壽之徒則皆以私意曲解此文曰：“夫子意謂，我如欲自立空言，不如就《魯史》記所載君臣行事，而因之以褒貶是非，乃深切着明，使天下亂臣賊子懼也。
”不如二字，一氣貫下。
此等邪解，稍有知識者亦能辨其誣聖之罪。
據《魯史記》二百四十二年之紀載，考其君臣行事，而褒貶之，此即後人史論一類作品耳。
不是載之空言是什麼？謂聖經為史論可乎？無忌憚而毀聖學，使後人不知有實踐，其罪不可原也。
劉歆雖抑《公羊傳》，而以《左氏春秋》為左邱明作，稱其好惡與聖人同。
昔人謂歆黨王莽别有用意，《左傳》載史墨對趙簡子，君臣無常位雲雲，足為王莽謀纂張目，此歆所以尊《左傳》也。
然賈逵謂生氏深于君父，其義有據。
趙簡子，晉之權臣，史墨蓋其黨。
《左傳》非創作人一手所定之原本，六國時人已有增竄，其中有史墨語為劉歆所私取，不足掩其全書深于君父之旨。
深于者，謂其于君父之義甚深厚也。
歆雖立《左氏》而排《公羊傳》，實則《左》與《公羊》并無根本不同處也。
且歆之排《公羊》者，其用意不在壽之僞傳，而實欲否認壽之先祖受《春秋》于子夏一事，以此排斥《公羊》家有口義流行。
歆言仲尼沒而微言絕，其詭詐尤為公羊壽等所未有也。
孔子之微言即絕，則《春秋》祇有大義，由《春秋》而推之群經，即無不都是大義。
嚴複以孔子為封建社會之聖人，以六經為封建思想，以儒家之禮為君主之利器，見嚴複《評點老子》。
其說皆祖劉歆，與康有為同蔽也。
漢初人确已改竄六經，其作法則各家皆歸一緻。
田何首傳《易》，惟傳術數，而不傳孔子本義。
馬遷《自序》稱其父談受《易》于楊何。
楊何，田氏再傳弟子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贊曰“太史公馬遷自稱也。
曰蓋孔子晚而喜《易》。
《易》之為術，幽明遠矣。
馬遷意雲，人事得失，吉兇着見者，謂之明；而冥冥中有不可知者，謂之幽。
幽明之故，深遠至極也。
非通人達才，孰能注意焉。
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雲雲。
據此，可見田何傳授之《易》實以術數，而托于孔子《易經》。
馬遷承其父教，茫然以孔子晚而喜《易》，即術數之《易》也，豈不冤哉？其實周太史之卦，乃田氏謀篡齊國，造謠以惑衆耳，焉有占至十世以後之事乎？漢《易》家同主象數，同出田何，同托于孔，而實反孔，亦孔之哀矣。
毀《春秋》而造僞，則自公羊壽與其弟子胡毋生、董仲舒始。
《公羊傳》本壽與胡毋合作，仲舒未參預僞傳，而别為《春秋繁露》以羽翼之，且嘗為文，稱胡毋之德。
馬遷從仲舒，受壽與胡毋僞學，其《史記》一書則宣揚僞學最有力之寶笈也。
《易》為五經之原，此說本自七十子後學遞相傳授，而漢人承之。
蓋漢人無改變此等事迹之必要也。
《春秋》僅次于《易》，以視他經，則又獨尊焉。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其言詩亡者，孔子晚年列國昏亂日甚，民間不得以怨聲上達，故謂《詩》亡，非謂王朝舊采之詩行于世者，今已亡也，亦非謂民衆無哀吟也。
于是有廢除統治之思而作《春秋》、《禮運》、《周官》二經皆繼《春秋》而作。
《樂經》與《禮運》、《周官》相輔而行。
《詩》、《書》經傳當作于二禮之後。
六經皆有傳。
孔子删定《詩》、《書》二經必皆作傳，惜皆亡失。
二禮，謂《禮運》、《周官》。
孔子早年雅言《詩》、《書》，見《論語》。
蓋欣然有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夢見周公之誠。
五十學《易》而後，思想大變，觀察世變益深，于是作《易》、《春秋》、新禮諸經。
新禮謂《禮運》、《周官》。
此其後，必将重理早歲《詩》、《書》故業，予以改造。
其删定三百篇及為《詩》傳，必本《大易》“吉兇與民同患”及《春秋》改亂制之旨，故《論語》有興、觀、群、怨之言也。
其删定《尚書》及為書傳必本《禮運》天下為公之大道，不以小康為可慕也。
由孔子早年思想言之，《詩》、《書》為最先，先者，着重之意。
下仿此。
由孔子晚年定論言之，《易》《春秋》為最先。
餘謂《詩》、《書》經傳皆成于最後，決不是妄猜之談。
古籍言六經，有先舉《詩》、《書》者，從其早年而說也；有先舉《易》、《春秋》者，從其晚年而說也。
劉漢肇興，孔子之《易》，亂于田何。
亂者，變亂之，失其真也。
然其大體猶可考辨，孔子之《春秋》亡于公羊壽師弟，則原文都無散帙可尋，惟何休三世及他處偶有單詞，可資參證而已。
如《春秋緯》有改亂制及“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雲雲，馬遷述董生稱《春秋》貶天子、退諸侯等語。
《易》、《春秋》二經是《禮》、《樂》、《詩》、《書》諸經之母，二經在漢初既已改竄，餘經自無可存其真。
餘經，謂《禮》、《樂》、《詩》、《書》等經。
馬遷《史記》《自序》中，曾于六經各以一二語總括其概要，概者大概，要者要旨。
二千餘年來群儒治經無有異議，可見孔子六經在漢武時，已被諸老儒與博士之徒改竄都畢，成為典常。
今節錄馬遷《自序》，分别附注，如下： “《易》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
”注曰：此以術數言《易》者也。
古代術數見于《漢書》《藝文志》者，約有陰陽、曆譜、五行諸家。
《志》曰：陰陽家者流，“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