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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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卦》爻辭與《論語》《迷而篇》語合引之，而稱聖人曰。
聖人，謂孔子也，可證爻辭亦孔子作。
舊以為周公作者皆瞽說耳。
五經皆原本《大易》，則五經成于《大易》之後，又不待論。
學者誠知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則經中關于外王學之義旨，雖有漢人竄亂，而《乾卦》開宗明義，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解見前。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首，始也。
物字，亦作人字用。
庶物，猶言庶人或庶民。
庶人久受統治階層之壓抑與侵削，今始出而革命，故曰“首出庶物”。
萬國庶民，以共同的意力，共理天下事，故鹹甯。
終之曰“群龍無首，吉”。
解見《原外王》篇。
大義炳然，赫如天日。
《春秋》諸經與《易》義皆一貫，諸者，謂《禮運》、《周官》及《詩書》等經。
何至雜以小康禮教？又何至以擁護統治為大義乎？ 異哉！漢世奴儒之說曰：“仲尼殁而微言絕，李奇曰：“微言者，隐微不顯之言。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不獨劉歆，班固之徒持此說，實漢儒之所共承也。
其所謂大義者，即小康禮教，孟子言《春秋》誅亂臣賊子，公羊壽以所見等三世，明君臣恩義，皆是也。
其所謂微言者，《禮運》彰天下為公之大道，《春秋》以據亂等三世義，明撥亂，馴至太平，皆是也。
劉歆等謂“仲尼殁而微言絕”，直不承認六經尚存微言；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是孔子所授于七十子者祇有大義，及七十子喪而大義亦乖矣。
然則六經尚何有乎？夫聖人作六經，有問：“《易》、《春秋》、《禮》、《樂》諸經，是聖人創作。
《詩書》則因古史、古詩而删定之，似不可言作。
”答曰：聖人删定，自有取義，且必為傳，以發其義，是乃以述為作。
創發天下為公之大道，廢除統治階層及私有制，而極乎天下一家之盛。
《春秋經》雖亡，董生私語馬遷曰：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禮運篇》尚存倡大同斥小康諸義，《周官經》明明為民主與社會主義導先路，餘于《原外王篇》處處引述經文而釋其義，未有一字無據。
《詩》存下民之哀吟，《書》為帝者所陰毀，《樂經》導人以和，太平之原，實在乎是。
皇皇五經，同出《大易》，義海汪洋，猶堪玩索。
劉歆生漢世，親校六籍，乃避經義而不談，妄謂仲尼生前祇有隐微不顯之言，垂殁而絕，其喪心病狂，竟至此極。
餘年十歲，始侍先父其相公于私塾。
先公為諸生說孟子，有曰“宰我、子貢、有若之徒，稱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又謂其賢于堯、舜遠矣，此甚可怪。
自有生民以來，中夏聖哲接踵而興，其開物成務之盛德神功，何至皆不逮孔子？且孔子歎堯之德如天，舜有天下而與。
不與者，謂其身雖君臨天下，而心與庶人同。
其歸仰二聖也至矣，而敢曰賢之乎？今其弟子乃尊孔子于古聖之上，言之不怍，其必有故，否則遊于聖人之門者，何謬妄乃爾。
餘時謹記訓言，迄成年猶索解不得，後來漸通六比，乃知堯、舜雖有盛德，然其時尚不能發生民主的思想。
孔子六經實為空前創見，故宰我歎其賢于堯、舜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
此言孔子雖未得位行政，然今見其創造之《禮經》，可知其天下為公之政制，将為萬世法。
《禮經》即《禮運》與《周官經》。
聞其樂而知其德，《論語》《子罕篇》，孔子自衛反魯，始正樂。
《樂經》當作于其時。
孔子之外王學以禮樂為治化之本，故子貢先舉孔子之禮樂。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等者，評定得失，猶雲比判。
此言孔子從百世之後，上論已往百世之王，而定其得失，當時後世之人莫能違反其論也。
如删《詩》則存小民怨詩，以罪昏暴之王、侯、大夫，作《春秋》則以統治階層為亂制，雖禹、湯、文、武之治，亦僅目為小康無當于大道。
此其持論，高遠而正大，孰能違反之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由《禮》、《樂》、《詩》、《春秋》諸經之制作，可見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子貢推尊夫子之故，于此說得明白。
有若言：“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
”雖未明舉六經，其意當與子貢同。
餘觀子貢等贊聖之詞，可見六經天下為公之道，一掃往古百王統治遺軌，七十子服習經說者，蓋亦多矣。
縱雲孔子早年，憲章文、武，即守小康禮教，故七十子後學。
承其早年思想，猶奉尊君大義始終不變，此如孟、荀雖并主革除暴君而皆不言毀棄君主制度，不言消滅統治，是其明征。
縱雲，一氣貫至此。
然七十子縱不皆持六經，若其笃守所謂大義者，亦決非多數。
《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經亦名六藝。
其說必有所本。
至戰國時，七十子後學轉而宗小康者或較盛，孟、荀皆于其時為大師，可以窺孔學之流變矣。
孟子主張以孝治天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其骨子也。
荀子主張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雖與孟子不必同，然孟、荀皆傳小康禮教則無疑。
康有為以孟子屬大同學，則是讀孟子而未通也。
大義、微言本劉歆誣聖之詞。
孔子晚而作六經，倡明内聖外王之道，其于外王創發天下為公，當時所駭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此古《春秋》說。
六經皆是巨典，其說靡不一貫，漢人雖多竄亂，而其真相猶可考，本無隐微不顯之言。
姑舉《易》《乾卦》為征。
其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又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者滿盈。
勢極而窮，故不可久。
此為統治階層必由之公律。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此為革命民主之真谛。
曰：“群龍無首，吉。
”此為大同社會之極則。
又征之《春秋》《禮運篇》曰：“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者直轄的邦内之田皆其私有。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董仲舒語馬遷曰：《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是故以禮運、《春秋》相對照，而聖人傾覆統治之故，可知矣。
此但略舉一二，足證六經持論精詳，何有隐微不顯之言，如劉歆所雲者乎？至于君臣之義，為小康禮教重心所在，孔子早年未嘗不以此教學者。
晚年作六經主張消滅統治，豈複有尊君大義可說？七十子傑出于三千之中，深通六經，何至以擁護君權為大義？甚哉劉歆之污賤也。
《史記》稱仲尼弟子三千，通六經者祇七十二人，可見六經在當時為非常異義。
自劉歆唱大義、微言之僞說，漢以來因之，至清季康有為言《春秋》，複祖述劉歆，而六經之真相乃完全晦蔽，不可認識，豈不傷哉！據歆等之說，則是孔子平生教授三千七十之徒，惟是小康大義，而微言或偶有流露，七十子猶罕聞之，況三千乎？故六經祇以大義為主，微言幾乎無存。
後之研六經者，亦研其大義而已。
歆之作僞如是，而有不可掩者，即承認孔子于大義之外猶有隐微不顯之言，微言。
此隐微不顯之言，固明明反大義也。
孔子晚年作六經，胡為不發表其良知之所見所信為大道者，大道，詳《禮運篇》。
顧乃畏避當世有威權勢力者之嫉忌，而不惜背良知隐大道，宣揚小康戴君之大義。
而盡叛其夙昔誦詩學易，吉兇與民同患之志與學？“吉兇與民同患”，見《易》《系辭傳》。
學子而非甚不肖也，猶不必于晚年作是事，況夫生民以來未有之大聖，而忍出此哉？昔者，餘亦嘗承認歆等之說，久而深思焉，吾侪不敢駁歆等者，徒以經中有大義耳。
繼而考見漢人竄亂之證，始毅然不為歆等奸言所亂。
天下為公之大道是六經外王學一貫旨趣，屍子在戰國時，已明言之矣。
劉歆之說，蓋本于漢初竄亂之僞經，而不惜誣孔子，然漢初之儒亦非無所承也。
仲尼之門守其早年小康學而弗肯變者，當不乏人。
如《史記》《孔子世家》曰：“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謂臣不盡臣道，則貶損之。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據此所雲，則馬遷叙述孔子作《春秋》之意，與孟子恰相符合。
孟子言，孔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為七十子後學中孝治派大師。
馬遷所據必六國時孝治派迂儒，以其小康尊君大義而說《春秋》，實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旨也。
馬遷此說亦見《左傳》。
《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傳》雲：“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晉侯、晉文公也。
是時文公初霸，實召周天子臨于踐土，而率諸侯以朝見之。
且使王狩，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故晉侯使王狩也。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
言仲尼如此書法，則周天子為自舉巡狩之典，以見非晉侯所可召緻也。
蓋天子為諸侯共戴之大君，諸侯事天子當盡臣道，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此類書法是其深意所存也。
以上見《左傳》。
《左傳》此文或系漢初人所竄入，或是六國時孝治論者所竄入，今難置斷。
設由漢人增竄，而其文旨亦必本于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此則可斷言耳。
惟馬遷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其果據《左傳》乎？抑别有所據乎？此亦是一問題。
今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有曰：“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序所雲《左氏春秋》，即是《左傳》。
今玩此序，妄将孔子《春秋經》說成史書，孔子依《魯》史記而作《春秋》，乃自發表其哲學思想，是經而非史。
遷蓋欲以其《史記》上附于孔子《春秋》，故不惜侮經，遷未聞大道，無足責也。
其雲魯君子左邱明，蓋因《論語》《公冶長篇》有左邱明，遂逞臆說，殊難征信。
遷之《史記》一書疏謬太多，此不及論。
但遷既稱及《左傳》，則其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當是據《左傳》無疑。
《左傳》之作者為誰，自昔無可稽考，惟自唐、宋迄于清世，趙匡、王安石、鄭樵、王應麟、林黃中、劉逢祿諸儒，先後考證《左傳》涉及六國時事者甚多。
鄭樵所舉八節，雖有二三處錯誤，而通取諸儒所考定者合觀之，則可得不搖之結論有二：一曰、《左傳》決是六國時人作。
而自六國以至漢之劉歆，傳授《左傳》者，時有竄亂，其稱《左氏春秋》蓋欲托于《論語》中左邱明。
二曰、漢博士駁劉歆而言左氏不傳《春秋》，傳者，所以解釋經旨也。
博士謂左氏本不是為《春秋》作傳，但雜集史料之書耳。
歆責博士書皆空言，實無有反攻博士之證據。
博士擯斥《左傳》甚是。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精嚴無匹，足證明《左傳》實不解經，與漢博士說恰合。
由上兩種結論而言，《左傳》“天王狩河陽”一條必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文。
其《傳》稱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雲雲，必是僞托孔子之言。
須知孔子所作《春秋》其經文全部無有一處不出自聖意，《左傳》既是解經，何獨于此處而特标仲尼曰乎？今此處特标仲尼曰則是作僞者心勞而拙，自露其僞迹耳。
馬遷疏謬，輕信《左傳》作于魯君子左邱明，即以為是《論語》中之左邱明。
故于《孔子世家》采錄左氏“天王狩于河陽”之傳文。
餘既否認《左傳》為邱明作，而仍用左氏一詞者，以彼書向稱《左氏春秋》，亦稱《左傳》，便須沿用其名稱耳。
自此僞說編入世家，而《春秋經》乃完全被人誤解，以為是尊君大義之書，與魯國《史記》何所異乎？《魯史記》當然守尊君大義，君主時代未有國史而不以尊君垂教者也。
複次，孔子晚而作《易》，其作《春秋》與《禮運》、《周官》更在《易》後。
《易》以《乾卦》開宗，開示其所宗主也。
其于外王學明明倡言，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以此征之《論語》《季氏篇》“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雲雲，其義旨皆一貫。
孔子“知周萬物”，見《易》《系辭傳》。
深達群變，已發見革命，民主之大道，豫測統治階層崩潰勢速。
勢速一詞，借用佛典。
其作《春秋》經斷無複張尊君大義，以維護周天子之理，齊桓、晉文皆霸業之先創者，晉文緊接齊桓而興。
《論語》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時也。
孔子于桓文之事，惟注意密察群變而把握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定律。
參考《易》《系辭傳》。
何至挾一尊君大義作主張，而本之以裁斷霸者行事，何于臣道與否，以是為能事乎？馬遷《史記》《自序》有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剌譏而已也。
”據此，可見馬遷厚誣《春秋》而媚劉帝。
劉帝一詞，見緯書。
周自武王始有天下，孔子已議其未盡善。
成王托周公之烈，康王始衰，自此以至東管，世世無令主，小民受侵削之慘，見于《變雅》與《王風》者，今猶可考。
孔子删定《詩經》未嘗為周室諱，其作《春秋》志在改亂制。
亂制，謂天子諸侯等統治階層，改者，革去之謂，此古說之僅存者。
而馬遷乃誣《春秋》“褒周室”，豈不悖哉？“踐土之會，晉侯實召王”，此從民群變動之觀點而言，祇是統治崩潰曆程中之一節目。
聖人何至于此，發生以臣召君不可為訓之歎，而必本尊君大義以定其對于此事之書法，将令天下亂臣賊子懼，如馬遷所雲者哉？自孟子至于公羊壽、胡毋生、董仲舒、司馬遷之徒，其言《春秋》皆以尊君大義為主，而于經文每一條必曲為之解，以為聖人褒善貶
聖人，謂孔子也，可證爻辭亦孔子作。
舊以為周公作者皆瞽說耳。
五經皆原本《大易》，則五經成于《大易》之後，又不待論。
學者誠知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則經中關于外王學之義旨，雖有漢人竄亂，而《乾卦》開宗明義，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解見前。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首，始也。
物字，亦作人字用。
庶物，猶言庶人或庶民。
庶人久受統治階層之壓抑與侵削，今始出而革命，故曰“首出庶物”。
萬國庶民，以共同的意力，共理天下事，故鹹甯。
終之曰“群龍無首，吉”。
解見《原外王》篇。
大義炳然，赫如天日。
《春秋》諸經與《易》義皆一貫，諸者，謂《禮運》、《周官》及《詩書》等經。
何至雜以小康禮教？又何至以擁護統治為大義乎？ 異哉！漢世奴儒之說曰：“仲尼殁而微言絕，李奇曰：“微言者，隐微不顯之言。
”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不獨劉歆，班固之徒持此說，實漢儒之所共承也。
其所謂大義者，即小康禮教，孟子言《春秋》誅亂臣賊子，公羊壽以所見等三世，明君臣恩義，皆是也。
其所謂微言者，《禮運》彰天下為公之大道，《春秋》以據亂等三世義，明撥亂，馴至太平，皆是也。
劉歆等謂“仲尼殁而微言絕”，直不承認六經尚存微言；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則是孔子所授于七十子者祇有大義，及七十子喪而大義亦乖矣。
然則六經尚何有乎？夫聖人作六經，有問：“《易》、《春秋》、《禮》、《樂》諸經，是聖人創作。
《詩書》則因古史、古詩而删定之，似不可言作。
”答曰：聖人删定，自有取義，且必為傳，以發其義，是乃以述為作。
創發天下為公之大道，廢除統治階層及私有制，而極乎天下一家之盛。
《春秋經》雖亡，董生私語馬遷曰：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禮運篇》尚存倡大同斥小康諸義，《周官經》明明為民主與社會主義導先路，餘于《原外王篇》處處引述經文而釋其義，未有一字無據。
《詩》存下民之哀吟，《書》為帝者所陰毀，《樂經》導人以和，太平之原，實在乎是。
皇皇五經，同出《大易》，義海汪洋，猶堪玩索。
劉歆生漢世，親校六籍，乃避經義而不談，妄謂仲尼生前祇有隐微不顯之言，垂殁而絕，其喪心病狂，竟至此極。
餘年十歲，始侍先父其相公于私塾。
先公為諸生說孟子，有曰“宰我、子貢、有若之徒，稱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又謂其賢于堯、舜遠矣，此甚可怪。
自有生民以來，中夏聖哲接踵而興，其開物成務之盛德神功，何至皆不逮孔子？且孔子歎堯之德如天，舜有天下而與。
不與者，謂其身雖君臨天下，而心與庶人同。
其歸仰二聖也至矣，而敢曰賢之乎？今其弟子乃尊孔子于古聖之上，言之不怍，其必有故，否則遊于聖人之門者，何謬妄乃爾。
餘時謹記訓言，迄成年猶索解不得，後來漸通六比，乃知堯、舜雖有盛德，然其時尚不能發生民主的思想。
孔子六經實為空前創見，故宰我歎其賢于堯、舜也。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
此言孔子雖未得位行政，然今見其創造之《禮經》，可知其天下為公之政制，将為萬世法。
《禮經》即《禮運》與《周官經》。
聞其樂而知其德，《論語》《子罕篇》，孔子自衛反魯，始正樂。
《樂經》當作于其時。
孔子之外王學以禮樂為治化之本，故子貢先舉孔子之禮樂。
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等者，評定得失，猶雲比判。
此言孔子從百世之後，上論已往百世之王，而定其得失，當時後世之人莫能違反其論也。
如删《詩》則存小民怨詩，以罪昏暴之王、侯、大夫，作《春秋》則以統治階層為亂制，雖禹、湯、文、武之治，亦僅目為小康無當于大道。
此其持論，高遠而正大，孰能違反之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由《禮》、《樂》、《詩》、《春秋》諸經之制作，可見孔子為生民以來所未有。
子貢推尊夫子之故，于此說得明白。
有若言：“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
”雖未明舉六經，其意當與子貢同。
餘觀子貢等贊聖之詞，可見六經天下為公之道，一掃往古百王統治遺軌，七十子服習經說者，蓋亦多矣。
縱雲孔子早年，憲章文、武，即守小康禮教，故七十子後學。
承其早年思想，猶奉尊君大義始終不變，此如孟、荀雖并主革除暴君而皆不言毀棄君主制度，不言消滅統治，是其明征。
縱雲，一氣貫至此。
然七十子縱不皆持六經，若其笃守所謂大義者，亦決非多數。
《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經亦名六藝。
其說必有所本。
至戰國時，七十子後學轉而宗小康者或較盛，孟、荀皆于其時為大師，可以窺孔學之流變矣。
孟子主張以孝治天下，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其骨子也。
荀子主張養人之欲，給人之求，雖與孟子不必同，然孟、荀皆傳小康禮教則無疑。
康有為以孟子屬大同學，則是讀孟子而未通也。
大義、微言本劉歆誣聖之詞。
孔子晚而作六經，倡明内聖外王之道，其于外王創發天下為公，當時所駭為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此古《春秋》說。
六經皆是巨典，其說靡不一貫，漢人雖多竄亂，而其真相猶可考，本無隐微不顯之言。
姑舉《易》《乾卦》為征。
其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又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者滿盈。
勢極而窮，故不可久。
此為統治階層必由之公律。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此為革命民主之真谛。
曰：“群龍無首，吉。
”此為大同社會之極則。
又征之《春秋》《禮運篇》曰：“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者直轄的邦内之田皆其私有。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董仲舒語馬遷曰：《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是故以禮運、《春秋》相對照，而聖人傾覆統治之故，可知矣。
此但略舉一二，足證六經持論精詳，何有隐微不顯之言，如劉歆所雲者乎？至于君臣之義，為小康禮教重心所在，孔子早年未嘗不以此教學者。
晚年作六經主張消滅統治，豈複有尊君大義可說？七十子傑出于三千之中，深通六經，何至以擁護君權為大義？甚哉劉歆之污賤也。
《史記》稱仲尼弟子三千，通六經者祇七十二人，可見六經在當時為非常異義。
自劉歆唱大義、微言之僞說，漢以來因之，至清季康有為言《春秋》，複祖述劉歆，而六經之真相乃完全晦蔽，不可認識，豈不傷哉！據歆等之說，則是孔子平生教授三千七十之徒，惟是小康大義，而微言或偶有流露，七十子猶罕聞之，況三千乎？故六經祇以大義為主，微言幾乎無存。
後之研六經者，亦研其大義而已。
歆之作僞如是，而有不可掩者，即承認孔子于大義之外猶有隐微不顯之言，微言。
此隐微不顯之言，固明明反大義也。
孔子晚年作六經，胡為不發表其良知之所見所信為大道者，大道，詳《禮運篇》。
顧乃畏避當世有威權勢力者之嫉忌，而不惜背良知隐大道，宣揚小康戴君之大義。
而盡叛其夙昔誦詩學易，吉兇與民同患之志與學？“吉兇與民同患”，見《易》《系辭傳》。
學子而非甚不肖也，猶不必于晚年作是事，況夫生民以來未有之大聖，而忍出此哉？昔者，餘亦嘗承認歆等之說，久而深思焉，吾侪不敢駁歆等者，徒以經中有大義耳。
繼而考見漢人竄亂之證，始毅然不為歆等奸言所亂。
天下為公之大道是六經外王學一貫旨趣，屍子在戰國時，已明言之矣。
劉歆之說，蓋本于漢初竄亂之僞經，而不惜誣孔子，然漢初之儒亦非無所承也。
仲尼之門守其早年小康學而弗肯變者，當不乏人。
如《史記》《孔子世家》曰：“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
”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
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
謂臣不盡臣道，則貶損之。
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
”據此所雲，則馬遷叙述孔子作《春秋》之意，與孟子恰相符合。
孟子言，孔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孟子為七十子後學中孝治派大師。
馬遷所據必六國時孝治派迂儒，以其小康尊君大義而說《春秋》，實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旨也。
馬遷此說亦見《左傳》。
《左氏》僖公二十八年《傳》雲：“晉侯召王，以諸侯見，晉侯、晉文公也。
是時文公初霸，實召周天子臨于踐土，而率諸侯以朝見之。
且使王狩，古者天子有巡狩之禮，故晉侯使王狩也。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河陽，晉地。
言仲尼如此書法，則周天子為自舉巡狩之典，以見非晉侯所可召緻也。
蓋天子為諸侯共戴之大君，諸侯事天子當盡臣道，小康禮教以尊君大義為其重心，此類書法是其深意所存也。
以上見《左傳》。
《左傳》此文或系漢初人所竄入，或是六國時孝治論者所竄入，今難置斷。
設由漢人增竄，而其文旨亦必本于六國時孝治派之儒，此則可斷言耳。
惟馬遷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其果據《左傳》乎？抑别有所據乎？此亦是一問題。
今考《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有曰：“魯君子左邱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序所雲《左氏春秋》，即是《左傳》。
今玩此序，妄将孔子《春秋經》說成史書，孔子依《魯》史記而作《春秋》，乃自發表其哲學思想，是經而非史。
遷蓋欲以其《史記》上附于孔子《春秋》，故不惜侮經，遷未聞大道，無足責也。
其雲魯君子左邱明，蓋因《論語》《公冶長篇》有左邱明，遂逞臆說，殊難征信。
遷之《史記》一書疏謬太多，此不及論。
但遷既稱及《左傳》，則其記《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當是據《左傳》無疑。
《左傳》之作者為誰，自昔無可稽考，惟自唐、宋迄于清世，趙匡、王安石、鄭樵、王應麟、林黃中、劉逢祿諸儒，先後考證《左傳》涉及六國時事者甚多。
鄭樵所舉八節，雖有二三處錯誤，而通取諸儒所考定者合觀之，則可得不搖之結論有二：一曰、《左傳》決是六國時人作。
而自六國以至漢之劉歆，傳授《左傳》者，時有竄亂，其稱《左氏春秋》蓋欲托于《論語》中左邱明。
二曰、漢博士駁劉歆而言左氏不傳《春秋》，傳者，所以解釋經旨也。
博士謂左氏本不是為《春秋》作傳，但雜集史料之書耳。
歆責博士書皆空言，實無有反攻博士之證據。
博士擯斥《左傳》甚是。
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精嚴無匹，足證明《左傳》實不解經，與漢博士說恰合。
由上兩種結論而言，《左傳》“天王狩河陽”一條必非孔子《春秋經》之本文。
其《傳》稱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雲雲，必是僞托孔子之言。
須知孔子所作《春秋》其經文全部無有一處不出自聖意，《左傳》既是解經，何獨于此處而特标仲尼曰乎？今此處特标仲尼曰則是作僞者心勞而拙，自露其僞迹耳。
馬遷疏謬，輕信《左傳》作于魯君子左邱明，即以為是《論語》中之左邱明。
故于《孔子世家》采錄左氏“天王狩于河陽”之傳文。
餘既否認《左傳》為邱明作，而仍用左氏一詞者，以彼書向稱《左氏春秋》，亦稱《左傳》，便須沿用其名稱耳。
自此僞說編入世家，而《春秋經》乃完全被人誤解，以為是尊君大義之書，與魯國《史記》何所異乎？《魯史記》當然守尊君大義，君主時代未有國史而不以尊君垂教者也。
複次，孔子晚而作《易》，其作《春秋》與《禮運》、《周官》更在《易》後。
《易》以《乾卦》開宗，開示其所宗主也。
其于外王學明明倡言，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以此征之《論語》《季氏篇》“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雲雲，其義旨皆一貫。
孔子“知周萬物”，見《易》《系辭傳》。
深達群變，已發見革命，民主之大道，豫測統治階層崩潰勢速。
勢速一詞，借用佛典。
其作《春秋》經斷無複張尊君大義，以維護周天子之理，齊桓、晉文皆霸業之先創者，晉文緊接齊桓而興。
《論語》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其時也。
孔子于桓文之事，惟注意密察群變而把握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定律。
參考《易》《系辭傳》。
何至挾一尊君大義作主張，而本之以裁斷霸者行事，何于臣道與否，以是為能事乎？馬遷《史記》《自序》有曰：“《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剌譏而已也。
”據此，可見馬遷厚誣《春秋》而媚劉帝。
劉帝一詞，見緯書。
周自武王始有天下，孔子已議其未盡善。
成王托周公之烈，康王始衰，自此以至東管，世世無令主，小民受侵削之慘，見于《變雅》與《王風》者，今猶可考。
孔子删定《詩經》未嘗為周室諱，其作《春秋》志在改亂制。
亂制，謂天子諸侯等統治階層，改者，革去之謂，此古說之僅存者。
而馬遷乃誣《春秋》“褒周室”，豈不悖哉？“踐土之會，晉侯實召王”，此從民群變動之觀點而言，祇是統治崩潰曆程中之一節目。
聖人何至于此，發生以臣召君不可為訓之歎，而必本尊君大義以定其對于此事之書法，将令天下亂臣賊子懼，如馬遷所雲者哉？自孟子至于公羊壽、胡毋生、董仲舒、司馬遷之徒，其言《春秋》皆以尊君大義為主，而于經文每一條必曲為之解，以為聖人褒善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