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外王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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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緻,推緻也。

    曲,一偏也。

    ”案因物性或物能之偏長處,而施人工以推緻之,則其發育無窮,故曰“曲能有誠”,與《易》言曲成義通。

    如改良動植物品種,及利用電力等等,皆曲成也。

     “子曰:子者,孔子。

    ‘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上傳》十一章。

    注曰:開物者,物字有二義:一,人與天地萬物,通名為物。

    二,物字亦得專用為人之代詞。

    由後義言,庶人知能未啟,當開導之,使愚者日進于明,柔者日進于強,是謂開物。

    由前義言,開發自然界無限物資,滿足人群之需要,是謂開物。

    成務者,人群當時時創成其已往所未曾發起之事務。

    《上傳》第五章雲“富有之謂大業,人能體現天行之健,而富有創造力,故屢成大業。

    日新之謂盛德”,人之智慮、德行,乃至一切制作,如群紀、政制及器械等等,皆日新而不守其故,是德之盛也。

    亦與此通。

     “備物緻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上傳》十一章。

    注曰:聖人注重格物學,故能備物緻用,立成器以利天下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

    化而裁之謂之變。

    推而行之謂之通。

    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上傳》十二章。

    注曰:道者器之體,器者道之用,器者,宇宙萬象之總稱。

    道不在器外,譬如大海水不在衆漚外。

    器者,道之發現,譬如衆漚是大海水之發現。

    故形上形下,但随義異名,實無二界。

    形上之形,是昭著義。

    上者,至極之稱。

    道為器之源,故說為上。

    此道發現萬有,故雲昭著。

    形下之形,是成象義。

    道之發現,名為器。

    器成而有象,故說為形。

    成象故沉墜,複說為下。

    沉墜者,言器成即為重濁的物,便與道之本相不似也。

    “化而裁之”以下,皆就器言。

    器者,物質界之異名。

    化者變化,裁者裁成。

    物質可施以人工,而使之起特殊變化。

    物之材性與其内缊之能,可以人工裁成,而使之發生不可思議之作用,故曰化裁之謂變。

    推行者,聖人以其化裁萬物之道術,推廣而行之于天下,俾天下人互相究明之,故謂之通。

    舉措者,以其化裁萬物之成績,舉而施布之于天下之民,共享其利,謂之事業。

    《大學》言平天下,歸本“緻知在格物”,其義蓋出于此。

     上述諸文,并見《易》《系辭傳》。

    孔子倡導科學之識解可謂深遠至極。

    《春秋》一經本與《大易》互相發明,其書災異特詳者,非如豎儒所謂神道設教之謂。

    董生《春秋繁露》《盟會要篇》雲:“至意雖難喻,蓋聖人者貴除天下之患。

    貴除天下之患,故《春秋》重而書。

    聖人貴除天下之患,故遇天變,如日月食,星隕及水旱等等災異,皆極重視而特書之。

    天下之患遍矣,天災流行,為人類普遍之患。

    以為本于見天下之所以緻患,所以緻患者,由吾人未曾格物以推緻其知,故不能控制天行以除患也。

    吾人必須見及此。

    其意欲以除天下之患。

    ”據此,則書天變或災異者,實以其為天下之患,故重而書之。

    其記日食、星霣等變,欲令審察物理也。

    記水旱等災,欲人之修備也。

    天行雖酷,吾人能制天而用之,則民生利矣。

    《繁露》《盟會要篇》以“至意雖難喻”一語起首,其下言“聖人貴除天下之患”,故重而書,本專就記天變與災異而言。

    董生乃就弑君之事為說,則改變公羊高所傳本義,而以忠君思想維護帝制。

    篇首至“意雖難喻”句,不似發端之辭,其于原文有削改甚明。

     《大易》、《春秋》皆倡導格物之學,七十子之徒當有承其洪緒者,惜乎故籍散亡。

    今惟荀卿書中略可征。

    《荀子》《天論篇》曰:“大天而思之,案此言尊大乎天,而思慕之也。

    天,謂大自然。

    孰與物畜而制之。

    案此言吾人以大自然為神靈,而思慕之,孰若以大自然為物資備蓄之無盡藏,而吾人裁制之,将用無不利乎!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按古代民群敬畏自然勢力之偉大,因從而頌之。

    今則雷電可制裁,而供種種之用,崇山可敷鐵軌,重洋可航輪舟,天空可乘飛機而消其險阻,此等事例不可勝舉,制天命而用之之思想,已完全實現。

    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按聖人與民同患,将有大變革,與其望時而待,不如應時而勇于創,使時勢随人力而轉也。

    因物而多之,孰與騁能而化之!按此謂因物之自多,不如騁吾人之智能,而化裁乎萬物,使其效用益多而益大。

    思物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按楊注:思得萬物以為己物,孰與理物皆得其宜,不使有所失喪。

    願于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按楊注: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人也。

    此言百物豐富,在人所為,不在天也。

    故錯人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

    ”按此言棄人力,而妄思天命,則不達物理。

    詳荀子所雲,蓋發揮《大易》知周萬物,範圍天地,開物備物,成器利用,富有日新諸義。

    覆看前文。

    是故從帝堯人代天工之訓,至孔子以逮荀卿,倡導科學之精神後先一貫。

    晚周科學名家,雖因故籍淪亡鮮可考,然墨翟、惠施、黃缭、公輸子之徒,其姓字猶未盡湮沒,惜其書亡耳。

    墨子為著名科學家,後世多稱之。

    惠施,《漢》《藝文志》列在名家。

    然《莊子》《天下篇》稱南方之畸人黃缭與惠子問難者,皆自然科學上之問題。

    惠子乃遍為萬物說,說而不休雲雲。

    足征黃、惠皆科學家也。

    公輸子以機械之巧,見稱《孟子》。

    若非呂秦滅學,中國科學發展何至後于西洋哉?孟子曰:“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

    ”世未有物理不明,而人倫得不失其序者也。

    聖人倡格物之學,所以為萬世開太平,秦、漢相繼斬其緒,惜哉! 次言社會發展,需養為主,資具為先,始乎蒙,終于乾元用九,天下文明者。

     《易》《序卦傳》雲:“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此言萬物,為人類與一切物之總稱。

    下仿此。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受猶承也。

    《屯卦》承乾坤也。

    下言受者準知。

    《屯》者盈也。

    《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

    需者歆食之道也。

    ”據此,則人群之始蒙蒙昧昧,蒙昧,皆重言之,謂其愚蒙塞野已甚也。

    群生未遂,人文未啟,人文二字,《見》《易系辭傳》。

    人群由愚而進于明,由閉塞而進于開通,由簡單而進于複雜,由蠻野狹陋而進于智慧,與合群公德,及聲明文物之盛,是人道之至文也,故曰人文。

    初民時代,卻無人文可言。

    ”如童稚然,故謂之蒙。

     “物稚不可不養,故受之以《需》者。

    ”《需卦》明歆食之道。

    《需卦》承《屯蒙》二卦之後,明人群以飲食為主。

    民群繁殖,則需養之事急。

    《尚書》言民生,厥惟食貨,義與此通。

    《需卦》之辭曰:需“有孚,光亨。

    貞吉。

    利涉大川”。

    按孚者信也。

    有孚者,人群生養之道,惟在平等互助,必互以誠信相與,而後可共濟。

    誠信不存,則有強者用詐,弱者受欺,人類共同生活之制度無可建立,故貴于有孚也。

    光亨雲雲者,光者明義,亨者通義。

    明通而後不以私害公,是為貞正而吉。

    “利涉大川”者,大川險也,凡不便于民生之度制欲改造之,恒有險阻在前,必持之以剛健,始能涉險而有成,此《需》之要道也。

     資具為先者,資具猶雲工具。

    民群以需養為主,故生産資具之發明與改進,而群道之變動,實系乎茲。

    《易》《系辭傳》雲:“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包犧即伏羲之别名,謂其首創服牛乘馬,因号伏羲,又因其取犧牲以充庖廚,亦号包犧。

    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案神明者,宇宙之大心,亦即是每一物各具之心。

    誠以每一物各具之心,與宇宙之大心,乃渾一而不可剖。

    德有二義:曰德性,曰德用。

    德性貞恒,而德用無窮竭。

    以類萬物之情。

    類者,類通。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離卦》中虛。

    古說有目象。

    網罟以衆孔相連貫,故是取諸離而為之。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

    自此以下,凡取卦象,參考李道平《纂疏》。

    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明之,使民宜之。

    案守其故而不變,則民習于倦怠,而化道熄矣。

    惟通變,故民不倦。

    神而明之者,黃帝、堯、舜精于物理,深于察變,故其創造之功用至神,而民莫不宜之也。

    諸聖皆深于《易》,非孔子不能測之。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緻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渙》。

    服牛乘馬,引重緻遠,以利天下。

    蓋取諸《随》。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柝者,兩木相擊,以行夜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

    蓋取諸《小過》。

    弦木為弧,剡不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蓋取諸《睽》。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

    蓋取諸《大過》。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以書契而布治立事。

    萬民以察。

    察者明察。

    民以此興于學,而察于理道。

    蓋取諸《夬》。

    ”見《易》《系辭傳》下第二章。

    據此,則孔子演《易》,以生産資具之發明與改進,為群道變動之所由。

    其天才卓絕,前識遠燭,萬世無以易也,豈不奇哉!民國八年,魯儒孫穎川學悟,自海外歸,相遇于京津,曾問餘曰:“遊學時與西人相接,皆言中國向來無科學思想,無民主思想,其故安在?”餘曰:漢以來二千數百年,學術思想锢蔽,誠如西人所言,此專制之毒耳。

    抗日軍興,餘與穎川俱入蜀,穎川訪餘北碚,喟然曰:“吾國近四十年間,提倡科學不為不力矣,然學術自有本原,今人不尋自己根芽,恐非自樹之道欤!”餘曰:君欲反求諸己,莫急于學易。

    穎川垂老好學,惜乎其逝之速也。

    嘅茲亡友,姑識其言。

     群始乎蒙,前已說訖。

    其終于乾元用九,天下文明者。

    民群自私有制度與統治階級之形成,天下最大多數人常困于衣食而不得溫飽,無有發展其知能與智慧之機遇。

    凡高等學術惟少數人得研究之,且常以擁護統治階層之雜染意識,雜染意識,參考佛家唯識論。

    發為邪說,如貴賤尊卑等名分,以愚诳天下最大多數之窮人,是故階級未除,學術雖興,而不得下逮,大群蒙昧猶不異初民時代也。

    《易》《系辭傳》曰:“吉兇與民同患。

    ”古代所謂民者,即指天下勞苦衆庶而言。

    《春秋繁露》,“民者暝也”。

    《論語》:“民可使由之。

    ”鄭注:“民者冥也。

    ”《尚書》《呂刑》“苗民弗用靈”。

    鄭注“民者瞑也”。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民之号,取之暝也”,又曰“民泯然無所知也”。

    《荀子》《禮論》:“人有是,君子也;外是,民也。

    ”注:民,無知之稱。

    《賈子》《大政篇》下:“民,冥也。

    ”如上所述,古者蓋以天下勞苦大衆,其生活甚窘,不得從事學問發展知識。

    故因其冥昧無知,而命之曰民也。

    聖人所以領導下民而不忘憂患者,蓋由其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出于不容已耳。

    古籍言及民者,每曰下民或小民,以其最卑微,常為居上者之所驅役與侵削故也。

    神明,解見上文。

    今此言神明之德,猶言聖人之心德。

    夫聖人之心德,與萬物通為一體,未嘗舍萬物,故常類通萬物之情,吉兇與共也。

     《易》《幹》之《文言》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亢龍者,統治階層之勢,将達于極度,處上而不能下,是亢龍之象也。

    龍,為居上者之象;亢者,極上而不能下之象。

    勢極而不反,雖悔無及,故謂之窮。

    窮則災害至,雖欲勿覆滅,不可幾也。

     《易》《系辭傳》曰:“《易》《易》之學發明變易之道,其變則如下所雲也。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下傳第二章。

    此明群變之軌範也。

     夫私有制與統治階級之形成,是固群變之所必經,而非人群之公道,其勢決不可久。

    聖人前知其必至于窮也,是故倡天下為公之道,定天下一家之規。

    詳在《禮運》,篇首已引述。

    所以除階級,廢私有,而為變通可久之道也。

    《易》《幹》之《彖》曰:“首出庶物,萬國鹹甯。

    ”庶物,猶言庶民,即天下最大多數之窮民。

    此言庶民一向受侵削于統治階層,今乃互相結合,始出而共舉革命之事,此中首者始義。

    首出,猶言始出。

    遂令階級蕩平,統治者廢黜,而萬國之庶民互相親比,比者互助義。

    互相制約,實行天下為公之大道。

    故庶物首出,而萬國莫不安甯也。

    《易》《雜卦傳》曰:“《革》,去故也。

    《鼎》,取新也。

    ”《易》以《革》、《鼎》二卦相次,明去故取新,物理人事無不皆然。

    庶物崛興,共圖革鼎之大業,當毅然開創,不容待時而動。

    《易》《幹》之《文言》曰:“先大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天者,自然之運,本吾人衆力當過去世所造成之運會也。

    其既成,則謂自然之運耳。

    吾人當以自力,突變自然之運而開創新運,使自然之運随人而轉,故曰天弗違。

    後天者,謂因自然之運,而順應之以圖功,不失其時。

    案先天者,突變義。

    老氏反儒,其言群化,期之以漸,故曰:“不敢為天下先。

    ”自漢以來,老之說行,而《易》道晦。

    中國群俗政制乃至一切,均凝滞不變,《易》學被奪于老,乃中國之大不幸也。

    清季,嚴複宗老而薄儒,章炳麟亦不通儒術。

    嚴諱言革命,章嘗彈嚴,卒有能明經義以正之也。

    老學本出于《易》,而适毀《易》。

    漢世儒生治《易》者又皆以術數障之,儒學之亡也久矣! 乾元用九雲雲者。

    《易》《幹》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言萬物,即天地與人皆包含在内。

    乾元者,萬物之本原也。

    物雖萬殊,從本而言,皆互相聯屬,平等一如。

    一如者,言彼物此物都無高下等差别。

    用九者,幹為陽。

    九者陽數。

    《易》每卦六爻,而以九為奇數,以之表幹陽。

    六為偶數,以之表坤陰。

    《乾卦》六爻皆陽,所以表萬物之潔齊,潔者,言其真善美;齊者,平等義。

    六爻皆陽者,明萬物皆是乾元之顯現,故萬物莫不至潔,莫非平等也。

    亦即以此見乾元之妙用,用而曰妙,贊美辭也。

    故曰“用九,乾元之妙用,于《乾卦》六爻之皆表以九而可見,斯雲用九。

    見群龍無首,吉”。

    古代以龍有陽剛之德,故聖人居天子之位者,即取象于龍。

    今幹之六爻皆陽,是群龍也。

    世進太平,則大地人類都是聖人,而天子之位與權不屬于一人,乃遍屬于普天之下一切人,故曰“群龍無首”。

    無首,謂無有為首長者。

    無亦作無。

    世運至是,乃大吉。

    蓋社會發展,由蒙昧而進進,張橫渠雲:“《易》道,進進也。

    ”終乃突躍而至于全人類大同太平。

    人類以格物之功,而能開物、備物,變化裁成乎萬物,利用安身,馴至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之盛,天地之德,無私也;日月之明,無蔽也。

    而人道尊嚴極矣。

     上來略述《易》義,今次當說《春秋》。

    孔子之外王學主張廢除統治階級與私有制,而實行天下為公之大道,餘以董生所私授于馬遷之《春秋》說與《禮運》參稽,得其确證。

     《史記》《儒林傳》曰:“漢興至于五世之間,高、惠、文、景、武為五世。

    惟董仲舒名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馬遷此言決不妄,然董生作《春秋繁露》,确為擁護帝制之書,實背其所學。

    說見《原學統》中。

    惟《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所聞諸董生之言曰: 《春秋》貶天子,案貶者貶損,猶言損去之也。

    退諸侯,案退者黜廢之也。

    讨大夫,案讨者,誅滅之也。

    以達王事而已矣。

    案古訓,王者往義。

    王事,謂天下人所共同向往之事,如《易》之《比卦》明萬物互相比輔而生,《同人》之卦明人類當去私而歸大同。

    《禮運》言天下一家。

    人群事變無窮,畢竟向天下為公之大道而趨,是謂王事。

    子曰:案子者,孔子。

    “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

    ”空言雲雲,謂空持理論,不如實行革命之事,其道乃深切着明也。

    漢以來奴儒說《春秋》者,其解釋不如見之行事句,則謂孔子以為不如托之古史所載君臣行事,而筆削褒貶以垂戒。

    如是,則與空言何異?明明背叛聖文。

     如上所引,是馬遷《自序》所稱,聞諸董生之言,此乃董生私授于馬遷,而不敢寫出為書者。

    《春秋經》雖亡,而董生此數語猶存《春秋》真相,至可寶貴。

    案馬遷《自序》中雖稱述董生此數語,而其後文乃多以己意淆亂之,如雲《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以下數段文字,純是小康禮教之意,蓋以迎合皇帝而避禍也。

    夫《春秋》曷為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哉?餘考之《禮運篇》而知其故矣。

    《禮運》談小康一段,言“大人世及以為禮”,大人謂天子。

    世及者,天子之位,為其一家世襲之物,父死子繼,亦有傳弟者。

    後世,天子無子,則立猶子為後,是謂世及。

    天子如是。

    諸侯世有其國,大夫世有其采地,皆是世及之禮制。

    至“以設制度,以立田裡”,其後文複申之雲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案天子所直轄之邦域内,其田皆為天子一家私産也。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

    案諸侯以其國内之土田,為其一家私産。

    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案古者卿大夫所封之邑,曰采地,亦為其一家私産,子孫世有之。

    是謂制度。

    案以上數語,即詳說前文“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二句。

     如上所述,《禮運》之文,以與馬遷所稱董生說《春秋》義相對照,可見中國古代社會有三層統治階級,曰天子、曰諸侯、曰大夫。

    此皆孟子所謂“治人者食于人”,案食于人者,謂不自食其力,而以人民之勞作,供己之食,是謂食于人。

    即立于剝削之地位者也。

    而天下最大多數之小民,亦雲下民,則在三層統治之下,古籍稱人民曰小民或下民,秦以後皆因之。

    勞苦力田,以奉其上。

    孟子所謂“治于人者食人”,案治于人者見治于居上層者也。

    食人者,出賦稅以供養上層也。

    是乃無産階級也。

    孔子哀闵下民,故其作《易》明吉兇與民同患之志,引見前文。

    而作《春秋》則盛張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正義。

    其忿嫉三層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即對下而行剝削者。

    欲掃蕩之,可謂大智大仁大勇,為曠劫未有之大聖矣!曠劫,猶雲曠代,有空前絕後之意。

    孔子在古代有此深遠見地,偉大情懷,真令人窮于贊揚。

    孔子言成己,必赅成物在内,不遺物而私小己也。

    言己立、己達,必赅立人達人在内。

    若惟求己之能立,而于人未自立者則忽視之,惟求己之洞達不惑,而于人未自達者則忽視之,是不悟人己互相聯屬為一體,而自私自利以喪其真也。

    故孔子廣教育,曰“有教無類”。

    謂無貴賤貧富或智愚等類别,而普遍施教也。

    門下三千之衆,高材七十子之徒,多來自遠方諸國,其領導民衆之熱誠至深厚,感召力至偉大,不獨在中國為出類拔萃,即在世界史上亦罕有其倫也。

    孔子破除階級,倡導民主,與創明天下一家之治綱,遠在三千年前,豈不奇哉!三千年猶稍欠,今舉成數言之。

    然孔子之思想非無所據,蓋見夫古代社會有三層統治階級存在,以少數人控制與剝削天下最大多數人。

    此為理之所不許可,勢将必至于窮,一般人皆習焉不察。

    孔子天縱之聖,其前識孤燭,斯足奇耳!實則孔子思想猶是反映當時社會政治,并非不根事實從空想得來也。

     今從《詩經》三百篇考見周代小民之怨詩,足征當時統治階級橫行剝削,不傾覆之,是無人道也。

    姑說《小雅》舉數章,以見其概。

    《正月》有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佌音此。

    蔌音速。

    佌佌,小人之狀;蔌蔌,窭陋貌。

    蓋收租之吏,亦有役夫随從。

    佌佌蔌蔌,謂役夫也。

    今已有屋有谷,可見服事官家者,亦勝于為民。

    民今之無祿,夭夭是椓。

    無祿,無谷也。

    夭夭,上夭字,注家皆作天。

    下夭字,夭折也。

    椓,害也,言天禍夭折之為害耳。

    案注家此解甚謬。

    上天字,亦是夭字微訛,當作夭夭。

    夭夭者,少好貌,謂收租吏也。

    民之無谷,由王家吏盡搜括去,害在是也。

    哿矣富人,哀此茕獨!”哿音可。

    茕音窮,富人,謂在官者。

    又《蓼莪》有雲:“瓶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案瓶、罍皆酒器。

    瓶小而罍大。

    民以瓶自比,而以大罍比君上,言小民資糧罄盡,悉入王家大罍,此亦王家之恥也。

    鮮民猶言窮乏之民,生不如死,怨之至也。

    此詩為孝子不得養親而作。

    又《魚藻》有雲:“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藻,水草也,言魚何在乎,在水草處也。

    頒音焚,大首貌。

    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言王何在乎,在鎬京也,則恺樂飲酒矣。

    豈音恺。

    此詩蓋人民以魚自比,魚栖水草之下,常為人所取食,王者恺樂餘酒以肆志,亦視民若肥魚而無患耳。

    又《大東》有雲:“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杼音伫。

    柚音逐。

    小東大東,謂東方小大諸國也。

    周都西京,諸侯之國向稱富庶者,皆在周之東。

    杼柚,織具,可容受諸物者,此言東方小大之國杼柚皆已空,可見民間百物凋敝。

    糾糾葛履,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佻佻,輕薄貌。

    公子,諸侯或大夫之子弟與貴戚也。

    周行,大道也。

    人民以葛履履霜,困于行路可知,而上層貴族子弟閑遊道上,往來自得,窮民見之,心憂而病。

    又《苕華》有雲“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青青,盛貌。

    窮民自歎其生之苦,不如苕葉青青也,故雲不如無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牂羊,牡羊也。

    墳,大也。

    羊瘠則首大,窮人自以瘠苦,比瘠羊也。

    罶,笱也。

    罶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

    民家無餘糧,蕭索之況猶是。

    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朱注: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哉?綜上諸詩觀之,可見周之王室剝削小民甚慘,《國風》茲不及舉,而由《大東》一詩玩之,亦可見東方小大諸國,其人民困窮至極,皆有“不如無生”之歎。

    孔子删《詩》而尊之為經,其識卓,其仁至矣!其作《春秋》而以消滅階級,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

    開導當時後世無盡之人類,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孟子言“《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亡者,非民間無詩也。

    周室東遷以後,皆昏庸相繼,王朝采詩之典必不舉,列國不複陳詩,故謂《詩》亡。

    《詩》亡則統治者無所警,其腐壞益甚,崩潰益急,此《春秋》所由作也。

    孟子蓋嘗聞《春秋》,然終守小康禮教,不欲消滅階級,孟子迂陋,非聖人之徒也。

    荀卿亦然,茲不及論。

     孔子自明其作《春秋》之志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可于《論語》中得其證。

    《論語》《陽貨篇》稱孔子欲應公山弗擾與佛肸之召。

    《史記》《孔子世家》稱魯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

    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

    使人召孔子。

    孔子欲往,曰:費邑雖小,僅庶幾乎。

    子路不說,止孔子。

    孔子卒不行。

    此其後,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佛肸,以中牟叛。

    使人召孔子。

    孔子欲往,子路止之。

    案孔子欲應公山之召,在五十學《易》時。

    佛肸召,列在五十後。

    夫佛肸、公山,一為魯大夫季氏之邑宰,一為晉大夫趙氏之邑宰。

    二子叛其大夫,即是以臣叛主,世之所謂亂賊也。

    然二子召孔子,孔子并欲往何哉?大夫之邑宰與農民最親近,孔子蓋欲往說二子領導民衆以讨大夫,即消滅第一層統治階級,實現民主政治之理想,春秋時代,天子隻是守府虛号,守府者,謂僅守王者之府第而已。

    其實權已下移于諸侯。

    至孔子之時,諸侯之權又下移于大夫,而大夫又多為其屬邑之宰臣所逼。

    孔子因公山、佛肸二子之召而皆欲應之,其志在領導民衆以行革命,改亂制而開民主之局。

    《春秋》改亂制,此古《春秋》家之說也。

    自大夫而上,有諸侯,有天子,凡三層統治階級,社會至不平,人民受重重侵削至苦矣。

    故《春秋》謂之亂制,而必欲改之也。

    康有為《孔子改制》考根本不識亂制一詞何所指目,卻任淺見,胡亂說去,深可惜!孔子語子路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言不徒召,必将用我之言也。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朱注:“為東周,言興周道于東方。

    ”此誤解也。

    孔子必非興文、武、周公之道于東方,必将廢統治,除階級,而為首出庶物之新制。

    見前談易處。

    朱子為漢人所惑而不了孔子之真,無足怪也。

    孔子卒不應二子之召,非必因子路之言而止。

    蓋知二子不足與謀,而民智未開亦未可驟圖。

    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記》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

    是可使由之之證也。

    然欲使其知合群為治,共興于善,則未可驟幾也。

    誤解斯言者,以為孔子不欲民之有知。

    孔子明明“有教無類”,又曰“開物成務”,見前談《易》處。

    豈不欲民之有知哉?今曰不可使知之者,歎辭也。

    子路事孔子已久,猶擁護統治,以為孔子不當黨叛,況其餘乎?孔子圖舉革命之事而不果,群情未喻也,而其不尚空言,欲見之行事,其前識與定力已昭垂萬世矣。

     《春秋》于天子言貶,于諸侯言退,于大夫獨曰讨。

    讨者讨伐,必以兵力誅滅之也。

    共辭獨重,何耶?周室東遷而後,天子虛擁王号,諸侯國之政,操之大夫,如人民起而革命則以幹戈誅其大夫,而天下事易定矣。

    天子但損去之,諸侯但黜廢之已耳,此聖人所以有意乎公山、佛肸之事也。

    從來言《春秋》者,祗謂聖意在筆削,殊無革命之圖,此奴儒妄侮聖人耳。

     《春秋》之外王學于前所考定者外,而何休注《公羊傳》略存三世義,聖人為萬世制太平之意猶可窺也。

    漢以來言三世者,皆以為何休所言,亦承董生《繁露》。

    清季,皮錫瑞、康有為諸人,皆笃信公羊壽、胡毋生、董仲舒之徒是真能傳授孔子《春秋》學。

    其實,皮、康于《公羊傳》及《繁露》雖曾讀之,而未嘗通其義也。

    公羊壽首以“為漢制法”之私意,變亂聖言,而與其弟子胡毋生合謀作傳。

    仲舒《繁露》根據壽與胡之《公羊傳》而雜以怪迂之論,其改竄聖文,以護帝制,則與其師若友,無異道也。

    仲舒之學,傳自公羊氏,當是壽之弟子。

    胡毋生與仲舒同業。

    《春秋》宏綱钜領,本在三世義。

    雲何三世?孔子依魯《史記》而作《春秋經》,起魯隐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凡十二公分為三世。

    十二公者。

    一隐公、二桓公、三莊公,四闵公、五僖公,六文公、七宣公、八成公、九襄公、十昭公、十一定公、十二哀公。

     三世義旨自兩漢迄近人治《春秋》者,皆以何休說與公羊壽、胡、董均無異趣。

    趣者旨趣。

    近人,謂康有為、皮錫瑞等。

    胡、董,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也。

    餘覽何休《公羊解诂》自序。

    公羊春秋傳亦省稱《公羊》。

    《解诂》者,何休為《公羊傳》作注,亦名解诂。

    注成,而休複自序之也。

    言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

    據此,足征何休雖為《公羊傳》作解诂,而其陳義實自有所本,故于胡毋生條例,但略依之而已。

    休自雲“多得其正”,必有以補傳之缺也。

    休不稱及仲舒,其于董無所取,可知。

    餘以為何休之學當承自公羊氏流傳之口說,是為孔子之本義。

    公羊壽與胡毋生作傳,乃以私意為漢制法,不敢述孔子本義也。

    休為漢臣,亦未敢駁公羊以宜孔義,然不忍口說完全湮絕,姑存其略,此休作《解诂》之密意也。

    本書《原學統》中說《春秋》諸段文字,宜覆看。

    今先核定《公羊傳》之三世義,而後征明何休說。

     《公羊傳》:“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何以者,發問也。

    《經》不書益師卒之日,故問。

    遠也。

    此答也,公羊壽與胡毋生以為隐公之世,去孔子已遠,則思誼淺,故孔子于先君之臣略其卒之日而不書也。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據此,可見公羊壽與胡毋合作之《傳》即《公羊傳》。

    其言三世,隻就君臣情義而言,更無政治社會諸大問題或何種理想可說。

    何休解此處傳文,有雲:“所見者,謂昭、定、哀已與父時事也。

    昭、定、哀三公時事,是己與父所見,謂之所見世。

    己者,設為孔子之自謂。

    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

    文、宣、成、襄四公時事,孔子所不見,乃是孔子之王父時事,故于孔子為所聞世。

    所傳聞者,謂隐、桓、莊、闵、僖、高祖曾祖時事也。

    隐、桓、莊、闵、僖五公時事,孔子不得親聞,乃是孔子之高祖、曾祖時事,故于孔子為其所傳聞之世。

    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

    恩之厚薄,義之深淺,而情感自與之相應。

    時恩衰義缺,徐《疏》謂當時君臣父子多相殺。

    将以理人倫,理者正也。

    謂孔子作《春秋》将以正人倫,如君臣父子等倫是也。

    序人類,如上下貴賤尊卑,鹹有序也。

    因制治亂之法,故于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

    恩己雲雲者,謂孔子于其所親事之君感恩最切,故念君之施恩其臣者尤深。

    注文過渾簡,切忌誤解。

    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

    臣雖有罪,而亦記錄其卒之日,不忍略者,見君之厚恩其臣,不以有罪而薄之也。

    無罪者不待言。

    丙申季孫隐如卒是也。

    定公五年,丙申,季孫隐如卒。

    隐如有逐君之罪,而書其卒之日,此于所見世,着君恩之厚也。

    于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

    所聞之世,大夫卒,是孔子王父時事,故于先君之臣,恩誼稍殺。

    殺者,降低之謂。

    大夫卒,無罪者日錄,記錄其卒之日,不欲略之,以其無罪也。

    有罪者不日。

    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

    宣公五年九月,叔孫得臣卒,此不書日也。

    何氏雲:得臣知公子遂欲弑君而不言,罪當誅,故于其卒也,不錄其日。

    于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

    所傳聞世,大夫卒,是孔子高祖、曾祖時事,先朝之臣,年代較遠,恩誼甚淺。

    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

    不論有罪無罪于其卒也,皆不錄其日。

    恩淺則略之也。

    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

    ”今此書公子益師卒。

    益師本無罪,而不錄其卒之日者以世遠,恩淺而略之也。

    隐八年,冬十有二月,書無駭卒。

    無駭滅人國,有罪而亦不書其卒之日,亦以世遠恩淺故略也。

    如上所引注文,蓋何休直據《公羊》本旨而為疏釋。

    易言之,即公羊壽、胡毋師弟作《傳》,實不述孔子之三世義,而以己意為漢制法。

    故其三世義,隻就君臣情義而言。

    以情言者,于所見世,大夫卒,雖有罪而亦錄其卒之日,不忍略之,所以為君文飾其待臣子之恩厚,為人臣者不可不懷君之恩也。

    以義言者,于所聞世,大夫卒,無罪者錄其卒之日,有罪者則略其卒日而不錄,所以戒人臣事君當求無罪也。

    于所傳聞之世,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錄其卒日,世遠恩淺則略之。

    故三世各異其辭,而其大要在勸戒君臣以情義相結合,其屬意臣道尤深也。

    君臣情義交孚,為帝制所賴以鞏固,公羊壽、胡毋師弟為漢制法可謂忠矣,然背叛《春秋》真義,其罪亦無可逭也。

    仲舒《繁露》言三世完全宗主《公羊》。

    說見《原學統》中。

     何休注釋《公羊》隐元年《傳》、所見、所聞、所傳聞一則,詳其文旨明明前後相矛盾。

    前段闡明所見等三世異辭,餘已引述在前,茲可不贅,後段别标據亂、升平、太平三世義,确與前段盛彰君臣情義者異旨。

    夫君主制度,起自民群幼稚,曆久而未革之亂制。

    世進升平,則已撥亂而反諸正,必不容有君主,此從董生私授馬遷《春秋》貶天子退諸侯讨大夫之語征之可知也。

    何休不敢昌言及此,然其三世義略存孔子《春秋》綱領,今以之與《禮運》及董生私授馬遷語互相參證,《春秋經》之大體猶可窺見,不得謂《春秋》已亡也。

    今引述何注據亂等三世義,如下: 于所傳聞之世,見治起于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粗,故内其國而外諸夏。

    《春秋》諸夏之稱,不論其種類為同為别,而必同有高度文化,同有智述技能,同好禮義者,即通稱諸夏。

    夏者在也。

    凡國,各以其己國為内,即各以其并立之諸夏多數國家皆視為外。

    外之即有抗敵意。

    先詳内而後治外,錄大略小。

    内小惡、書;外小惡,不書。

    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

    内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

     于所聞之世,見治升平,謂見此世已進于升平也。

    内諸夏而外夷狄。

    夷狄者,蠻野無知之稱,世或以未開化之民族為夷狄。

    《春秋》之義殊不如此。

    凡民族有高度之知識技能及有學術者,而或習于兇狡,逞侵略,棄禮義,則皆謂之夷狄。

    以其雖有知能,而為人道之害,非真知故,不謂之夷狄不得也。

    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

    下略。

     至所見之世,着治太平,着明此世已進至太平也。

    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

    下略。

     上來征引何休注,可見何氏所說三世義,證以《大易》窮變通久,與《禮運》天下為公諸義,皆為一貫。

    故知何注獨傳孔子之真,而《公羊傳》之三世義确是公羊壽與胡毋為漢制法,非壽先人所受于子夏之《春秋》學也。

    今以兩說對照如下: 何休所述孔子三世義: 所傳聞世  見治起于衰亂之中,是為據亂世。

     所聞世   見治升平,是為升平世。

     所見世   着治太平,是為太平世。

     公羊壽與胡毋所作《公羊傳》之三世義: 所見世   臣當懷君深恩。

     所聞世   以義繩臣道。

     所傳聞世  世遠不以恩義論。

     兩說對照,公羊壽胡毋師弟說三世,明明倡君臣恩義之論,為統治階級作護符,此與何休所述三世義本如甘辛不同味。

    而漢以來二千數百年,竟無一人能辨之者,豈不奇哉?近時康有為本抄胥之技,短于運思,其不辨,無足怪。

    公羊氏本世傳孔子《春秋》學,至壽與弟子胡毋僞造為漢制法之《公羊傳》公之當世,而後孔子之真《春秋》祇有借口說流行。

    何休所傳者必公羊氏門人散布之口說也。

    惜乎何休仍不敢破僞顯真,而猶為僞《公羊傳》作注,遂使真僞雜揉,後學莫辨。

    然亦幸有何休此舉,後人不皆無目者,尚可簡瓦礫以識真金也。

    休之功,其可沒欤! 前引何休注,今當随文略釋。

    一、釋何注據亂世諸文。

    據亂者,依據衰亂之世而起治功,故雲。

    據亂世,為列國林立,互相競争之世,故各國之民皆不免于狹隘之國家思想。

    其時社會種種不平,統治階級獨擅其利,而大多數勞苦之民常安窮困,無由自覺自拔,此誠衰亂之世也。

    孔子作《春秋》以衰亂之象,說為高祖、曾祖時事,亦謂之所傳聞世,此乃記述其高、曾以來傳說如此耳。

    其實,衰亂不始于高、曾時也。

    于衰亂中創起治道,用心尚粗粗者,群智未盛啟,圖治有序故也。

    内其國而外諸夏者,國人自愛其國,視其國非身外物,是謂之内;以己國與諸夏衆國對立,而時存鬥志,是謂外諸夏。

    夫世方據亂,列國各有向外擴張之欲,亦各有對外抗拒之志。

    抗拒力大者存且強,抗拒力小者弱以亡,故抗拒之志不可無也。

    若乃導國者懷擴張之欲,雖并民力以向外,可收一時之效,而隐患亦萌于此矣。

    先詳内後治外者。

    先後猶言本末,非時間義。

    如木之根幹本也,其枝葉末也。

    根幹培之固,而枝葉自茂。

    自古未有内政腐壞而可治理外交者也。

    内政詳正,則外交順理而治。

    錄大略小者。

    《春秋》托王于魯,《春秋》以外王之道,假托于魯國,即以其一切理想皆假設為從魯國倡始實行,此古《春秋》家所說也。

    故以魯國當據亂之世,其外交則注重大國之交,而小國從略。

    《春秋》于據亂世,書魯國對友邦強大者之交際頗密,如大國君主卒葬亦有記錄是也。

    小國則略者,以其不足為患故也。

    内小惡書者,行事得失,必慎之于微。

    《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秋日履霜,便知堅冰将至。

    所以防漸也。

    霜降微寒,積漸而至堅冰。

    小惡積漸遂成大惡,不可不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