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 劉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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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天。

     這不是顯然要提出一心體來,而又故意要避免良知二字嗎?若說“知”,便容易連想到“照”。

    說照,便離不開外面的事物。

    若說“意”與“獨”,便挽向裡面來。

    這是宗周的苦心。

    其實這獨體之意何由來,則仍不免要回到宇宙論方面去,所以此處宗周又不免要牽拉上一“天”字。

    但又不肯說一“性”字,此見宗周始終跳不出王學之牢籠。

     祝淵言立志之難。

    先生曰:“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

    魚終日在水,忽然念曰:吾當入水。

    躍起就水,勢必反在水外。

    今人何嘗不在道中,更要立志往那裡求道?若便如此知得,連立志二字也是贅。

    ” 他隻說人心原自有主宰。

    這主宰,即是意與獨。

    換言之,亦即是天與道。

    如此則隻要誠意慎獨,便一了百了,所以連立志二字也不要了。

    在此上,宗周便很不喜朱熹。

    他說: 朱子表章《大學》,于格物之說最為吃緊,而于誠意反草草,平日不知作何解,至易箦,乃定為今章句,曰:“實其心之所發。

    ”不過是就事盟心伎倆,于法已疏矣。

    至慎獨二字,明是盡性吃緊工夫,與《中庸》無異旨,而亦以心之所發言,不更疏乎?朱子一生學問,半得力于主敬,今不從慎獨二字認取,而欲掇敬于格物之前,真所謂握燈而索照也。

     可見宗周學派,還是王學一路,隻把“慎獨”來換出“緻良知”。

    因此對于朱熹的格物說,自要不贊成。

    如此則豈不隻要本體,可以不問工夫了。

    于是遂使他又回到周敦頤之“主靜立人極”。

    他說: 周子主靜之靜,與動靜之靜,迥然不同。

    蓋動靜生陰陽,兩者缺一不得,若于中偏處一焉,則将何以為生生化化之本乎?然則周子何以又下個靜字?曰:隻為主宰處著不得腳注,隻得就流行處讨消息,亦以見動靜隻是一理,而陰陽太極隻是一事也。

     他又說: 無極而太極,獨之體也。

    動而生陽,即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靜而生陰,即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才動于中,即發于外,發于外則無事矣。

    是謂動極複靜。

    才發于外,即止于中,止于中則有本矣。

    是謂靜極複動。

    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若謂有時而動,因感乃生,有時而靜,與感俱滅,則性有時而生滅矣。

     這番話,描寫心态卻深細。

    他說才動于中,即發于外,才發于外,即止于中,因見心體無可分内外。

    發了便無事,故說動極複靜,而并不是發了便沒有,故又說靜極複動,因見心體也無可分動靜。

    這些話,審察心體都是很精密。

    但若說太極隻是一心體,心體便是一太極,這問題卻大了。

    從近代西方哲學術語說,這已不是人生論上的問題,已轉到形上學的本體論去了。

    本來王守仁的良知學,專就人生界講心即理,這是無可非難的。

    但守仁晚年也有好些話侵入了形上學本體論的界域去。

    所以他要說:“充天塞地,中間隻有這個靈明。

    ”又說:“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

    ”又說:“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

    ”現在宗周顯示已落進這圈套,他隻把“獨體”二字來換了良知,于是便說太極即獨體。

    而此獨體,又即是人心内蘊之意,愈說愈向裡,這是良知學中一極大迷人的歧途。

    可惜守仁當年,沒有詳細地剖析,而宗周則把此心之獨體,轉成為宇宙萬物之獨體。

    如是則轉成了宇宙即心,心即宇宙。

    宗周曾說:“朱子失之支,陸子失之粗,陽明失之玄。

    ”但宗周說到這裡,豈不更是玄之又玄了。

    所以他要說: 釋氏之學本心,吾儒之學亦本心,但吾儒自心而推之意與知,其工夫實地卻在格物,所以心與天通。

    釋氏言心,便言覺,合下遺卻意。

    無意則無知,無知則無物。

    其所謂覺,亦隻是虛空圓寂之覺,與吾儒體物之知不同。

    其所謂心,亦隻是虛空圓寂之心,與吾儒盡物之心不同。

    象山言心,本未嘗差,到慈湖言無意,分明是禅家機軸。

     他又說: 心以物為體,離物無知。

    今欲離物以求知,是張子所謂反鏡索照也。

    然則物有時而離心乎?曰:無時非物。

    心在外乎?曰:惟心無外。

     這裡他所說體物之知,盡物之心,心以物為體,離物無心,而物又不能在心外。

    這許多“物”字,似乎又是指的宇宙中之萬物,與上引王棟格物說所謂矩與格式的物義大殊了。

    于是遂有他的“體認親切法”。

    他的體認親切法共分四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