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 劉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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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天地萬物之中，非有我之得私。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為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為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這裡第一項，比較易解釋。
第二項下一句，也還易解釋，但上一句便不然，這顯然是一個無極而太極的獨體了。
第三第四項，依随第二項上一句而來，這近于像西方哲學如黑格爾之所謂絕對精神了。
如此般的來體認，實也不易得親切。
王守仁的良知學，若偏主在“即知即行，事上磨練”的那一面，便成為浙中與泰州，這一派演進到羅汝芳，滿街都是聖人，捧茶童子亦是良知與天理，那就發展到極點，無可再進了。
若偏在“主靜歸寂”的一面，便成為江右派。
羅洪先是其中翹楚，演進到東林高攀龍，工夫已到盡頭處，宗周卻要說他半雜禅門了。
但若像宗周般，說成一太極之獨體，在思想進展上，也就無可再說了。
黃宗羲乃宗周及門弟子，他說：“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傳。
”又說：“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并稱為大儒。
”但高攀龍與劉宗周畢竟學派有不同，此處暫不深辨，要之無論是高或是劉，他們講王學，總得要回頭牽到朱子來講，是他們都帶有由王返朱之傾向。
隻攀龍可說是新朱學，而宗周則仍可說是王學到了盡頭了。
宗周也有靜坐說，他謂： 人生終日擾擾，一著歸根複命處，乃在向晦時。
即天地萬物，不外此理。
于此可悟學問宗旨，隻是主靜。
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
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
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
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
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滞則掃除，隻與之常惺惺。
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跏趺，不數息，不參話頭，隻在尋常日用中。
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都作靜會。
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緻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
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善學雲者，隻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
從此入門，卻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
會得時，立地聖域。
不會得時，終身隻是狂馳了。
更無别法可入，且學坐而已。
學坐不成，更說怎學？坐如屍，坐時習。
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
《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 這仍與高攀龍所謂靜坐之法隻平平常常默然靜去者，一色無兩樣。
從前王守仁在龍場驿，萬苦千辛中，悟出了良知，哪裡是平平常常，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的靜坐着？羅汝芳說：捧茶童子便即是聖人。
現在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立地是聖域。
這已是禅家味。
但不甘心去做捧茶童子。
于是仍隻在一室中默然靜去。
可見宗周在工夫上，自己也不脫“半雜禅門”之四字。
但在他的思想理論上，卻又轉變出黃宗羲。
宗羲《明儒學案》序，開宗明義的說： 盈天地皆心也。
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
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
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
是以古之君子，甯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
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
宗羲這番話，若和上引宗周的體認親切法四項目對看，便知他的思想來源。
但如此說來，雖像完成了陸王之心即理，而所以窮此心之萬殊的工夫，則正在窮萬物之萬殊，如是則格物窮理便是盡心知性。
豈不又像在調和了程朱與陸王？而實際則可說是由陸王又轉回到程朱來。
但這裡卻又和程朱、陸王的理學精神，露出一絕大的不同點。
無論是程朱或是陸王，都要在宇宙人生界找出一最高的指導原則，無論是心即理，或是性即理，理總是一切的準繩。
他們因于針對着佛教，自身均不免染上些教主氣，因此都要争傳統。
現在黃宗羲的觀念，卻把這傳統觀念沖淡了，把這統總一切的大原理忽視了。
循此而起的新學術與新思想，如網解綱，就宋明理學言，不免要放散了。
道術将為天下裂，下面顯然會走上一新方向。
縱使時代不變，思想也要變，何況是滿清入關，又來一時代變動的大刺激？于是宋、元、明三代七百年理學傳統，終于在明末諸儒手裡，宣告結束了。
心在天地萬物之外，非一膜之能囿。
通天地萬物為一心，更無中外可言。
體天地萬物為一本，更無本心可覓。
這裡第一項，比較易解釋。
第二項下一句，也還易解釋，但上一句便不然，這顯然是一個無極而太極的獨體了。
第三第四項，依随第二項上一句而來，這近于像西方哲學如黑格爾之所謂絕對精神了。
如此般的來體認，實也不易得親切。
王守仁的良知學，若偏主在“即知即行，事上磨練”的那一面，便成為浙中與泰州，這一派演進到羅汝芳，滿街都是聖人，捧茶童子亦是良知與天理，那就發展到極點，無可再進了。
若偏在“主靜歸寂”的一面，便成為江右派。
羅洪先是其中翹楚，演進到東林高攀龍，工夫已到盡頭處，宗周卻要說他半雜禅門了。
但若像宗周般，說成一太極之獨體，在思想進展上，也就無可再說了。
黃宗羲乃宗周及門弟子，他說：“姚江之學，惟江右得其傳。
”又說：“今日知學者，大概以高、劉二先生，并稱為大儒。
”但高攀龍與劉宗周畢竟學派有不同，此處暫不深辨，要之無論是高或是劉，他們講王學，總得要回頭牽到朱子來講，是他們都帶有由王返朱之傾向。
隻攀龍可說是新朱學，而宗周則仍可說是王學到了盡頭了。
宗周也有靜坐說，他謂： 人生終日擾擾，一著歸根複命處，乃在向晦時。
即天地萬物，不外此理。
于此可悟學問宗旨，隻是主靜。
此處工夫最難下手，姑為學者設方便法，且教之靜坐。
日用之間，除應事接物外，苟有餘刻，且靜坐。
坐間本無一切事，即以無事付之。
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
無心之心，正是本心，瞥起則放下，沾滞則掃除，隻與之常惺惺。
此時伎倆，不合眼，不掩耳，不跏趺，不數息，不參話頭，隻在尋常日用中。
有時倦則起，有時感則應，行住坐卧，都作坐觀。
食息起居，都作靜會。
昔人所謂勿忘勿助間，未嘗緻纖毫之力，此其真消息也。
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善學雲者，隻此是求放心親切工夫。
從此入門，卻從此究竟，非徒小小方便而已。
會得時，立地聖域。
不會得時，終身隻是狂馳了。
更無别法可入，且學坐而已。
學坐不成，更說怎學？坐如屍，坐時習。
學者且從整齊嚴肅入，漸進于自然。
《詩》雲：“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又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 這仍與高攀龍所謂靜坐之法隻平平常常默然靜去者，一色無兩樣。
從前王守仁在龍場驿，萬苦千辛中，悟出了良知，哪裡是平平常常，既無一切事，亦無一切心的靜坐着？羅汝芳說：捧茶童子便即是聖人。
現在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立地是聖域。
這已是禅家味。
但不甘心去做捧茶童子。
于是仍隻在一室中默然靜去。
可見宗周在工夫上，自己也不脫“半雜禅門”之四字。
但在他的思想理論上，卻又轉變出黃宗羲。
宗羲《明儒學案》序，開宗明義的說： 盈天地皆心也。
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
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
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
是以古之君子，甯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
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為焦芽絕港。
宗羲這番話，若和上引宗周的體認親切法四項目對看，便知他的思想來源。
但如此說來，雖像完成了陸王之心即理，而所以窮此心之萬殊的工夫，則正在窮萬物之萬殊，如是則格物窮理便是盡心知性。
豈不又像在調和了程朱與陸王？而實際則可說是由陸王又轉回到程朱來。
但這裡卻又和程朱、陸王的理學精神，露出一絕大的不同點。
無論是程朱或是陸王，都要在宇宙人生界找出一最高的指導原則，無論是心即理，或是性即理，理總是一切的準繩。
他們因于針對着佛教，自身均不免染上些教主氣，因此都要争傳統。
現在黃宗羲的觀念，卻把這傳統觀念沖淡了，把這統總一切的大原理忽視了。
循此而起的新學術與新思想，如網解綱，就宋明理學言，不免要放散了。
道術将為天下裂，下面顯然會走上一新方向。
縱使時代不變，思想也要變，何況是滿清入關，又來一時代變動的大刺激？于是宋、元、明三代七百年理學傳統，終于在明末諸儒手裡，宣告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