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 劉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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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仍挽到緻知上,再把來貼切上王守仁良知說的主要點。

    若把來與同時錢一本說心性一比較,便可見其高下得失了。

    王棟又把“格”字重加新義,說: 先師指王艮之學,主于格物。

    格字不單訓正,格如格式,有比則推度之義,物之所取正者也。

    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謂吾身與天下國家之人。

    格物雲者,以身為格,而格度天下國家之人,則所以處之之道,反諸吾身而自足矣。

     棟之此說,顯不合于《大學》格物之原義,且勿論。

    其實他說,亦像近于《中庸》“盡己之性可以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可以盡物之性”的意見。

    自己的良知,便是一個矩,便是一種格式或尺度。

    這一個矩,可以比則推度天地萬物之方。

    這一種格式與尺度,可以衡量規範人心事變之萬殊。

    這似把一己成為宇宙天地之大本,此是王學末流說得太離本了。

    循此說下,又會從心轉落到性。

    陸王喜言心,少言性,《大學》本文也無性字,棟因此又别出新義來講《大學》的“意”字。

    他說: 舊謂意者心之所發,竊謂自身之主宰者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

    心即虛靈而善應,意有定向而中涵。

    非謂心無主宰,賴意主之,自心虛靈之中确然有主者而名之曰意耳。

    大抵心之精神,無時不動,故其生機不息,妙應無方。

    然必有主宰乎其中而寂然不動者,是為意也。

     這裡他指出心雖虛靈,因應無方,而實内涵有一定的動向。

    此一動向,卻是寂然而不動。

    所謂寂然不動者,正指其有一定之針向,若有一主宰。

    這一說,是否說對了《大學》意字之原義,我們仍然可弗論,但這已說到了人之性,他已為陸王心學補出了“性”字之重要義,而把《大學》“意”字來替代。

    他又說: 獨即意之别名,以其寂然不動之處,而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

     這裡說“獨”字,顯異舊注“人所不知,己所獨知”的解釋,而變成了心體的别名。

    宗周說“格物之說,當以淮南為本”,與其說是本之于王艮,毋甯說是本之于王棟。

    宗周說意字、獨字,都和棟說極相似。

    其實此等說法,仍從守仁的良知學來,隻比守仁說得更深入了。

    宗周說: 《大學》之言心,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已。

    此四者心之體也。

    其言意,即曰好好色,惡惡臭。

    好惡者,此心最初之機,即四者之所自來。

    故意藴于心,非心之所發也。

    又就意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知善知惡之知而已,此即意之不可欺者也。

    故知藏于意,非意之所起也。

    又就知中指出最初之機,則僅有體物不遺之物而已,此所謂獨也。

    故物即是知,非是知之所照也。

     這一節話,明本諸王棟。

    但棟說尚較自然,較明白,宗周因要逐字逐句解釋《大學》之原文,便不免糾纏模糊了。

    他大體是說,意蘊于心,而知藏于意,所謂知,則是此獨體,也即便是物。

    因若僅以虛明靈覺說心,便必然要走上朱熹索理于外的老路。

    現在說心自有一主宰,此主宰即是意。

    則一切知自然由意而發,不是由知起意了。

    至于說“物即是知,非知之所照”,此物字即王棟所謂的矩與格式。

    此矩與格式,即在知之本身,而不在外面事物上,故說非知之所照。

    其實宗周說意字,似乎不如王時槐認意為“生幾”,比較更貼切。

    而且王守仁早說良知是天理,是爾自家的準則,則良知便是我心之主宰,何以宗周又要把意字換出良知二字呢?宗周說: 為學之要,一誠盡之矣,而主敬其功也。

    敬則誠,誠則天。

    若良知之說,鮮有不流于禅者。

     正為當時僞良知流行,守仁說:“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

    ”浙中王門由此發揮去,要緻良知,便離不開外面的事物。

    而又着不上工夫,便成運水搬柴盡是妙道。

    江西一派力反此見解,要學者回向心本體上用工。

    宗周則偏向江西王門的路子,所以也側重在心本體。

    守仁雖也竭力着重到誠意,但意字若偏在心之已發一邊了,則仍無以改變浙中王門的理論。

    所以宗周定要說意為獨體,說其内蘊于心而并不是已發。

    用此來解釋《大學》,其用意則在糾挽浙中王門心隻是個已發的說法。

    所以宗周不喜言良知,定要提出他的“意”字與“獨”字的新見解,其用意隻在此。

    但未免愈說愈玄遠了。

    所以他又說: 靜中養出端倪,端倪即意,即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