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六 錢德洪、王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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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說：“主靜立人極。
”又曰：“無欲故靜。
”他說：“無欲者，無我也。
”則其所向往，究與敦頤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者不同矣。
他又說： 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
主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
主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
此如程颢所謂“堯舜事業，亦隻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則何所謂經世？王守仁以黃金成色來定聖人造詣。
事業在外不在内，故必有所待。
道德在内不在外，故可無所待。
重道德，輕事業，語若近是，而意态輕重究不同。
故他又說： 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
最初立志，便分路徑。
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
外此，便是小成曲學。
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
吾人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
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
誠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
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方是一體之實學。
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
他從“萬物一體”來闡良知，以經世，以天下為己任，來說緻良知與事上磨煉，對師門宗旨，不能說有差失。
但主要在如何得此心體，則仍然須先一悟。
王學與關、洛究有辨。
他又說： 吾人為學之所大患者，在于包裹心深，擔當力弱。
這八字，是良知學警策人之兩要領。
同時江西王門，更着眼“包裹心深”四字，因之偏重靜坐，求見本體，然仍是“擔當力弱”。
龍溪派則猖狂妄行，更輪不到擔當。
他又說：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
以人身論之，是半生依靠。
見在種種行持點檢，隻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
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裡立定根基，将一種要好心腸，洗滌幹淨。
枝葉愈枯，靈根愈固。
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
故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
此處所說也不錯，然龍溪認讀聖賢書亦是“依靠陪奉”，則非陷于猖狂不可。
他又說： 悟須實悟，修須真修。
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湊泊，皆是從言而入，非實悟也。
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拟，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
這裡他所謂“實悟”，顯不同情于朱熹讀書窮理的教法；所謂“真修”，則連北宋諸儒，也尚多在“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拟”。
似乎愈求鞭辟近裡，而在氣魄上、格套上，則反而愈變愈狹小。
可見心學工夫，實做來還是另一套。
畿在政治上，自始便不甚熱心。
二十六歲試吏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之，歸始受業于守仁。
二十九歲，複當會試。
守仁命其往，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
”是年，德洪亦在選，時閣部大臣都不喜學，兩人相語：“此豈我輩入仕時。
”遂同不就廷試而歸。
三十二歲又與德洪赴廷試，聞守仁訃，兩人奔喪至廣信，扶榇歸越，築場廬墓，心喪三年。
直到三十五歲，始赴廷對，遂入仕，然不久即告病。
他在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
兩都、吳、楚、閩、越，皆有講舍。
年八十，猶周流不倦。
這是他所謂“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之實踐。
守仁良知學，亦可謂富于一種社會教育的精神，而德洪與畿兩人，則畢生是一社會講學家，畢生從事在社會教育上。
他們與以前理學講學态度，顯有不同。
但這樣流動性的集會講學，一面是講各自的良知，反身而即得。
一面是講天地萬物為一體，當下即聖人。
聽講的人多而又雜，講得又簡易，又廣大，自然難免有流弊。
于是遂有所謂僞良知，識者譏之為狂禅。
同時江西同門，則正想力矯此流弊。
黃宗羲也說他“于儒者矩镬，未免有出入”。
然仍謂： 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
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于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
上引都是他比較有矩镬規繩的話。
至于所謂懸崖撒手，茫無把柄，近禅近老的一些顯豁語，這裡且不詳引。
”又曰：“無欲故靜。
”他說：“無欲者，無我也。
”則其所向往，究與敦頤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顔子之所學”者不同矣。
他又說： 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
主于事者，以有為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
主于道者，以無為用，無所待而無不足。
此如程颢所謂“堯舜事業，亦隻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則何所謂經世？王守仁以黃金成色來定聖人造詣。
事業在外不在内，故必有所待。
道德在内不在外，故可無所待。
重道德，輕事業，語若近是，而意态輕重究不同。
故他又說： 吾之一身，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
最初立志，便分路徑。
入此路徑，便是大人之學。
外此，便是小成曲學。
先師萬物一體之論，此其胚胎也。
吾人欲為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為心。
欲為生民立命，必其能以生民之命為命。
誠得此體，方是上下與天地同流。
宇宙内事，皆己分内事，方是一體之實學。
所謂大丈夫事，小根器者不足以當之。
他從“萬物一體”來闡良知，以經世，以天下為己任，來說緻良知與事上磨煉，對師門宗旨，不能說有差失。
但主要在如何得此心體，則仍然須先一悟。
王學與關、洛究有辨。
他又說： 吾人為學之所大患者，在于包裹心深，擔當力弱。
這八字，是良知學警策人之兩要領。
同時江西王門，更着眼“包裹心深”四字，因之偏重靜坐，求見本體，然仍是“擔當力弱”。
龍溪派則猖狂妄行，更輪不到擔當。
他又說： 以世界論之，是千百年習染。
以人身論之，是半生依靠。
見在種種行持點檢，隻在世情上尋得一件極好事業來做，終是看人口眼。
若是超出世情漢子，必須從渾沌裡立定根基，将一種要好心腸，洗滌幹淨。
枝葉愈枯，靈根愈固。
從此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方是大生。
故學問須識真性，獨往獨來，使真性常顯，始能不落陪奉。
此處所說也不錯，然龍溪認讀聖賢書亦是“依靠陪奉”，則非陷于猖狂不可。
他又說： 悟須實悟，修須真修。
凡見解上揣摩，知識上湊泊，皆是從言而入，非實悟也。
凡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拟，皆是泥象而求，非真修也。
這裡他所謂“實悟”，顯不同情于朱熹讀書窮理的教法；所謂“真修”，則連北宋諸儒，也尚多在“氣魄上承當，格套上模拟”。
似乎愈求鞭辟近裡，而在氣魄上、格套上，則反而愈變愈狹小。
可見心學工夫，實做來還是另一套。
畿在政治上，自始便不甚熱心。
二十六歲試吏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之，歸始受業于守仁。
二十九歲，複當會試。
守仁命其往，曰：“吾非以一第為子榮，顧吾之學疑信者半，子之京師，可以發明。
”是年，德洪亦在選，時閣部大臣都不喜學，兩人相語：“此豈我輩入仕時。
”遂同不就廷試而歸。
三十二歲又與德洪赴廷試，聞守仁訃，兩人奔喪至廣信，扶榇歸越，築場廬墓，心喪三年。
直到三十五歲，始赴廷對，遂入仕，然不久即告病。
他在林下四十餘年，無日不講學。
兩都、吳、楚、閩、越，皆有講舍。
年八十，猶周流不倦。
這是他所謂“不論出處潛見，當以天下為己任”之實踐。
守仁良知學，亦可謂富于一種社會教育的精神，而德洪與畿兩人，則畢生是一社會講學家，畢生從事在社會教育上。
他們與以前理學講學态度，顯有不同。
但這樣流動性的集會講學，一面是講各自的良知，反身而即得。
一面是講天地萬物為一體，當下即聖人。
聽講的人多而又雜，講得又簡易，又廣大，自然難免有流弊。
于是遂有所謂僞良知，識者譏之為狂禅。
同時江西同門，則正想力矯此流弊。
黃宗羲也說他“于儒者矩镬，未免有出入”。
然仍謂： 先生親承陽明末命，其微言往往而在。
象山之後，不能無慈湖；文成之後，不能無龍溪；以為學術之盛衰因之。
慈湖決象山之瀾，而先生疏河導源，于文成之學，固多所發明。
上引都是他比較有矩镬規繩的話。
至于所謂懸崖撒手，茫無把柄，近禅近老的一些顯豁語，這裡且不詳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