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王守仁
關燈
小
中
大
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
及其梢未，無複有金矣。
”時徐愛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于後學。
”先生又曰：“吾輩用功，隻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便是複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這幾條，是他良知學發展到的最高處。
良知之學發展到最高處，還是“人皆可以為堯舜”。
做堯舜的條件，不在外面事業上，卻在自己心性上。
人之才性有不同，如稷好耕稼、變好樂。
但就其才性發展到至誠至盡處，便都是堯舜。
得位為天子，治國平天下者是聖人；一技一藝，農夫樂工，同樣可以為聖人。
聖人論德不論才。
才不同而德合，便同樣是聖人。
如是則不必做了大人即做大事業的人，才始是聖人；即做一小人做小事業的人，也還可以成其為聖人。
這和王安石《大人論》的意見，顯然不同了。
佛教發展到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
儒學發展到王守仁，便人人都可以作聖。
這一理論，固然當溯源及于孟子與陸九淵，但到守仁手裡，卻說得更透辟。
必待要到人人作了聖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
這樣的社會，也才是理想的社會。
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自由，各還他一個天賦的才性之真，與本心的好惡之誠，而各成為一圓滿無缺之聖。
這又是何等地美滿的社會和人生呀！這一意義，又和張載《西銘》說法不同了。
《西銘》僅就一人言，此一人則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守仁的良知之學，則就人人言，這一社會，便成了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社會。
所以良知之學是心學，而推擴到社會大群與技藝專業上，實可有其甚深甚遠之到達。
一樣的社會，一樣的藝業，隻不從功利看，而從德性看，便會發展出異樣的光彩。
守仁這一說法最詳細的發揮，在他的所謂《拔本塞源論》。
見《與顧東橋書》末一節，收入《傳習錄》第二卷。
這一說法，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上也曾說到了，但沒有守仁說得那麼明白而圓密。
我們細看上引諸條，也可明白守仁的良知學，并不忽略了外面事理之講求。
程頤、朱熹格物窮理的教法，守仁良知學裡仍還是重要，所争隻在先有一頭腦，先有一根柢，此即陸九淵所争的所謂“先立乎其大”。
如此看來，守仁學說，還是逃不開朱陸異同的問題。
在守仁自然是偏主陸的一邊多，所以後世稱程朱與陸王，這是宋明理學一大分野，一大對壘。
後人又稱程朱為“理學”，陸王為“心學”，謂程、朱主“性即理”，陸、王主“心即理”。
在此分歧下，王門從學自不免要訾議及朱熹。
但守仁卻說： 是有心求異，即不是。
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裡之分，不得不辨。
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
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他一字？ 别人又問： “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
文公聰明絕世，于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隻就考索著述上用功。
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
到得德盛時，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
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 他又說： 文公不可及，他力量大，一悔便轉。
可惜不久即去世。
因此守仁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纂輯。
大意謂：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
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複追尋其緒。
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複湮晦。
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于衆說之紛撓疲，茫無可入。
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
其後谪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
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
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窦徑，陷荊棘，堕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
此豈二氏之罪哉？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
雖每痛反深抑，而愈益精明的确。
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于心。
及官留都，複取朱子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
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
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
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
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複知其晚歲既悟之論。
辄采錄而裒集之。
庶幾無疑于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他這《朱子晚年定論》的裒集，亦可謂始終未能擺脫盡朱熹的牢籠。
同時羅欽順即已指出其極易覺察的幾條錯誤。
稍後陳建特著《學蔀通辨》，詳加指摘，幾于體無完膚。
從來以一代大儒、一代宗師來寫一本書，總沒有像此書般的粗疏的。
這裡自應有一套學問思辨工夫，卻非守仁所提緻良知，知行合一，立誠，事上磨練這幾句話所能包括。
守仁之學究近陸九淵。
朱熹說：“九淵之學有首無尾。
”正指這等處。
所以後來王學流弊，也正在有首無尾，空疏不讀書。
及其梢未，無複有金矣。
”時徐愛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于後學。
”先生又曰：“吾輩用功，隻求日減，不求日增。
減得一分人欲，便是複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這幾條，是他良知學發展到的最高處。
良知之學發展到最高處，還是“人皆可以為堯舜”。
做堯舜的條件，不在外面事業上，卻在自己心性上。
人之才性有不同，如稷好耕稼、變好樂。
但就其才性發展到至誠至盡處，便都是堯舜。
得位為天子，治國平天下者是聖人；一技一藝，農夫樂工，同樣可以為聖人。
聖人論德不論才。
才不同而德合，便同樣是聖人。
如是則不必做了大人即做大事業的人，才始是聖人；即做一小人做小事業的人，也還可以成其為聖人。
這和王安石《大人論》的意見，顯然不同了。
佛教發展到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
儒學發展到王守仁，便人人都可以作聖。
這一理論，固然當溯源及于孟子與陸九淵，但到守仁手裡，卻說得更透辟。
必待要到人人作了聖人的人生，才是理想的人生。
這樣的社會，也才是理想的社會。
人人分工而合德，人人平等自由，各還他一個天賦的才性之真，與本心的好惡之誠，而各成為一圓滿無缺之聖。
這又是何等地美滿的社會和人生呀！這一意義，又和張載《西銘》說法不同了。
《西銘》僅就一人言，此一人則與天地萬物為一體。
守仁的良知之學，則就人人言，這一社會，便成了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社會。
所以良知之學是心學，而推擴到社會大群與技藝專業上，實可有其甚深甚遠之到達。
一樣的社會，一樣的藝業，隻不從功利看，而從德性看，便會發展出異樣的光彩。
守仁這一說法最詳細的發揮，在他的所謂《拔本塞源論》。
見《與顧東橋書》末一節，收入《傳習錄》第二卷。
這一說法，朱熹的《中庸章句序》上也曾說到了，但沒有守仁說得那麼明白而圓密。
我們細看上引諸條，也可明白守仁的良知學，并不忽略了外面事理之講求。
程頤、朱熹格物窮理的教法，守仁良知學裡仍還是重要，所争隻在先有一頭腦，先有一根柢，此即陸九淵所争的所謂“先立乎其大”。
如此看來，守仁學說，還是逃不開朱陸異同的問題。
在守仁自然是偏主陸的一邊多，所以後世稱程朱與陸王，這是宋明理學一大分野，一大對壘。
後人又稱程朱為“理學”，陸王為“心學”，謂程、朱主“性即理”，陸、王主“心即理”。
在此分歧下，王門從學自不免要訾議及朱熹。
但守仁卻說： 是有心求異，即不是。
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裡之分，不得不辨。
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
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他一字？ 别人又問： “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
文公聰明絕世，于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隻就考索著述上用功。
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
到得德盛時，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
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
” 他又說： 文公不可及，他力量大，一悔便轉。
可惜不久即去世。
因此守仁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纂輯。
大意謂：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
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複追尋其緒。
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複湮晦。
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
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于衆說之紛撓疲，茫無可入。
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于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于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
其後谪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
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
然後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窦徑，陷荊棘，堕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
此豈二氏之罪哉？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
雖每痛反深抑，而愈益精明的确。
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牾，恒疚于心。
及官留都，複取朱子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
世之所傳《集注》《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
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于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謬戾者。
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
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複知其晚歲既悟之論。
辄采錄而裒集之。
庶幾無疑于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他這《朱子晚年定論》的裒集，亦可謂始終未能擺脫盡朱熹的牢籠。
同時羅欽順即已指出其極易覺察的幾條錯誤。
稍後陳建特著《學蔀通辨》，詳加指摘，幾于體無完膚。
從來以一代大儒、一代宗師來寫一本書，總沒有像此書般的粗疏的。
這裡自應有一套學問思辨工夫，卻非守仁所提緻良知，知行合一，立誠，事上磨練這幾句話所能包括。
守仁之學究近陸九淵。
朱熹說：“九淵之學有首無尾。
”正指這等處。
所以後來王學流弊，也正在有首無尾，空疏不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