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 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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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開始便喜歡講傳統，到朱熹才開始為宋學排定一新傳統。
但同時陸九淵便反對，他自己說，自己學問直傳自孟子。
但朱、陸異見，還是在理學内部的異見；浙學則從史學上來反對朱熹新傳統。
首先我們将述及陳亮，他不贊成朱熹把儒學傳統遠從戰國直接到宋代，而把漢唐諸儒全擯于門外。
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龍川先生。
他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孝宗初年，與金約和，天下欣然幸獲蘇息，亮獨以為不可，上《中興五論》，不報。
又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
嗣後又詣阙上書，謂：“請為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
”孝宗為之赫然震動。
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大臣交沮。
複上書言三事，孝宗終欲官之，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以博一官？”亟渡江而歸。
落魄醉酒，醉則戲為大言，屢下獄，幾得禍，幸辛棄疾、羅點諸人救之得免。
自以豪俠遭大獄，歸益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
嘗曰：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
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孝宗内禅，光宗不朝重華宮，亮以進士對策，有“豈徒以一月四朝為京邑美觀”之語，光宗大喜，擢第一。
時亮已暮年，為之驚喜備至，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識者笑之。
就正統理學論，陳亮自是一修養不到家的人，甚至可說是無修養的人。
不然，何至臨老得一個狀元，就使他感激涕零呢？而且他的對策，也确實大可議。
所以朱熹要說他是“在利欲膠漆盆中”。
也有人說他：“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
”這些話全不虛。
但他對當時理學家的攻擊，卻也直率而恣肆，不能說沒有他一番的道理。
他首先提出了“人”與“儒”之辨。
他說： 天地人為三才，人生隻是要做個人。
聖人，人之極則也。
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
”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為聖。
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為大。
才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嫌矣。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遊，皆所謂儒者也。
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
《論語》一書，隻告子夏以“汝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
管仲盡合有商量處，畢竟總其大體，卻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
”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為役，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循管、蕭以下規摹也。
正欲攪金銀銅鐵，镕作一器，要以适用為主耳。
他着重這一點，才提出他對于所謂“氣質之性”的抗議。
他說： 人隻是這個人，氣隻是這個氣，才隻是這個才。
譬之金銀銅鐵，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煉之血氣也。
使世人争骛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适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這些話全都說中要害處。
他提出了對世事的着重于适用，來代替正統宋學對心性之涵養與察識，于是遂别成一番議論與見解。
他說： 為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
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間，以端懿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
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
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适從。
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
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
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
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而予于其中受無須之禍尤慘。
這些話裡，他也自有曲飾處。
他制行不檢，屢蒙奇禍，不該推诿說是中了無須之禍。
但從他話中，卻可看出正統宋學末流之頹勢，及當時人不滿不平之反響。
依亮所說，也不過要重返到初期宋儒的規模。
但初期宋儒沒有中期以下一番演進，也說不出陳亮這些話。
他又向朱熹提出他有名的所謂“王霸義利”之辨。
他說：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
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
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
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
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
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于是曰： 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
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
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
如此卻是義利雙行
但同時陸九淵便反對，他自己說，自己學問直傳自孟子。
但朱、陸異見，還是在理學内部的異見；浙學則從史學上來反對朱熹新傳統。
首先我們将述及陳亮，他不贊成朱熹把儒學傳統遠從戰國直接到宋代，而把漢唐諸儒全擯于門外。
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龍川先生。
他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
孝宗初年，與金約和，天下欣然幸獲蘇息，亮獨以為不可，上《中興五論》，不報。
又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
嗣後又詣阙上書，謂：“請為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
”孝宗為之赫然震動。
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将擢用，大臣交沮。
複上書言三事，孝宗終欲官之，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甯以博一官？”亟渡江而歸。
落魄醉酒，醉則戲為大言，屢下獄，幾得禍，幸辛棄疾、羅點諸人救之得免。
自以豪俠遭大獄，歸益勵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
嘗曰： 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主，睟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
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并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
孝宗内禅，光宗不朝重華宮，亮以進士對策，有“豈徒以一月四朝為京邑美觀”之語，光宗大喜，擢第一。
時亮已暮年，為之驚喜備至，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識者笑之。
就正統理學論，陳亮自是一修養不到家的人，甚至可說是無修養的人。
不然，何至臨老得一個狀元，就使他感激涕零呢？而且他的對策，也确實大可議。
所以朱熹要說他是“在利欲膠漆盆中”。
也有人說他：“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
”這些話全不虛。
但他對當時理學家的攻擊，卻也直率而恣肆，不能說沒有他一番的道理。
他首先提出了“人”與“儒”之辨。
他說： 天地人為三才，人生隻是要做個人。
聖人，人之極則也。
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
”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為聖。
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為大。
才立個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嫌矣。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遊，皆所謂儒者也。
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說。
《論語》一書，隻告子夏以“汝為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
管仲盡合有商量處，畢竟總其大體，卻是個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
”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為役，然亦自要做個人，非專循管、蕭以下規摹也。
正欲攪金銀銅鐵，镕作一器，要以适用為主耳。
他着重這一點，才提出他對于所謂“氣質之性”的抗議。
他說： 人隻是這個人，氣隻是這個氣，才隻是這個才。
譬之金銀銅鐵，煉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煉之血氣也。
使世人争骛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着實而适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這些話全都說中要害處。
他提出了對世事的着重于适用，來代替正統宋學對心性之涵養與察識，于是遂别成一番議論與見解。
他說： 為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
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間，以端懿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
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
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适從。
為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
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
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
及其徒既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須之禍，濫及平人，而予于其中受無須之禍尤慘。
這些話裡，他也自有曲飾處。
他制行不檢，屢蒙奇禍，不該推诿說是中了無須之禍。
但從他話中，卻可看出正統宋學末流之頹勢，及當時人不滿不平之反響。
依亮所說，也不過要重返到初期宋儒的規模。
但初期宋儒沒有中期以下一番演進，也說不出陳亮這些話。
他又向朱熹提出他有名的所謂“王霸義利”之辨。
他說：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
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
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
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
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
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于是曰： 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
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
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
如此卻是義利雙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