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德之
關燈
小
中
大
中國以道德代宗教[43]
孔子并沒有排斥或批評宗教(這是在當時不免為愚笨之舉的),但他實是宗教最有力的敵人,因他專從啟發人類的理性做功夫。
中國經書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經典中,具有誰莫與比的開明氣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話與迷信。
這或者它原來就不多,或者由于孔子的删訂。
這樣,就使得中國人頭腦少了許多障蔽。
從《論語》一書,我們更可見孔門的教法,一面極力避免宗教之迷信與獨斷(dogma),而一面務為理性之啟發。
除宰我、子貢二事例外,其他處處亦無非指點人用心回省。
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咎,夫何憂何懼。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恩難,見得思義。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論語》中如此之例還多得很,從可想見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孔門的教法與學風。
他總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養成你自己的辨别力。
尤其要當心你自己容易錯誤,而勿甘心于錯誤。
儒家沒有什麼教條給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條而已。
除了信賴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
這是何等精神!人類便再進步一萬年,怕亦不得超過罷! 請問:這是什麼?這是道德,不是宗教。
道德為理性之事,存于個人之自覺自律。
宗教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誡。
中國自有孔子以來,便受其影響,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這恰恰與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棄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宗教道德二者,對個人,都是要人向上遷善。
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墜。
對社會,亦是這樣。
二者都能為人群形成好的風紀秩序,而其收效之難易,卻簡直不可以相比。
這就為宗教本是一個方法,而道德則否。
宗教如前所分析,是這一種對于外力之假借,而此外力實在就是自己。
它比道德多一個彎,而神妙奇效即在此。
在人類文化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遠為後出。
在個體生命上,要随着年齡及身體發育成長而後顯。
在社會生命上,則須待社會經濟文化之進步為其基礎,乃得透達而開展。
不料古代中國竟要提早一步,而實現此至難之事。
我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正指此。
孔子而後,假使繼起無人,則其事如何,仍未可知。
卻恰有孟子出來,繼承孔子精神。
他是最能切實指點出理性,給人看的。
茲略舉其言,以見一斑: (上略)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 (上略)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刍豢之悅我口。
可欲之謂善。
(下略)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後來最能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
他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
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準則,交托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
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這樣主張。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于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
他且不言。
舉一個與宗教對照之例于此: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雜處,其風紀秩序顯然兩樣。
回民都沒有吸鴉片的,且生活上有許多良好習慣。
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
吸鴉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
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
其行為準于教規。
受教會之監督,不得自便。
漢民雖号稱尊奉孔聖,卻沒有宗教規條及教會組織,就在任聽自便之中,而許多人堕落了。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
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
他們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在準則可循。
所以孟子總要争辯義在内而不在外。
在他看,勉循外面标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其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真精神。
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雜不假,不可不知。
但宗教對于社會所擔負之任務,是否就這樣以每個人之自覺自律可替代得了呢?當然不行。
古代宗教往往臨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禮俗法制在内,可以說整個社會靠它而組成,整個文化靠它作中心,豈是輕輕以人們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縱然欹重在道德上,道德之養成似亦要有個依傍,這個依傍,便是“禮”。
事實上,宗教在中國卒于被替代下來之故。
大約由于二者: (一)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 (二)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
二者合起來,遂無事乎宗教[44]。
此二者,在古時原可攝之于一“禮”字之内。
在中國代替宗教者,實是周孔之“禮”。
不過其歸趣,則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們說:中國以道德代宗教。
道德為人生藝術[45] 普通人對于道德容易誤會是拘謹的、枯燥無趣味的、格外的或較高遠的,仿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件事情。
其實道德可從兩方面去說明:一是從社會學方面去說明,一面是從人生方面說明。
現在我從人生方面來說明。
上次所說的普通人對于道德的三點誤會,由于他對道德沒有認識使然;否則,便不會有這種誤會。
道德是什麼?即是生命的和諧,也就是人生的藝術。
所謂生命的和諧,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諧;同時,也是我的生命與社會其他人生命的和諧。
所謂人生的藝術,就是會讓生命和諧,會做人,做得痛快漂亮。
凡是一個人在他生命某一點上,值得旁人看見佩服、點頭、崇拜及感動的,就因他在這個地方生命流露精彩,這與寫字畫畫唱戲作詩作文等做到好處差不多。
不過,在不學之人,其可歌可泣之事,從生命自然而有,并未從此講求。
然而在儒家則與普通人不同,他注意講求人生藝術。
儒家聖人讓你對他整個生活(舉凡一颦一笑一呼吸之間),都感動佩服,從而使你的生命受到影響變化。
以下再來分疏誤會。
說到以拘謹、守規矩為道德,記起我和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一段談話。
在民國十三年時,泰戈爾先生到中國來,許多朋友要我與他談話,我本也有話想同他談,但因訪他的人太多,所以未去。
待他将離北平時,徐志摩先生約我去談,并為我作翻譯。
到那裡,正值泰戈爾與楊丙辰先生談宗教問題。
楊先生以儒家為宗教,而泰戈爾則說不是的。
當時徐先生指着我說:梁先生是孔子之徒。
泰戈爾說:我早知道了,很願聽梁先生談談儒家道理。
我本無準備,隻就他們的話而有所辨明。
泰戈爾為什麼不認為儒家是宗教呢?他以為宗教是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有其根據的,所以能夠影響人。
尤其是偉大的宗教,其根于人類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響更大,空間上傳播得很廣,時間上亦傳得很久遠,不會被推到。
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這樣。
仿佛孔子在人倫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項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周到,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以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好像一部法典,規定得很完全。
這些規定,自然都很妥當,都四平八穩的;可是不免離生命就遠了。
因為這些規定,要照顧各方,要得乎其中;顧外則遺内,求中則離根。
因此泰戈爾判定儒家不算宗教;并奇怪儒家為什麼能在人類社會上與其他各大宗教有同樣長久偉大的勢力!我當時答他說:孔子不是宗教,是對的;但孔子的道理卻不盡在倫理綱常中。
倫理綱常是社會一面,《論語》上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所有這一層一層的内容,我們雖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說自己生活,并未說到社會。
又如《論語》上孔子稱贊其門弟子顔回的兩點:“不遷怒,不貳過。
”也都是說其個人本身的事情,未曾說到外面。
無論自己為學或教人,其着重之點,豈不明白嗎?為何單從倫理綱常那外面粗的地方來看孔子呢?這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
你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好像各走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
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不可能,則還是這個好。
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遷就。
反之,孔子所最不高興的是鄉願,如謂:“鄉願,德之賊也。
”又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願乎!”鄉願是什麼?即是他沒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家都稱他是好人。
孟子指點得最明白:“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中信,行之似廉潔,從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那就是說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内裡缺乏真的。
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
——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态度,這與泰戈爾所想象的儒家相差多遠啊!泰戈爾聽我說過之後,很高興地說:“我長這樣大沒有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在聽梁先生的話,心裡才明白。
”世俗誤會拘謹,守規矩為道德,正同泰戈爾的誤會差不多。
其實那樣正難免落歸鄉願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誤以為道德是枯燥沒趣味的,誤認拘謹守規矩是與道德相連的。
道德誠然不是放縱浪漫;像平常人所想象的快樂仿佛都在放縱浪漫中,那自然為這裡(道德)所無。
然如你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諧,而非指拘謹守規矩,則生命和諧中趣味最深最永。
“德者得也”,正謂有得于己,正謂有以自得。
自得之樂,無待于外面的什麼條件,所以其味永,其味深。
我曾說過人生靠趣味,無趣味則人活不下去。
活且活不下去,況講到道德乎?這于道德完全隔膜。
明儒王心齋先生有《樂學歌》(可看《明儒學案》),歌曰:“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其所指之學,便是道德;當真,不樂就不是道德呀! 道德也不是格外的事。
記得梁任公先生、胡适之先生等解釋人生道德,喜歡說小我大我的話,以為人生價值要在大我上求,他們好像必須把“我”擴大,才可把道德收進來。
這話最不對!含着很多毛病。
其實,“我”不須擴大,宇宙隻是一個“我”,隻有在我們精神往下陷落時,宇宙與我才分開。
如果我們精神不斷向上奮進,生命與宇宙通而為一,實在分不開内外,分不開人家與我。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這時實分不我與他(孺子)。
“我”是無邊無際的,哪有什麼小我大我呢?雖然我們為人類社會着想,或為朋友為大衆賣力氣,然而均非格外的,等于我身上癢,我要搔一搔而已。
一般人對道德的三種誤解[46] 按我的解釋,道德就是生命的和諧。
普通一般人對道德有三種不同的誤解: (一)認為道德是拘謹的。
拘謹都是遷就外邊,照顧外邊,求外邊不出亂子,不遭人非議,這很與鄉願接近。
所謂道德,并不是拘謹;道德是一種力量。
沒有力量不成道德。
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發光的地方,生命動人的地方,讓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這是很明白的。
我們的行動背後,都有感情與意志的存在(或者說都有情感要求在内)。
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細,越有味道。
反過來說,雖然有要求,可是很迂緩,很間接,這樣行動就沒有力量,沒有光彩。
還有,情感要求雖然是直接,可是很粗,也沒有味道。
(二)認為道德是枯燥的。
普通人看道德是枯燥的,仿佛很難有趣味。
這是不對的。
道德本身就是有趣味的。
所以說:“德者得也”;凡有道之士,都能有以自得——人生不
中國經書在世界一切所有各古代經典中,具有誰莫與比的開明氣息,最少不近理的神話與迷信。
這或者它原來就不多,或者由于孔子的删訂。
這樣,就使得中國人頭腦少了許多障蔽。
從《論語》一書,我們更可見孔門的教法,一面極力避免宗教之迷信與獨斷(dogma),而一面務為理性之啟發。
除宰我、子貢二事例外,其他處處亦無非指點人用心回省。
例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咎,夫何憂何懼。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恩難,見得思義。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論語》中如此之例還多得很,從可想見距今二千五百年前孔門的教法與學風。
他總是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養成你自己的辨别力。
尤其要當心你自己容易錯誤,而勿甘心于錯誤。
儒家沒有什麼教條給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條而已。
除了信賴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賴其他。
這是何等精神!人類便再進步一萬年,怕亦不得超過罷! 請問:這是什麼?這是道德,不是宗教。
道德為理性之事,存于個人之自覺自律。
宗教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誡。
中國自有孔子以來,便受其影響,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
這恰恰與宗教之教人舍其自信而信他,棄其自力而靠他力者相反。
宗教道德二者,對個人,都是要人向上遷善。
然而宗教之生效快,而且力大,并且不易失墜。
對社會,亦是這樣。
二者都能為人群形成好的風紀秩序,而其收效之難易,卻簡直不可以相比。
這就為宗教本是一個方法,而道德則否。
宗教如前所分析,是這一種對于外力之假借,而此外力實在就是自己。
它比道德多一個彎,而神妙奇效即在此。
在人類文化曆史上,道德比之宗教,遠為後出。
在個體生命上,要随着年齡及身體發育成長而後顯。
在社會生命上,則須待社會經濟文化之進步為其基礎,乃得透達而開展。
不料古代中國竟要提早一步,而實現此至難之事。
我說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正指此。
孔子而後,假使繼起無人,則其事如何,仍未可知。
卻恰有孟子出來,繼承孔子精神。
他是最能切實指點出理性,給人看的。
茲略舉其言,以見一斑: (上略)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
由是觀之,無恻隐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
仁、義、禮、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 (上略)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
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故理義之悅我心。
猶刍豢之悅我口。
可欲之謂善。
(下略)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苟得也。
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後來最能繼承孟子精神的,為王陽明。
他就說“隻好惡,便盡了是非”。
他們徑直以人生行為準則,交托給人們的感情要求,真大膽之極!我說他“完全信賴人類自己”,就在此。
這在古代,除了中國,除了儒家,沒有誰敢公然這樣主張。
徑直以人生行為的準則,交托于人們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險的。
他且不言。
舉一個與宗教對照之例于此:在中國的西北如甘肅等地方,回民與漢民雜處,其風紀秩序顯然兩樣。
回民都沒有吸鴉片的,且生活上有許多良好習慣。
漢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
吸鴉片,就懶惰,就窮困,許多缺點因之而來。
其故,就為回民是有宗教的。
其行為準于教規。
受教會之監督,不得自便。
漢民雖号稱尊奉孔聖,卻沒有宗教規條及教會組織,就在任聽自便之中,而許多人堕落了。
這種失敗,孔孟當然沒有看見。
看見了,他仍未定放棄他的主張。
他們似乎徹底不承認有外在準則可循。
所以孟子總要争辯義在内而不在外。
在他看,勉循外面标準,隻是義的襲取,隻是“行仁義”而非“由仁義行”——其論調之高如此;然這是儒家真精神。
這才真是道德,而分毫不雜不假,不可不知。
但宗教對于社會所擔負之任務,是否就這樣以每個人之自覺自律可替代得了呢?當然不行。
古代宗教往往臨乎政治之上,而涵容禮俗法制在内,可以說整個社會靠它而組成,整個文化靠它作中心,豈是輕輕以人們各自之道德所可替代!縱然欹重在道德上,道德之養成似亦要有個依傍,這個依傍,便是“禮”。
事實上,宗教在中國卒于被替代下來之故。
大約由于二者: (一)安排倫理名分以組織社會; (二)設為禮樂揖讓以涵養理性。
二者合起來,遂無事乎宗教[44]。
此二者,在古時原可攝之于一“禮”字之内。
在中國代替宗教者,實是周孔之“禮”。
不過其歸趣,則在使人走上道德之路,恰有别于宗教,因此我們說:中國以道德代宗教。
道德為人生藝術[45] 普通人對于道德容易誤會是拘謹的、枯燥無趣味的、格外的或較高遠的,仿佛在日常生活之外的一件事情。
其實道德可從兩方面去說明:一是從社會學方面去說明,一面是從人生方面說明。
現在我從人生方面來說明。
上次所說的普通人對于道德的三點誤會,由于他對道德沒有認識使然;否則,便不會有這種誤會。
道德是什麼?即是生命的和諧,也就是人生的藝術。
所謂生命的和諧,即人生生理心理——知、情、意——的和諧;同時,也是我的生命與社會其他人生命的和諧。
所謂人生的藝術,就是會讓生命和諧,會做人,做得痛快漂亮。
凡是一個人在他生命某一點上,值得旁人看見佩服、點頭、崇拜及感動的,就因他在這個地方生命流露精彩,這與寫字畫畫唱戲作詩作文等做到好處差不多。
不過,在不學之人,其可歌可泣之事,從生命自然而有,并未從此講求。
然而在儒家則與普通人不同,他注意講求人生藝術。
儒家聖人讓你對他整個生活(舉凡一颦一笑一呼吸之間),都感動佩服,從而使你的生命受到影響變化。
以下再來分疏誤會。
說到以拘謹、守規矩為道德,記起我和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一段談話。
在民國十三年時,泰戈爾先生到中國來,許多朋友要我與他談話,我本也有話想同他談,但因訪他的人太多,所以未去。
待他将離北平時,徐志摩先生約我去談,并為我作翻譯。
到那裡,正值泰戈爾與楊丙辰先生談宗教問題。
楊先生以儒家為宗教,而泰戈爾則說不是的。
當時徐先生指着我說:梁先生是孔子之徒。
泰戈爾說:我早知道了,很願聽梁先生談談儒家道理。
我本無準備,隻就他們的話而有所辨明。
泰戈爾為什麼不認為儒家是宗教呢?他以為宗教是在人類生命的深處有其根據的,所以能夠影響人。
尤其是偉大的宗教,其根于人類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其影響更大,空間上傳播得很廣,時間上亦傳得很久遠,不會被推到。
然而他看儒家似不是這樣。
仿佛孔子在人倫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項事情上,講究得很妥當周到,如父應慈,子應孝,朋友應有信義,以及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好像一部法典,規定得很完全。
這些規定,自然都很妥當,都四平八穩的;可是不免離生命就遠了。
因為這些規定,要照顧各方,要得乎其中;顧外則遺内,求中則離根。
因此泰戈爾判定儒家不算宗教;并奇怪儒家為什麼能在人類社會上與其他各大宗教有同樣長久偉大的勢力!我當時答他說:孔子不是宗教,是對的;但孔子的道理卻不盡在倫理綱常中。
倫理綱常是社會一面,《論語》上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所有這一層一層的内容,我們雖不十分明白,但可以看出他是說自己生活,并未說到社會。
又如《論語》上孔子稱贊其門弟子顔回的兩點:“不遷怒,不貳過。
”也都是說其個人本身的事情,未曾說到外面。
無論自己為學或教人,其着重之點,豈不明白嗎?為何單從倫理綱常那外面粗的地方來看孔子呢?這是第一點。
還有第二點,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穩,得乎其中。
你看孔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氣很大,很豪放,不顧外面;狷者狷介,有所不為,對裡面很認真;好像各走一偏,一個“左傾”,一個“右傾”,兩者相反,都不妥當。
然而孔子卻認為可以要得,因為中庸不可能,則還是這個好。
其所以可取處,即在各自生命真處發出來,沒有什麼敷衍遷就。
反之,孔子所最不高興的是鄉願,如謂:“鄉願,德之賊也。
”又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唯鄉願乎!”鄉願是什麼?即是他沒有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會上四面八方卻都應付得很好,人家都稱他是好人。
孟子指點得最明白:“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中信,行之似廉潔,從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那就是說外面難說不妥當,可惜内裡缺乏真的。
狂狷雖偏,偏雖不好,然而真的就好。
——這是孔孟學派的真精神真态度,這與泰戈爾所想象的儒家相差多遠啊!泰戈爾聽我說過之後,很高興地說:“我長這樣大沒有聽人說過儒家這道理,現在聽梁先生的話,心裡才明白。
”世俗誤會拘謹,守規矩為道德,正同泰戈爾的誤會差不多。
其實那樣正難免落歸鄉願一途,正恐是德之賊呢! 誤以為道德是枯燥沒趣味的,誤認拘謹守規矩是與道德相連的。
道德誠然不是放縱浪漫;像平常人所想象的快樂仿佛都在放縱浪漫中,那自然為這裡(道德)所無。
然如你了解道德是生命的和諧,而非指拘謹守規矩,則生命和諧中趣味最深最永。
“德者得也”,正謂有得于己,正謂有以自得。
自得之樂,無待于外面的什麼條件,所以其味永,其味深。
我曾說過人生靠趣味,無趣味則人活不下去。
活且活不下去,況講到道德乎?這于道德完全隔膜。
明儒王心齋先生有《樂學歌》(可看《明儒學案》),歌曰:“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其所指之學,便是道德;當真,不樂就不是道德呀! 道德也不是格外的事。
記得梁任公先生、胡适之先生等解釋人生道德,喜歡說小我大我的話,以為人生價值要在大我上求,他們好像必須把“我”擴大,才可把道德收進來。
這話最不對!含着很多毛病。
其實,“我”不須擴大,宇宙隻是一個“我”,隻有在我們精神往下陷落時,宇宙與我才分開。
如果我們精神不斷向上奮進,生命與宇宙通而為一,實在分不開内外,分不開人家與我。
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這時實分不我與他(孺子)。
“我”是無邊無際的,哪有什麼小我大我呢?雖然我們為人類社會着想,或為朋友為大衆賣力氣,然而均非格外的,等于我身上癢,我要搔一搔而已。
一般人對道德的三種誤解[46] 按我的解釋,道德就是生命的和諧。
普通一般人對道德有三種不同的誤解: (一)認為道德是拘謹的。
拘謹都是遷就外邊,照顧外邊,求外邊不出亂子,不遭人非議,這很與鄉願接近。
所謂道德,并不是拘謹;道德是一種力量。
沒有力量不成道德。
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發光的地方,生命動人的地方,讓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這是很明白的。
我們的行動背後,都有感情與意志的存在(或者說都有情感要求在内)。
情感要求越直接,越有力量;情感要求越深細,越有味道。
反過來說,雖然有要求,可是很迂緩,很間接,這樣行動就沒有力量,沒有光彩。
還有,情感要求雖然是直接,可是很粗,也沒有味道。
(二)認為道德是枯燥的。
普通人看道德是枯燥的,仿佛很難有趣味。
這是不對的。
道德本身就是有趣味的。
所以說:“德者得也”;凡有道之士,都能有以自得——人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