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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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傾向的。
世界各大宗教所以皆能吸收許多人，乃至近代人智大開而不少人（科學家亦在内）仍然對宗教生活向心力很強者在此。
各人孜孜為利的資本主義廣大社會猶得以維持穩定不緻潰裂橫決者在此。
表面看去，維持資本社會如此其久的似在其法律強制力和其社會習俗秩序的慣性；實則這不過偏從階級矛盾來看問題。
深入以看問題，則資本家個人生命内在矛盾如何免于激化，資産階級内部關系如何得其維持，乃更居其先。
階級對抗的強大形勢雖或有助于其個人生命内在矛盾暫免激化，有助于其階級内部關系較易維持，那是極有限的。
質言之：其人生命内在矛盾得以不表面化，其階級内部關系所得以維持者，實在靠着他們之所謂“道德”其物。
而在西洋（歐美）從長久以來其社會道德總是依傍于宗教的。
宗教教義教誡有變易，社會道德觀念随之而變；宗教而受到人們疑問拒斥則社會道德立即動搖不穩。
社會道德依傍于宗教，而社會生活表面平穩沒有大罅漏則有賴于其社會道德。
批判其宗教是傾覆資本社會的入手處，亦是徹始徹終要做的功夫。
無産階級革命首先批判宗教 何謂道德？此可分從社會及個人兩面來說它。
任何社會生活裡莫不有其所尚與所恥，公衆流行的是非善惡概念即依以分判。
凡說“道德”“不道德”一視乎此為從違者即是社會道德。
社會道德是一時一地不相同的。
然而道德的本義乃在個人生活上的自覺自律、自覺地向上不必因社會之所尚，從乎自己向上心勉勵行事而不必從社會之後循規蹈矩。
這才真是道德。
因此，真道德每于真幹革命家見之。
不論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抑或是資産階級革命家。
列甯曾這樣說道： 如果對偉大的資産階級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曆史所承認的權利，來代表曾經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争中把千百萬新興民族提高到過文明生活的資産階級“祖國”講話。
[31] 既然威脅強制和獎譽誘掖為任何階級社會所不可免（否則維持不了），則人們所言所行合于其社會道德者，可能隻是表面上出于自覺自律而已，實則模糊依違于外，其不為鄉願者蓋寡[32]。
時時有爆發革命的可能，而訖不見其革命發作的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那些修正主義國家，大抵為隐約的鄉願勢力之所支柱。
而此種鄉願勢力則與其社會生活中的宗教大有關系。
強大的國家機器有待暴力革命，而此則必待于暴力之外的思想批判。
馬克思在其《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言》中說過：“宗教的批判乃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且經列甯指出馬克思此時——1843年冬——正在主張對一切現存制度進行無情的批判。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的名言，即見于此文。
宗教對人生所起的毒害作用何在？就在其貶低了人生。
神超絕至上，而人則微末，有罪，不潔。
一切價值意義和幸福均必假借于神，而不在人自身。
這樣，人的自覺自信便喪失了，而人沒有自覺與自信還有什麼可說呢？這便斷送了一切！ 宗教批判終結于如下的學說：“‘人’，是人類的最高本質”；亦就是終結如下的絕對命令：“使人成為被壓迫的被奴役的被遺棄的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必須推翻。
” 然在前則如恩格斯，在後則列甯，卻認為革命政黨“向宗教宣戰将是一愚蠢之舉，反而會妨礙宗教之真正消亡”。
[33]要倒避免傷害信教者的感情；傷害他們的感情“隻會鞏固其對宗教的盲目信仰”。
[34]應該知道這正是要人善于批判宗教。
由中世到近世的轉折關鍵何在[35] 在今日說起來，似乎再沒有文明過西洋人的了。
即在仿佛百般看不起西洋人的我，亦不能不承認他在人類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其空前偉大的貢獻。
二百年前尚那樣野蠻，何以忽地二百年後一轉而這樣文明呢？前此似乎一無可取，現在何以忽地有這麼多的成就出來呢？這個轉折關鍵何在？這個轉折關鍵，如我從來所認識，是在人生态度的改變。
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說明中國、西洋、印度三方文化之不同，是由于他們人生态度的各異。
近世的西洋人，舍棄他中世紀禁欲清修求升天國的心理，而重新認取古希臘人于現世求滿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于是就産出近世的西洋文化，此我十年前之所以認識的。
至今沒變，而曆久愈新，愈益深刻。
這論調亦非獨創自我，西洋曆史家哲學家蓋多言之，中國人亦有取而申之者，我不過更加咬定，更體會得其神理其意義。
讀者最好取前書一為審看，今不暇多說，我們隻能說兩句。
我們先說歐洲中世的人生态度。
歐洲中世的人生态度，是否定現世人生的，是禁欲主義；其所祈求乃在死後之天國。
這是基督教教給他們的。
基督教以為人生與罪惡俱來，而靈魂不滅當求贖于死後。
曆史家說： 古代希臘人與羅馬人之觀念，對于死後不甚注意，無非求今生之快樂；基督教則主靈魂不滅死後賞罰之說，其主義乃與此絕異，特重人生之死後。
因之當時人多舍此生之職業及快樂，專心于來生之預備。
閉戶自修之不足，并自餓自凍或自笞以冀入道，以為如此或可免此生或來世之責罰。
中古時代之著作家類皆修道士中人，故當時以修道士之生活為最高尚。
[36] 相傳中世教會以現世之快樂為魔；故有教士旅行瑞士，以其山水之美不敢仰視，恐被誘惑者。
在這态度下，當然那為人生而用的一切器物、制度、學術如何開得出來？一世文化之創新，不能不靠那一世聰明才智之士；聰明才智之士傾向在此，還有什麼可說呢？同時我們亦可看出，那封建制度所得以維持存在，是靠多數人的愚蠢；多數人的愚蠢所得以維持存在那麼久，是靠為一世文化所寄的出世宗教。
然而人心豈能終于這樣抑郁閉塞呢？無論锢蔽得多久，總有沖決的一天。
果不其然，當中世之末，近世之初，有“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兩件大事；而西洋人的人生态度，就于此根本大變了；——完全轉過一個大相反的方向來。
所謂“文藝複興”便是當時的人因為借着講究古希臘的文藝，引發了希臘的思想，使那種與東來宗教絕異的希臘式人生态度複興起來。
即我在前邊揭出的：“舍棄他中世紀禁欲清修求升天國的心理，而重新認取古希臘人于現世求滿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是也。
他把一副朝向着天的面孔，又回轉到這地上人類世界來了。
所謂“宗教改革”則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說得明白： 所謂“宗教改革”雖在當時去改革的人或想恢複初時宗教之舊，但其結果不能為希伯來思想助勢，卻為第一路向幫忙，與希臘潮流相表裡。
因為他是人們的覺醒；對于無理的教訓，他要自己判斷；對于腐敗的威權，他要反抗不受；這實在是同于第一路向的。
他不知不覺中，也把厭絕現世，傾向來世的格調改去了不少。
譬如在以前布教的人不得婚娶，而現在改了可以婚娶。
差不多後來的耶稣教性質，逐漸變化，簡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幫手。
無複第三路向之意味。
勉勵鼓舞人們的生活，使他們将希臘文明的舊緒，往前開展創造起來，成功今日的樣子。
[37] 蔣百裡先生在其《歐洲文藝複興史導言》中，亦說的好： 要之，“文藝複興”實為人類精神之春雷。
一震之下，萬卉齊開；佳谷生矣，荑稗亦随之以出。
一方則感情理智極其崇高；一方則嗜欲機詐極其獰惡，此固不必為曆史諱者也。
惟綜合其繁交紛纭這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現；一曰世界之發現。
（ThegreatachievementoftheRenaissancewerethediscoveryofworldandthedis-coveryofman）人之發現雲者，即人類自覺之謂。
中世教權時代，則人與世界之間，間之以神；而人與神之間，間之以教會：此即教皇所以藏身之固也。
有文藝複興而人與世界乃直接交涉。
有宗教改革而人與神乃直接交涉。
人也者，非神之罪人。
尤非教會之奴隸；我有耳目不能絕聰明；我有頭腦不能絕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絕判斷！此當時複古派所以名為人文派Humanism也。
好了！炸彈爆炸了！那北方森林中的野蠻民族，一副精強的體力，新鮮的血輪，将出得山來，就遇着閉智塞聰禁欲藏精的宗教，緊緊地圈收锢蔽，一直郁蘊積蓄到千年之久，現在迸裂發作起來了！而文藝複興便是他的導火線。
這一發就不可收。
什麼“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民主革命”，非美亞澳四大洲的侵略，地球上有色人種的征服，世界大戰，“社會革命”……所謂近世西洋文化的怪劇，就是這樣以奔放式而演出來的。
而時亦就是因這要求現世人生幸福的态度之确立，一世之人心思才力都集于這方向而用去；于是一切為人生利用的學術器物制度，才日新而月異，月異而歲不同，令人目眩地開辟出來[38]。
你問他為什麼忽地一轉而為世界頂文明的民族？就是為此。
你問他為什麼忽地有這麼多成就出來？就是為此。
我曾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指說近世西洋人所為人類文化之空前偉大貢獻，綜其要有三：征服自然的物質文明、科學的學問、德谟克拉塞的精神是己。
而審是三者無不成功于此新人生态度上，因一一為之說明，讀者可取來參看，此不多及。
現在要請大家注意者，仍在此态度： 第一，要注意這态度為重新認取的，與無意中走上去的大不相同；——他有意識取舍理智判斷的活動。
第二，要注意這态度。
蓋從頭起就先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我”，而自為肯定；如從昏蒙模糊中開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謂“人類的覺醒”，其根本就在這一點[39]。
第三，要注意這态度，就從“我”出發，為“我”而向前要求去，一切眼前面的人與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敵對、征服之對象；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皆分隔對立起來。
渾然的宇宙，打成兩截。
總括起來，又有可言者；一即這時的人，理智的活動太強太盛。
這是他一切成功之母；科學由此而開出；社會的組織性機械性由此而進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異的征服世界的威力全在此。
一即個人主義太強太盛。
這亦是他一切成功之母。
德谟克拉塞的風氣由此而開出；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态，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由此而進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異的虎狼吞噬性蓋在此。
宗教在中國[40] 宗教在中國，有其同于他方之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獨具之特殊的情形。
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有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最早之圖騰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
其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則須分别觀之，在周孔教化未興時，當亦為一種宗教，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表面似無大改，而留心辨察實進入一特殊情形了。
質言之，此後之中國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隻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往者胡石青先生論中國宗教[41]，似未曾留心此分别，茲先引述其說，再申明我的意見。
胡先生列世界宗教為三大系：希伯來一系，印度一系，而外中國亦為一系。
他說，“大教無名，唯中國系之宗教足以當之”，其内容“合天人，包萬有”，約舉要義則有三： （一）尊天。
“天之大德日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于天地。
（二）敬祖。
“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于祖先。
（三）崇德報功。
漁牧工農，宮室舟車，文物制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
——按祭孔應屬于此一則中。
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别生作用。
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
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幹涉，不事排斥，亘古不見宗教戰争，故實為人類信仰中之唯一最正大最自由者。
——以上均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一篇第三章。
胡先生一面不把中國劃出于宗教範圍外，一面亦不曾歪曲了中國的特殊事實，貶損了中國的特殊精神。
這是一種很通的說法，我們未嘗不可以接受之。
卻是我願點出：凡此所說，都是早經周孔轉過一道手而來的，恐怕不是古初原物。
如我推斷，三千年前的中國不出一般之例，近三千年的中國，則當别論。
胡先生似不免以近三千年的中國為準，而渾括三千年前的中國在内。
以下接續申明我的意見。
前于第一章[42]列舉“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說中國文化内缺乏宗教，即是指近三千年而言。
何以說中國文化，斷自周孔以後，而以前不計？則以中國文化之發展開朗，原是近三千年的事，即周孔以後的事，此其一。
中國文化之流傳到現在，且一直為中國民族所實際受用者是周孔以來的文化。
三千年以上者，于後世生活無大關系，僅在文化史上占分量而已，此其二。
周孔以來的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些成為顯然屬于宗教範疇，何以說它缺乏宗教，說它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則以此三千年的文化，其發展統一不依宗教做中心。
前說，非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之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
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養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
唯心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
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疊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
此中心在别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裡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
不可否認地，此時有種種宗教并存。
首先有沿襲自古的祭天祀祖之類。
然而卻已變質，而構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
再則有不少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
然試問，這些宗教進來，誰曾影響到孔子的位置？非獨奪取中心地位談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對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無沖突，或且精神一緻。
結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們都成了“幫腔”。
這樣，在确認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時，我們當然就可以說中國缺乏宗教這句話了。
世界各大宗教所以皆能吸收許多人，乃至近代人智大開而不少人（科學家亦在内）仍然對宗教生活向心力很強者在此。
各人孜孜為利的資本主義廣大社會猶得以維持穩定不緻潰裂橫決者在此。
表面看去，維持資本社會如此其久的似在其法律強制力和其社會習俗秩序的慣性；實則這不過偏從階級矛盾來看問題。
深入以看問題，則資本家個人生命内在矛盾如何免于激化，資産階級内部關系如何得其維持，乃更居其先。
階級對抗的強大形勢雖或有助于其個人生命内在矛盾暫免激化，有助于其階級内部關系較易維持，那是極有限的。
質言之：其人生命内在矛盾得以不表面化，其階級内部關系所得以維持者，實在靠着他們之所謂“道德”其物。
而在西洋（歐美）從長久以來其社會道德總是依傍于宗教的。
宗教教義教誡有變易，社會道德觀念随之而變；宗教而受到人們疑問拒斥則社會道德立即動搖不穩。
社會道德依傍于宗教，而社會生活表面平穩沒有大罅漏則有賴于其社會道德。
批判其宗教是傾覆資本社會的入手處，亦是徹始徹終要做的功夫。
無産階級革命首先批判宗教 何謂道德？此可分從社會及個人兩面來說它。
任何社會生活裡莫不有其所尚與所恥，公衆流行的是非善惡概念即依以分判。
凡說“道德”“不道德”一視乎此為從違者即是社會道德。
社會道德是一時一地不相同的。
然而道德的本義乃在個人生活上的自覺自律、自覺地向上不必因社會之所尚，從乎自己向上心勉勵行事而不必從社會之後循規蹈矩。
這才真是道德。
因此，真道德每于真幹革命家見之。
不論是無産階級革命家抑或是資産階級革命家。
列甯曾這樣說道： 如果對偉大的資産階級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曆史所承認的權利，來代表曾經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争中把千百萬新興民族提高到過文明生活的資産階級“祖國”講話。
[31] 既然威脅強制和獎譽誘掖為任何階級社會所不可免（否則維持不了），則人們所言所行合于其社會道德者，可能隻是表面上出于自覺自律而已，實則模糊依違于外，其不為鄉願者蓋寡[32]。
時時有爆發革命的可能，而訖不見其革命發作的歐美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和東歐那些修正主義國家，大抵為隐約的鄉願勢力之所支柱。
而此種鄉願勢力則與其社會生活中的宗教大有關系。
強大的國家機器有待暴力革命，而此則必待于暴力之外的思想批判。
馬克思在其《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序言》中說過：“宗教的批判乃是一切批判的前提。
”且經列甯指出馬克思此時——1843年冬——正在主張對一切現存制度進行無情的批判。
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的名言，即見于此文。
宗教對人生所起的毒害作用何在？就在其貶低了人生。
神超絕至上，而人則微末，有罪，不潔。
一切價值意義和幸福均必假借于神，而不在人自身。
這樣，人的自覺自信便喪失了，而人沒有自覺與自信還有什麼可說呢？這便斷送了一切！ 宗教批判終結于如下的學說：“‘人’，是人類的最高本質”；亦就是終結如下的絕對命令：“使人成為被壓迫的被奴役的被遺棄的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必須推翻。
” 然在前則如恩格斯，在後則列甯，卻認為革命政黨“向宗教宣戰将是一愚蠢之舉，反而會妨礙宗教之真正消亡”。
[33]要倒避免傷害信教者的感情；傷害他們的感情“隻會鞏固其對宗教的盲目信仰”。
[34]應該知道這正是要人善于批判宗教。
由中世到近世的轉折關鍵何在[35] 在今日說起來，似乎再沒有文明過西洋人的了。
即在仿佛百般看不起西洋人的我，亦不能不承認他在人類文化方方面面都有其空前偉大的貢獻。
二百年前尚那樣野蠻，何以忽地二百年後一轉而這樣文明呢？前此似乎一無可取，現在何以忽地有這麼多的成就出來呢？這個轉折關鍵何在？這個轉折關鍵，如我從來所認識，是在人生态度的改變。
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說明中國、西洋、印度三方文化之不同，是由于他們人生态度的各異。
近世的西洋人，舍棄他中世紀禁欲清修求升天國的心理，而重新認取古希臘人于現世求滿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于是就産出近世的西洋文化，此我十年前之所以認識的。
至今沒變，而曆久愈新，愈益深刻。
這論調亦非獨創自我，西洋曆史家哲學家蓋多言之，中國人亦有取而申之者，我不過更加咬定，更體會得其神理其意義。
讀者最好取前書一為審看，今不暇多說，我們隻能說兩句。
我們先說歐洲中世的人生态度。
歐洲中世的人生态度，是否定現世人生的，是禁欲主義；其所祈求乃在死後之天國。
這是基督教教給他們的。
基督教以為人生與罪惡俱來，而靈魂不滅當求贖于死後。
曆史家說： 古代希臘人與羅馬人之觀念，對于死後不甚注意，無非求今生之快樂；基督教則主靈魂不滅死後賞罰之說，其主義乃與此絕異，特重人生之死後。
因之當時人多舍此生之職業及快樂，專心于來生之預備。
閉戶自修之不足，并自餓自凍或自笞以冀入道，以為如此或可免此生或來世之責罰。
中古時代之著作家類皆修道士中人，故當時以修道士之生活為最高尚。
[36] 相傳中世教會以現世之快樂為魔；故有教士旅行瑞士，以其山水之美不敢仰視，恐被誘惑者。
在這态度下，當然那為人生而用的一切器物、制度、學術如何開得出來？一世文化之創新，不能不靠那一世聰明才智之士；聰明才智之士傾向在此，還有什麼可說呢？同時我們亦可看出，那封建制度所得以維持存在，是靠多數人的愚蠢；多數人的愚蠢所得以維持存在那麼久，是靠為一世文化所寄的出世宗教。
然而人心豈能終于這樣抑郁閉塞呢？無論锢蔽得多久，總有沖決的一天。
果不其然，當中世之末，近世之初，有“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兩件大事；而西洋人的人生态度，就于此根本大變了；——完全轉過一個大相反的方向來。
所謂“文藝複興”便是當時的人因為借着講究古希臘的文藝，引發了希臘的思想，使那種與東來宗教絕異的希臘式人生态度複興起來。
即我在前邊揭出的：“舍棄他中世紀禁欲清修求升天國的心理，而重新認取古希臘人于現世求滿足的态度，向前要求去”，是也。
他把一副朝向着天的面孔，又回轉到這地上人類世界來了。
所謂“宗教改革”則我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說得明白： 所謂“宗教改革”雖在當時去改革的人或想恢複初時宗教之舊，但其結果不能為希伯來思想助勢，卻為第一路向幫忙，與希臘潮流相表裡。
因為他是人們的覺醒；對于無理的教訓，他要自己判斷；對于腐敗的威權，他要反抗不受；這實在是同于第一路向的。
他不知不覺中，也把厭絕現世，傾向來世的格調改去了不少。
譬如在以前布教的人不得婚娶，而現在改了可以婚娶。
差不多後來的耶稣教性質，逐漸變化，簡直全成了第一路向的好幫手。
無複第三路向之意味。
勉勵鼓舞人們的生活，使他們将希臘文明的舊緒，往前開展創造起來，成功今日的樣子。
[37] 蔣百裡先生在其《歐洲文藝複興史導言》中，亦說的好： 要之，“文藝複興”實為人類精神之春雷。
一震之下，萬卉齊開；佳谷生矣，荑稗亦随之以出。
一方則感情理智極其崇高；一方則嗜欲機詐極其獰惡，此固不必為曆史諱者也。
惟綜合其繁交紛纭這結果，則有二事可以扼其綱：一曰人之發現；一曰世界之發現。
（ThegreatachievementoftheRenaissancewerethediscoveryofworldandthedis-coveryofman）人之發現雲者，即人類自覺之謂。
中世教權時代，則人與世界之間，間之以神；而人與神之間，間之以教會：此即教皇所以藏身之固也。
有文藝複興而人與世界乃直接交涉。
有宗教改革而人與神乃直接交涉。
人也者，非神之罪人。
尤非教會之奴隸；我有耳目不能絕聰明；我有頭腦不能絕思想；我有良心不能絕判斷！此當時複古派所以名為人文派Humanism也。
好了！炸彈爆炸了！那北方森林中的野蠻民族，一副精強的體力，新鮮的血輪，将出得山來，就遇着閉智塞聰禁欲藏精的宗教，緊緊地圈收锢蔽，一直郁蘊積蓄到千年之久，現在迸裂發作起來了！而文藝複興便是他的導火線。
這一發就不可收。
什麼“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民主革命”，非美亞澳四大洲的侵略，地球上有色人種的征服，世界大戰，“社會革命”……所謂近世西洋文化的怪劇，就是這樣以奔放式而演出來的。
而時亦就是因這要求現世人生幸福的态度之确立，一世之人心思才力都集于這方向而用去；于是一切為人生利用的學術器物制度，才日新而月異，月異而歲不同，令人目眩地開辟出來[38]。
你問他為什麼忽地一轉而為世界頂文明的民族？就是為此。
你問他為什麼忽地有這麼多成就出來？就是為此。
我曾于《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指說近世西洋人所為人類文化之空前偉大貢獻，綜其要有三：征服自然的物質文明、科學的學問、德谟克拉塞的精神是己。
而審是三者無不成功于此新人生态度上，因一一為之說明，讀者可取來參看，此不多及。
現在要請大家注意者，仍在此态度： 第一，要注意這态度為重新認取的，與無意中走上去的大不相同；——他有意識取舍理智判斷的活動。
第二，要注意這态度。
蓋從頭起就先認識了“自己”，認識了“我”，而自為肯定；如從昏蒙模糊中開眼看看自己站身所在一般；所謂“人類的覺醒”，其根本就在這一點[39]。
第三，要注意這态度，就從“我”出發，為“我”而向前要求去，一切眼前面的人與物，都成了他要求、利用、敵對、征服之對象；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皆分隔對立起來。
渾然的宇宙，打成兩截。
總括起來，又有可言者；一即這時的人，理智的活動太強太盛。
這是他一切成功之母；科學由此而開出；社會的組織性機械性由此而進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異的征服世界的威力全在此。
一即個人主義太強太盛。
這亦是他一切成功之母。
德谟克拉塞的風氣由此而開出；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态，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由此而進入；西洋文化所以有其特異的虎狼吞噬性蓋在此。
宗教在中國[40] 宗教在中國，有其同于他方之一般的情形，亦有其獨具之特殊的情形。
文化都是以宗教開端，中國亦無例外，有如王治心《中國宗教思想史大綱》所述，最早之圖騰崇拜、庶物崇拜、群神崇拜等，即其一般的情形。
其自古相傳未斷之祭天祀祖，則須分别觀之，在周孔教化未興時，當亦為一種宗教，在周孔教化既興之後，表面似無大改，而留心辨察實進入一特殊情形了。
質言之，此後之中國文化，其中心便移到非宗教的周孔教化上，而祭天祀祖隻構成周孔教化之一條件而已。
往者胡石青先生論中國宗教[41]，似未曾留心此分别，茲先引述其說，再申明我的意見。
胡先生列世界宗教為三大系：希伯來一系，印度一系，而外中國亦為一系。
他說，“大教無名，唯中國系之宗教足以當之”，其内容“合天人，包萬有”，約舉要義則有三： （一）尊天。
“天之大德日生”，“萬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于天地。
（二）敬祖。
“人為萬物之靈”，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來，不能自外于祖先。
（三）崇德報功。
漁牧工農，宮室舟車，文物制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創造之賜，要莫能外。
——按祭孔應屬于此一則中。
此三原則，皆有充量誠信之價值，決不利用人民因理智不到而生畏懼之弱點，以别生作用。
亦不規定入教之形式，不作教會之組織，以示拘束。
與此不悖之各地習俗或外來宗教，亦不加幹涉，不事排斥，亘古不見宗教戰争，故實為人類信仰中之唯一最正大最自由者。
——以上均見胡著《人類主義初草》第一篇第三章。
胡先生一面不把中國劃出于宗教範圍外，一面亦不曾歪曲了中國的特殊事實，貶損了中國的特殊精神。
這是一種很通的說法，我們未嘗不可以接受之。
卻是我願點出：凡此所說，都是早經周孔轉過一道手而來的，恐怕不是古初原物。
如我推斷，三千年前的中國不出一般之例，近三千年的中國，則當别論。
胡先生似不免以近三千年的中國為準，而渾括三千年前的中國在内。
以下接續申明我的意見。
前于第一章[42]列舉“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為中國文化一大特征，說中國文化内缺乏宗教，即是指近三千年而言。
何以說中國文化，斷自周孔以後，而以前不計？則以中國文化之發展開朗，原是近三千年的事，即周孔以後的事，此其一。
中國文化之流傳到現在，且一直為中國民族所實際受用者是周孔以來的文化。
三千年以上者，于後世生活無大關系，僅在文化史上占分量而已，此其二。
周孔以來的中國文化，其中有一些成為顯然屬于宗教範疇，何以說它缺乏宗教，說它是“幾乎沒有宗教的人生”？則以此三千年的文化，其發展統一不依宗教做中心。
前說，非較高文化不能形成一大民族，而此一大民族文化之統一，每有賴一大宗教。
中國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風土人情之異，語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樹立其文化之統一者，自必有為此一民族社會所共信共喻共涵養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
唯心此中心，而後文化推廣得出。
民族生命擴延得久，異族疊入而先後同化不為礙。
此中心在别處每為一大宗教者，在這裡卻誰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兩千餘年來中國之風教文化，孔子實為其中心。
不可否認地，此時有種種宗教并存。
首先有沿襲自古的祭天祀祖之類。
然而卻已變質，而構成孔子教化内涵之一部分。
再則有不少外來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
然試問，這些宗教進來，誰曾影響到孔子的位置？非獨奪取中心地位談不到，而且差不多都要表示對孔子之尊重，表示彼此并無沖突，或且精神一緻。
結果，彼此大家相安，而他們都成了“幫腔”。
這樣，在确認周孔教化非宗教之時，我們當然就可以說中國缺乏宗教這句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