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宗教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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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得拯救他出于苦惱。
這便是一切神秘的觀念與經驗所由興，而一切宗教上的觀念與經驗莫非神秘的，也就是為此了。
超絕與神秘二點實為宗教所以異乎其他事物之處。
吾人每言宗教時，殆即指此二點而說。
故假使其事而非超絕神秘者即非吾人所謂宗教，毋甯别名以名之之為愈也。
此類特别處：“感覺所未接”“理智所不喻”“超絕”“神秘”可以統謂之“外乎理知”。
理智不喻的固是外乎理知，感覺未接而去說具體東西，便也是理智不喻的了。
若神秘固是理智不喻的，超絕尤非理智範圍（理智中的東西皆非東西，而相關系之一點也，超絕則絕此關系也）。
故一言以蔽之日外乎理知。
但理智是人所不能不信任的，宗教蓋由此而受疑忌排斥，幾乎失其文化上的位置。
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是宗教在人類生活上之所以難得穩帖和洽。
分言之，則“對于人的情志方面加以勖勉”與“對于人的知識作用超外”為宗教之二條件，合起來說則固一事也。
一事唯何？即前頭所标“以超絕于知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是已。
此是一事不容分開。
為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其事盡有，然不走超絕于知識一條路則不算宗教：反之單是于知識為超外而不去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者亦不是宗教。
必“走超絕于知識的一條路以謀情志方面之勖慰”之一事乃為宗教。
所有宗教皆此一事。
亦特此一事之做法各有不同耳。
或者是禮拜，或者是祈禱，或者祝頌，或者諷詠，或者清淨，或者苦行，或者禁欲，或者瑜伽……種種數不盡。
然通可謂之一事——對于出世間（超絕于現有世界之世界，現有的世界則吾人知識中之世界也，具如上說。
）緻其歸依而有所事為是也。
此一事做得一點則得一點之勖慰，而愈做亦愈遠現世而趨近現世之超離。
故此一事吾名之曰“出世之務”。
宗教者出世之謂也。
宗教之為宗教如此如此，我們并不曾有一絲增減于其間。
我們既明宗教之為物如此，夫然後乃進問：若此其物者在後此世界其盛衰存廢何如呢？我們還是要他好還是不要他好呢？我們試以前問為主，後問為副，而研求解答之。
若問宗教後此之命運，則我們仍宜分為二題以求其解答： （一）人類生活的情志方面果永有宗教的必要乎？ （二）人類生活的知識方面果亦有宗教的可能乎？ 假使不必要，而又不可能，則宗教将無從維持于永久。
假使既必要，而又可能，夫誰得而廢之。
此皆可兩言而決者。
若其雖必要而不可能，或雖可能而不必要，則其命運亦有可得而言者。
宗教是否必要之研究[21] 人類生活的情志方面果永有宗教的必要乎？我們要看以前曾賴宗教去勖慰的情志都是如何樣的情志，以後世界還有沒有這些樣的情志，這些樣的情志是不是定要宗教才得勖慰。
倘以後沒有這些樣情志，則宗教不必要。
即有這樣的情志，雖以前曾賴宗教勖慰，卻非以後定要宗教而不能變更替換者，則宗教仍為不必要。
至于以後人類生活遷異，有沒有另樣須要宗教勖慰的情志，則吾人未曾經驗者亦不欲說他。
吾人唯就現有，以後仍要有，又無别種辦法者，而後說為宗教的必要。
我們就着一般宗教徒在他正需要、接受、信奉宗教的時節，看其情志是怎樣的？再對着不信教的人在拒卻宗教的時節看其情志是怎樣的？結果我們看到前一種情志與後一種情志可以用“弱”“強”兩個字來表别他。
所有前種的人他的情志都是弱的，他總自覺無能力，對付不了問題很不得意的……所有後種的人他的情志都是強的，他總像氣力有餘樣子，沒有什麼問題，很得意的……大概教徒的情志方面都是如此“弱”的狀态，不過因為問題不同，所以弱的有不同罷了。
然則宗教是否即立足于人類情志之弱的一點上呢？不是的。
如此狀态有時而變的，不過當人類稚弱的時節如此，能力增進态度就改換了。
雖改換卻非宗教便要倒的。
在以前人類文化幼稚的時候，見厄于自然，情志所系，問題所在，隻不過圖生存而已。
而種種自然界的東西，都是他問題中對付不了的東西，于是這些東西幾乎就莫不有神祗了。
諸如天、地、山、川、風、雲、雷、雨……的神是也。
而其宗教之所務，自也不外祈年禳災之類了。
一旦文化增高，知識進步，漸漸能征服自然，這種自覺弱小必要仰賴于神的态度，就會改變。
因為這是一個錯誤，或幻覺，人類并不弱小。
（同後來征服自然最得意時節之自覺強大尊威一樣幻妄，都是一時的不能長久，記得羅素從考算天文而說人類渺小，這雖與前之出于主觀情志的“弱小”兩樣，但也不對，這怕是他們理性派的錯誤，但卻非理性的錯誤，理性不會錯誤。
）宗教之所以在人類文化初期很盛，到了後來近世就衰微下來，所以在别的地方不受什麼排斥而僅在宗教勢強的歐洲大遭排斥，都是為人類情志方面轉弱為強的緣故。
有人以為近世宗教的衰敗，是受科學的攻擊，其實不然。
科學是知識，宗教是行為。
知識并不能變更我們行為，行為是出于情志的。
由科學進步而人類所獲得之“得意”“高興”是打倒宗教的東西，卻非科學能打倒宗教。
反之，人若情志作用方盛時，無論什麼不合理性的東西他都能承受的。
如此我們看這樣自覺弱小的情志在近世已經改變日後也不見得有了（即有這類對自然問題因情志變了，也不走這宗教一途），那麼，宗教如果其必要隻在此，也将為不必要了。
但是我們看見隻應于這種要求産生的宗教不必要罷了，隻這種現在不必要的宗教倒了罷了，宗教并不因之而倒，因為人類情志還有别的問題在。
雖然好多宗教都是為生存問題禍福問題才有的，但這隻是低等的動機，還有出于高等動機的。
這高等動機的宗教，經過初期文化的印度西洋都有之（唯中國無之，中國文化雖進而其宗教仍是出于低等動機——禍福之念，長生求仙之念——如文昌、呂祖之類，其較高之問題皆另走他途，不成功宗教）。
不過一宗教成立存在絕非一項動機，一項動機也怕不成宗教，所以很難分辨罷了。
比較看去似乎還是基督教富于忏悔罪惡遷善愛人的意思，基督教徒頗非以生存禍福問題而生其信仰心者。
我曾看見到一位陳先生（陳靖武先生的兒子），他本是講宋學的，後來竟奉了基督教。
他把他怎樣奉教的緣故說給我聽。
話很長，很有味，此時不及叙。
簡單扼要的說：他不是自覺弱小，他是自覺罪惡，他不是怯懼，他是愧恨，他不求生存富貴，他求美善光明。
但是一個人自己沒有法子沒有力量将做過的罪惡湔除，将愧恨之心放下，頓得光明别開一新生命，登一新途程，成一新人格——這如勇士不能自舉其身的一樣——隻有哀呼上帝拔我，才得自拔。
他說上帝就在這裡。
宗教的必要就在此等處。
我很相信他的話出于真情，大概各大宗教都能給人以這樣的勖慰，不單是基督教。
這在宗教以前所予人類幫助中是最大之一端，在以後也很像是必要。
人類自覺弱小恇怯可以因文化增進而改變，但一個人的自覺罪惡而自恨，卻不能因文化增進而沒有了（人類自覺生來就有罪惡這是會改變的，但一人做過罪惡而自恨，或且因文化之進而進）。
除非他不自恨則已，當真自恨真無法解救。
這時他自己固不自恕，即自恕也若不算數。
即他所負罪的人恕他，也都不算數。
隻有求上帝恕他一切，才得如釋重負，恍若上帝在旁幫他自新，才覺頓得光明。
幾乎舍此無他途或即走他途，也絕無如是偉力神效。
然則宗教的必要是否即在此呢？還不是的。
論起來，這樣的情志，後此即不能沒有，而對他的勖慰，舍宗教又無正相當的替代，誠然是必要了。
但這必要是假的，是出于“幻情”。
明是自己勖勉自己，而幻出一個上帝來。
假使宗教的必要隻在這幻的上邊，也就薄弱的很了（況且還有許多流弊危險，此處不談）。
然而宗教的真必要，固還别有在。
照上邊的這一例，已經漸漸感覺說話的人與聽話的人所有材料——宇宙——同不同的問題。
因為我亦曾有陳先生那樣的材料，即我亦曾厭恨自己，幾于自殺，所以對他所說的話得少分相喻。
而大家若沒嘗過這味道的，就有難得相喻之感。
但這還非難的，例如那某時期之托爾斯泰之宇宙便非我們大家一般人所有的了（如有托爾斯泰的宇宙，其人便一托爾斯泰）。
在那時他覺得“人生無意義”。
雖然這五字你也認識，他也認識，仿佛沒甚難解，其實都并不解。
這五字不過是一符号喚起大家的“人生無意義”之感罷了，大家若沒有此感，便如與瞎子說花怎的美觀，簡直不能相喻的。
然聰明人，多情多欲的人多有此感，不過有強弱深淺之差。
現在不管大家相喻到如何，姑且去說就是了。
在托翁感覺人生無意義時節，他陷于非常之憂惱痛苦，不定那一時就會自殺。
卻一旦認識了基督尋到了上帝，重複得着人生意義，立時心安情慰而勉于人生。
差不多同已死的人複得再生一般。
這非宗教之力不及此。
然則宗教的必要，就在對付這類問題的麼？誠然宗教多能對付這類問題，而且有從這類問題産出的宗教。
然還不定要宗教。
這類問題——人生空虛無聊，人生究竟有何意義——也可徑直走入否定人生一途，也可仍舊折回歸還到勉于人生。
由前一途徑其結果固必為宗教；或長生的出世法如道教及印度幾外道，或無生的出世法如佛教及印度幾外道。
由後一途其結果則不必為宗教如托翁所為者，盡可于人生中為人生之慰勉，如孔家暨後之宋明儒皆具此能力者也（關于孔家者後邊去說）。
并且我們很可以有法子保我們情志不陷于如此的境地，則宗教尤其用不着了。
原來這樣人生空虛無意義之感，還是一個錯誤。
這因多情多欲，一味向前追求下去，處處認得太實，事事要有意義，而且要求太強，趣味太濃，計較太盛。
将一個人生活的重心，全挪在外邊。
一旦這誤以為實有的找不着了，便驟失其重心，情志大動搖起來，什麼心腸都沒有了。
隻是焦惶慌怖，苦惱雜集，一切生活都做不下去。
在這茫無着落而急求着落的時候，很容易一誤再誤。
抓着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便算把柄。
如托翁蓋其例也。
在生活中的一件一件的事情，我們常辨别他的意義，評算他的價值，這因無意中随便立了個标的在，就着标的去說的。
這種辨别評算成了習慣，挪到根本的人生問題，還持那種态度，硬要找他的意義價值結果。
卻不曉得别的事所以可評算，因他是較大關系之一點，而整個的人生則是一個獨絕，更不關系于較大之關系，不應對之究問其價值意義結果之如何。
始既恍若其有，繼則恍若其無，旋又恍若得之者，其實皆幻覺也。
此種辨别計較評算都是理智受了一種“為我的沖動”在那裡起作用。
一個人如果盡做這樣的生活，實是苦極。
而其結果必倦于人生，會要有人生空虛之感，竟緻生活動搖，例今之羅素輩皆知此義。
若于生活中比較的憑直覺而不用理智當可少愈，而尤莫妙于以理智運直覺使人涵泳于一“直覺的宇宙”中。
凡倭铿所謂精神生活，羅素所謂靈性生活皆目此也（按兩家于英語皆為Thelifeofspirit字樣而說法不盡同，時下譯家對前多譯稱精神生活，對後多譯稱靈性生活，有個分别也好）。
又若諸提倡藝術的人生态度者，或提倡藝術生活者，或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者（此說之妥否另議），其所傾向蓋莫不在此也。
此其說過長，不能詳論。
我們且隻說此種傾向幾為今日大家所同，而且很可看清改造後的社會，那時人确然是這樣生活無疑。
這樣生活做去，宗教當真有措而不用之勢。
并非這樣生活太美滿，沒有什麼使情志不甯的問題。
是我與宇宙融合無間，要求計較之念銷歸烏有。
根本使問題不生也。
什麼人生有意義無意義，空虛不空虛，短促不短促，他一概不曉得。
這時是将傾欹在外邊的重心挪了回來，穩如泰山，全無動搖。
因此而緻情志動搖者既沒有，即無待宗教去勖慰，使宗教之必要在此，宗教将為不必要了。
然宗教之必要固不在此，而别有在。
我們尋繹少年中國學會田漢君曾慕韓君争論宗教的信，他意思裡所隐約指的宗教的必要，是能令我們情感豐富熱烈，而生活勇猛奮發。
我們看差不多大家都認悲憫愛人的懷抱，犧牲一己的精神，是宗教家的模樣。
這有沒有相連的關系呢？似乎是有的。
這種特殊的懷抱與精神，實出于一種特殊的宇宙觀——不由理智的而為非理性的神秘的宇宙觀。
因他這種宇宙觀是宗教式的宇宙觀。
所以多半是宗教家才得有此了。
既然宗教家才得有此，此而必要，亦即宗教的必要了。
我們看見有這種懷抱精神的人，他的生活很活潑奮發而安定不搖，可以說于他自己很必要的，而這樣人于人群也很必要的。
然則宗教的必要是不是在這裡呢？這實非必要。
我們覺得單就個人看，人的生活活潑奮發與溫愛的态度是必要的，若“悲憫”“犧牲”和田君所說的“白熱”似無必要。
而生活活潑奮發與溫愛的态度非必宗教才能給我們，這是很明白的。
若就人群來看，雖然在現在我們很提倡悲憫、犧牲、熱情，卻恐一旦社會用不着。
都因社會有病，社會制度不良，或者文化低時人力不能勝天行，才需要這樣人。
但這非長久如此，故而救人的人，殊非永遠的必要。
假使宗教的必要不過如此，則宗教便也不得長久了。
然宗教的必要固别有所在。
宗教之真必要所在[22] 這一個個必要的鑒定也不能很詳盡，我現在可以把宗教的真必要告訴大家了。
這個話說出來似也不稀奇，卻待細細批評過，方曉得隻有他是真的。
從這真的必要才産出真的宗教，宗教之真，直到此才發現。
這便是印度人——尤其是數論和佛教——所問的問題。
我們看小乘經（如佛本行集經等）上邊叙說佛當初是為什麼出家，那就是代表本來的佛教是應于那種要求而起的（所以說做“本來的佛教”是因大乘教便稍不同，但我并不說大乘是後來才有的）。
照那經上的話大約可分做兩種問題，卻有一種是尤常常說的。
均略為講明如下： 經上叙說佛未出家時發見了人生上的問題，使他心動情搖，屏去左右，思維莫釋，約計有四次。
頭一次略叙雲： 太子出遊，看諸耕人，赤體辛勤，被日炙背，塵土坌身，喘呷汗流。
牛縻犁端，時時捶掣，犁桶砑領，鞅繩勒咽，血出下流，傷破皮肉。
犁揚土撥之下皆有蟲出，人犁過後，諸鳥雀競飛吞啄取食。
太子見已，生大憂愁，思念諸衆生等有如是事。
語諸左右悉各遠離，我欲私行。
即行到一閻浮樹下，于
這便是一切神秘的觀念與經驗所由興，而一切宗教上的觀念與經驗莫非神秘的，也就是為此了。
超絕與神秘二點實為宗教所以異乎其他事物之處。
吾人每言宗教時，殆即指此二點而說。
故假使其事而非超絕神秘者即非吾人所謂宗教，毋甯别名以名之之為愈也。
此類特别處：“感覺所未接”“理智所不喻”“超絕”“神秘”可以統謂之“外乎理知”。
理智不喻的固是外乎理知，感覺未接而去說具體東西，便也是理智不喻的了。
若神秘固是理智不喻的，超絕尤非理智範圍（理智中的東西皆非東西，而相關系之一點也，超絕則絕此關系也）。
故一言以蔽之日外乎理知。
但理智是人所不能不信任的，宗教蓋由此而受疑忌排斥，幾乎失其文化上的位置。
這一點我們可以說是宗教在人類生活上之所以難得穩帖和洽。
分言之，則“對于人的情志方面加以勖勉”與“對于人的知識作用超外”為宗教之二條件，合起來說則固一事也。
一事唯何？即前頭所标“以超絕于知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是已。
此是一事不容分開。
為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其事盡有，然不走超絕于知識一條路則不算宗教：反之單是于知識為超外而不去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者亦不是宗教。
必“走超絕于知識的一條路以謀情志方面之勖慰”之一事乃為宗教。
所有宗教皆此一事。
亦特此一事之做法各有不同耳。
或者是禮拜，或者是祈禱，或者祝頌，或者諷詠，或者清淨，或者苦行，或者禁欲，或者瑜伽……種種數不盡。
然通可謂之一事——對于出世間（超絕于現有世界之世界，現有的世界則吾人知識中之世界也，具如上說。
）緻其歸依而有所事為是也。
此一事做得一點則得一點之勖慰，而愈做亦愈遠現世而趨近現世之超離。
故此一事吾名之曰“出世之務”。
宗教者出世之謂也。
宗教之為宗教如此如此，我們并不曾有一絲增減于其間。
我們既明宗教之為物如此，夫然後乃進問：若此其物者在後此世界其盛衰存廢何如呢？我們還是要他好還是不要他好呢？我們試以前問為主，後問為副，而研求解答之。
若問宗教後此之命運，則我們仍宜分為二題以求其解答： （一）人類生活的情志方面果永有宗教的必要乎？ （二）人類生活的知識方面果亦有宗教的可能乎？ 假使不必要，而又不可能，則宗教将無從維持于永久。
假使既必要，而又可能，夫誰得而廢之。
此皆可兩言而決者。
若其雖必要而不可能，或雖可能而不必要，則其命運亦有可得而言者。
宗教是否必要之研究[21] 人類生活的情志方面果永有宗教的必要乎？我們要看以前曾賴宗教去勖慰的情志都是如何樣的情志，以後世界還有沒有這些樣的情志，這些樣的情志是不是定要宗教才得勖慰。
倘以後沒有這些樣情志，則宗教不必要。
即有這樣的情志，雖以前曾賴宗教勖慰，卻非以後定要宗教而不能變更替換者，則宗教仍為不必要。
至于以後人類生活遷異，有沒有另樣須要宗教勖慰的情志，則吾人未曾經驗者亦不欲說他。
吾人唯就現有，以後仍要有，又無别種辦法者，而後說為宗教的必要。
我們就着一般宗教徒在他正需要、接受、信奉宗教的時節，看其情志是怎樣的？再對着不信教的人在拒卻宗教的時節看其情志是怎樣的？結果我們看到前一種情志與後一種情志可以用“弱”“強”兩個字來表别他。
所有前種的人他的情志都是弱的，他總自覺無能力，對付不了問題很不得意的……所有後種的人他的情志都是強的，他總像氣力有餘樣子，沒有什麼問題，很得意的……大概教徒的情志方面都是如此“弱”的狀态，不過因為問題不同，所以弱的有不同罷了。
然則宗教是否即立足于人類情志之弱的一點上呢？不是的。
如此狀态有時而變的，不過當人類稚弱的時節如此，能力增進态度就改換了。
雖改換卻非宗教便要倒的。
在以前人類文化幼稚的時候，見厄于自然，情志所系，問題所在，隻不過圖生存而已。
而種種自然界的東西，都是他問題中對付不了的東西，于是這些東西幾乎就莫不有神祗了。
諸如天、地、山、川、風、雲、雷、雨……的神是也。
而其宗教之所務，自也不外祈年禳災之類了。
一旦文化增高，知識進步，漸漸能征服自然，這種自覺弱小必要仰賴于神的态度，就會改變。
因為這是一個錯誤，或幻覺，人類并不弱小。
（同後來征服自然最得意時節之自覺強大尊威一樣幻妄，都是一時的不能長久，記得羅素從考算天文而說人類渺小，這雖與前之出于主觀情志的“弱小”兩樣，但也不對，這怕是他們理性派的錯誤，但卻非理性的錯誤，理性不會錯誤。
）宗教之所以在人類文化初期很盛，到了後來近世就衰微下來，所以在别的地方不受什麼排斥而僅在宗教勢強的歐洲大遭排斥，都是為人類情志方面轉弱為強的緣故。
有人以為近世宗教的衰敗，是受科學的攻擊，其實不然。
科學是知識，宗教是行為。
知識并不能變更我們行為，行為是出于情志的。
由科學進步而人類所獲得之“得意”“高興”是打倒宗教的東西，卻非科學能打倒宗教。
反之，人若情志作用方盛時，無論什麼不合理性的東西他都能承受的。
如此我們看這樣自覺弱小的情志在近世已經改變日後也不見得有了（即有這類對自然問題因情志變了，也不走這宗教一途），那麼，宗教如果其必要隻在此，也将為不必要了。
但是我們看見隻應于這種要求産生的宗教不必要罷了，隻這種現在不必要的宗教倒了罷了，宗教并不因之而倒，因為人類情志還有别的問題在。
雖然好多宗教都是為生存問題禍福問題才有的，但這隻是低等的動機，還有出于高等動機的。
這高等動機的宗教，經過初期文化的印度西洋都有之（唯中國無之，中國文化雖進而其宗教仍是出于低等動機——禍福之念，長生求仙之念——如文昌、呂祖之類，其較高之問題皆另走他途，不成功宗教）。
不過一宗教成立存在絕非一項動機，一項動機也怕不成宗教，所以很難分辨罷了。
比較看去似乎還是基督教富于忏悔罪惡遷善愛人的意思，基督教徒頗非以生存禍福問題而生其信仰心者。
我曾看見到一位陳先生（陳靖武先生的兒子），他本是講宋學的，後來竟奉了基督教。
他把他怎樣奉教的緣故說給我聽。
話很長，很有味，此時不及叙。
簡單扼要的說：他不是自覺弱小，他是自覺罪惡，他不是怯懼，他是愧恨，他不求生存富貴，他求美善光明。
但是一個人自己沒有法子沒有力量将做過的罪惡湔除，将愧恨之心放下，頓得光明别開一新生命，登一新途程，成一新人格——這如勇士不能自舉其身的一樣——隻有哀呼上帝拔我，才得自拔。
他說上帝就在這裡。
宗教的必要就在此等處。
我很相信他的話出于真情，大概各大宗教都能給人以這樣的勖慰，不單是基督教。
這在宗教以前所予人類幫助中是最大之一端，在以後也很像是必要。
人類自覺弱小恇怯可以因文化增進而改變，但一個人的自覺罪惡而自恨，卻不能因文化增進而沒有了（人類自覺生來就有罪惡這是會改變的，但一人做過罪惡而自恨，或且因文化之進而進）。
除非他不自恨則已，當真自恨真無法解救。
這時他自己固不自恕，即自恕也若不算數。
即他所負罪的人恕他，也都不算數。
隻有求上帝恕他一切，才得如釋重負，恍若上帝在旁幫他自新，才覺頓得光明。
幾乎舍此無他途或即走他途，也絕無如是偉力神效。
然則宗教的必要是否即在此呢？還不是的。
論起來，這樣的情志，後此即不能沒有，而對他的勖慰，舍宗教又無正相當的替代，誠然是必要了。
但這必要是假的，是出于“幻情”。
明是自己勖勉自己，而幻出一個上帝來。
假使宗教的必要隻在這幻的上邊，也就薄弱的很了（況且還有許多流弊危險，此處不談）。
然而宗教的真必要，固還别有在。
照上邊的這一例，已經漸漸感覺說話的人與聽話的人所有材料——宇宙——同不同的問題。
因為我亦曾有陳先生那樣的材料，即我亦曾厭恨自己，幾于自殺，所以對他所說的話得少分相喻。
而大家若沒嘗過這味道的，就有難得相喻之感。
但這還非難的，例如那某時期之托爾斯泰之宇宙便非我們大家一般人所有的了（如有托爾斯泰的宇宙，其人便一托爾斯泰）。
在那時他覺得“人生無意義”。
雖然這五字你也認識，他也認識，仿佛沒甚難解，其實都并不解。
這五字不過是一符号喚起大家的“人生無意義”之感罷了，大家若沒有此感，便如與瞎子說花怎的美觀，簡直不能相喻的。
然聰明人，多情多欲的人多有此感，不過有強弱深淺之差。
現在不管大家相喻到如何，姑且去說就是了。
在托翁感覺人生無意義時節，他陷于非常之憂惱痛苦，不定那一時就會自殺。
卻一旦認識了基督尋到了上帝，重複得着人生意義，立時心安情慰而勉于人生。
差不多同已死的人複得再生一般。
這非宗教之力不及此。
然則宗教的必要，就在對付這類問題的麼？誠然宗教多能對付這類問題，而且有從這類問題産出的宗教。
然還不定要宗教。
這類問題——人生空虛無聊，人生究竟有何意義——也可徑直走入否定人生一途，也可仍舊折回歸還到勉于人生。
由前一途徑其結果固必為宗教；或長生的出世法如道教及印度幾外道，或無生的出世法如佛教及印度幾外道。
由後一途其結果則不必為宗教如托翁所為者，盡可于人生中為人生之慰勉，如孔家暨後之宋明儒皆具此能力者也（關于孔家者後邊去說）。
并且我們很可以有法子保我們情志不陷于如此的境地，則宗教尤其用不着了。
原來這樣人生空虛無意義之感，還是一個錯誤。
這因多情多欲，一味向前追求下去，處處認得太實，事事要有意義，而且要求太強，趣味太濃，計較太盛。
将一個人生活的重心，全挪在外邊。
一旦這誤以為實有的找不着了，便驟失其重心，情志大動搖起來，什麼心腸都沒有了。
隻是焦惶慌怖，苦惱雜集，一切生活都做不下去。
在這茫無着落而急求着落的時候，很容易一誤再誤。
抓着一個似是而非的東西便算把柄。
如托翁蓋其例也。
在生活中的一件一件的事情，我們常辨别他的意義，評算他的價值，這因無意中随便立了個标的在，就着标的去說的。
這種辨别評算成了習慣，挪到根本的人生問題，還持那種态度，硬要找他的意義價值結果。
卻不曉得别的事所以可評算，因他是較大關系之一點，而整個的人生則是一個獨絕，更不關系于較大之關系，不應對之究問其價值意義結果之如何。
始既恍若其有，繼則恍若其無，旋又恍若得之者，其實皆幻覺也。
此種辨别計較評算都是理智受了一種“為我的沖動”在那裡起作用。
一個人如果盡做這樣的生活，實是苦極。
而其結果必倦于人生，會要有人生空虛之感，竟緻生活動搖，例今之羅素輩皆知此義。
若于生活中比較的憑直覺而不用理智當可少愈，而尤莫妙于以理智運直覺使人涵泳于一“直覺的宇宙”中。
凡倭铿所謂精神生活，羅素所謂靈性生活皆目此也（按兩家于英語皆為Thelifeofspirit字樣而說法不盡同，時下譯家對前多譯稱精神生活，對後多譯稱靈性生活，有個分别也好）。
又若諸提倡藝術的人生态度者，或提倡藝術生活者，或提倡以美育代宗教者（此說之妥否另議），其所傾向蓋莫不在此也。
此其說過長，不能詳論。
我們且隻說此種傾向幾為今日大家所同，而且很可看清改造後的社會，那時人确然是這樣生活無疑。
這樣生活做去，宗教當真有措而不用之勢。
并非這樣生活太美滿，沒有什麼使情志不甯的問題。
是我與宇宙融合無間，要求計較之念銷歸烏有。
根本使問題不生也。
什麼人生有意義無意義，空虛不空虛，短促不短促，他一概不曉得。
這時是将傾欹在外邊的重心挪了回來，穩如泰山，全無動搖。
因此而緻情志動搖者既沒有，即無待宗教去勖慰，使宗教之必要在此，宗教将為不必要了。
然宗教之必要固不在此，而别有在。
我們尋繹少年中國學會田漢君曾慕韓君争論宗教的信，他意思裡所隐約指的宗教的必要，是能令我們情感豐富熱烈，而生活勇猛奮發。
我們看差不多大家都認悲憫愛人的懷抱，犧牲一己的精神，是宗教家的模樣。
這有沒有相連的關系呢？似乎是有的。
這種特殊的懷抱與精神，實出于一種特殊的宇宙觀——不由理智的而為非理性的神秘的宇宙觀。
因他這種宇宙觀是宗教式的宇宙觀。
所以多半是宗教家才得有此了。
既然宗教家才得有此，此而必要，亦即宗教的必要了。
我們看見有這種懷抱精神的人，他的生活很活潑奮發而安定不搖，可以說于他自己很必要的，而這樣人于人群也很必要的。
然則宗教的必要是不是在這裡呢？這實非必要。
我們覺得單就個人看，人的生活活潑奮發與溫愛的态度是必要的，若“悲憫”“犧牲”和田君所說的“白熱”似無必要。
而生活活潑奮發與溫愛的态度非必宗教才能給我們，這是很明白的。
若就人群來看，雖然在現在我們很提倡悲憫、犧牲、熱情，卻恐一旦社會用不着。
都因社會有病，社會制度不良，或者文化低時人力不能勝天行，才需要這樣人。
但這非長久如此，故而救人的人，殊非永遠的必要。
假使宗教的必要不過如此，則宗教便也不得長久了。
然宗教的必要固别有所在。
宗教之真必要所在[22] 這一個個必要的鑒定也不能很詳盡，我現在可以把宗教的真必要告訴大家了。
這個話說出來似也不稀奇，卻待細細批評過，方曉得隻有他是真的。
從這真的必要才産出真的宗教，宗教之真，直到此才發現。
這便是印度人——尤其是數論和佛教——所問的問題。
我們看小乘經（如佛本行集經等）上邊叙說佛當初是為什麼出家，那就是代表本來的佛教是應于那種要求而起的（所以說做“本來的佛教”是因大乘教便稍不同，但我并不說大乘是後來才有的）。
照那經上的話大約可分做兩種問題，卻有一種是尤常常說的。
均略為講明如下： 經上叙說佛未出家時發見了人生上的問題，使他心動情搖，屏去左右，思維莫釋，約計有四次。
頭一次略叙雲： 太子出遊，看諸耕人，赤體辛勤，被日炙背，塵土坌身，喘呷汗流。
牛縻犁端，時時捶掣，犁桶砑領，鞅繩勒咽，血出下流，傷破皮肉。
犁揚土撥之下皆有蟲出，人犁過後，諸鳥雀競飛吞啄取食。
太子見已，生大憂愁，思念諸衆生等有如是事。
語諸左右悉各遠離，我欲私行。
即行到一閻浮樹下，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