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的三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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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牛生觀馬生觀；彼諸動物豈曰無心哉，顧惜其心锢于其身，心隻為身用耳。
此一分别不同，則緣于脊椎動物頭腦逐漸發達，至于人類而大腦乃特殊發達，實為其物質基礎。
儒書雲“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雲“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這些說話證以今日科學家言，便見其字字都有着落[13]。
儒家之學原不外是人類踐形盡性之學也。
人非定糾纏于欲望，則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
儒家之樂又何自來乎？前說“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者，應知是片面之見，未盡得其真際。
苦樂真際視乎生命之流暢與否。
一言以盡之：生命流暢自如則樂，反之，頓滞一處則苦。
說苦樂之視乎其所欲遂不遂也，蓋就一般人恒系乎外來刺激之變換以助其生命流暢者言之耳。
外在條件長時不變，其樂即轉為苦矣；此不難取驗于日常生活事實者。
人們欲望所以層出不窮，逐有增高者，正為此也。
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待外來刺激，固可以無時而不樂。
後世如宋儒，每言“尋孔顔樂處”。
明儒王心齋更作有《樂學歌》雲：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14] 王氏又雲“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其雲“有事”者，指此心有所礙，即失其流暢也。
其雲“無事”者，指此心随感而應，過而不留也。
此樂是深造自得之樂，與彼有所得于外之樂迥然兩回事，恰為生活上兩條脈絡。
前後綜合起來，人生蓋有三條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衆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衆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1920年講于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雲三種人生态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展變化曆史途程上看，實皆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将在最近未來複興于世界。
自己既歸宿于儒家思想，且願再創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于泰州學派之大衆化的學風——與現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
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
後此我之從事鄉村運動即是實踐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演變的一大關鍵 附：我早年思想[15]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
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
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
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後圖。
于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
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隻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
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于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後一生歸宿于佛法。
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産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
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全部《論語》都貫串着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地樂觀态度。
如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
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後儒便有“尋孔顔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于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展着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乎。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麼我将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其特色異彩的。
我或将囿于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
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變上一大關鍵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寫成于右[上]述思路之上。
（附注：翻譯西文求其信、達、雅非易。
蓋中文西文之間難得相當适合之詞彙也。
右篇文内文明、文化兩詞不惜重疊用之，蓋以文明譯Civiliztion而以文化譯Culture，若從中文簡潔以求，固所不宜。
）
此一分别不同，則緣于脊椎動物頭腦逐漸發達，至于人類而大腦乃特殊發達，實為其物質基礎。
儒書雲“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又雲“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這些說話證以今日科學家言，便見其字字都有着落[13]。
儒家之學原不外是人類踐形盡性之學也。
人非定糾纏于欲望，則亦非恒在苦中而已耳。
儒家之樂又何自來乎？前說“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者，應知是片面之見，未盡得其真際。
苦樂真際視乎生命之流暢與否。
一言以盡之：生命流暢自如則樂，反之，頓滞一處則苦。
說苦樂之視乎其所欲遂不遂也，蓋就一般人恒系乎外來刺激之變換以助其生命流暢者言之耳。
外在條件長時不變，其樂即轉為苦矣；此不難取驗于日常生活事實者。
人們欲望所以層出不窮，逐有增高者，正為此也。
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待外來刺激，固可以無時而不樂。
後世如宋儒，每言“尋孔顔樂處”。
明儒王心齋更作有《樂學歌》雲：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
[14] 王氏又雲“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
其雲“有事”者，指此心有所礙，即失其流暢也。
其雲“無事”者，指此心随感而應，過而不留也。
此樂是深造自得之樂，與彼有所得于外之樂迥然兩回事，恰為生活上兩條脈絡。
前後綜合起來，人生蓋有三條路向： （一）肯定欲望，肯定人生；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欲望出在衆生的迷妄；否定欲望，否定一切衆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于欲望窠臼之可能；于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欲望。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欲”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别人禽也。
1920年講于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雲三種人生态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展變化曆史途程上看，實皆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将在最近未來複興于世界。
自己既歸宿于儒家思想，且願再創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于泰州學派之大衆化的學風——與現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
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
後此我之從事鄉村運動即是實踐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演變的一大關鍵 附：我早年思想[15]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
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
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
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後圖。
于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
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隻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
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于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後一生歸宿于佛法。
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産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于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
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全部《論語》都貫串着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地樂觀态度。
如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如是等等。
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後儒便有“尋孔顔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于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展着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乎。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麼我将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其特色異彩的。
我或将囿于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将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
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變上一大關鍵也。
1921年我第一部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寫成于右[上]述思路之上。
（附注：翻譯西文求其信、達、雅非易。
蓋中文西文之間難得相當适合之詞彙也。
右篇文内文明、文化兩詞不惜重疊用之，蓋以文明譯Civiliztion而以文化譯Culture，若從中文簡潔以求，固所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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