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的三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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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遇而安。
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
隻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
（三）走這條路向的人，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前兩條路向都不同。
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
這時他既不像第一條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條路向的變更自己的意思。
隻想根本上将此問題取消。
這也是應付困難的一個方法，但是最違背生活本性。
因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
凡對于種種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歸于這條路。
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對于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這是三個不同的路向。
這三個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們觀察文化的說法都以此為根據。
說到此地，我們當初所說觀察文化的方法那些話——見第二章[4]——可以明白了。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過是生活之樣法，那麼，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的。
要求這個根本的方向。
你隻要從這一家文化的特異采色，推求他的原出發點，自可一目了然。
現在我們從第一步所求得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異采色，去推看他所從來之意欲力向，即可一望而知他們所走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 （一）征服自然之異采。
西方文化之物質生活方面現出征服自然之采色，不就是對于自然向前奮鬥的态度嗎？所謂燦爛的物質文明，不是對于環境要求改造的結果嗎？ （二）科學方法之異采。
科學方法要變更現狀，打碎、分析來觀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對面的東西的态度嗎？科學精神于種種觀念，信仰之懷疑而打破掃蕩。
不是銳利邁往的結果嗎？ （三）德谟克拉西之異采。
德谟克拉西不是對于種種威權勢力反抗奮鬥争持出來的嗎？這不是由人們對人們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嗎？ 這西方化為向前的路向真是顯明得很，我們在第二章[5]裡所下的西方化答案：“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
” 就是由這樣觀察得到的。
我們至此算是将預定四步講法之第二步做到，點明西方化各種異采之一本源泉是在“向前要求”的态度了。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6] 近著《人心與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對人類心理之認識前後轉變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嘗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國古時的儒家思想；顧未遑道其間轉變由來。
茲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期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同符 今以暮年追憶早年之事，其時期段落難于記憶分明，大約十歲以後，二十歲以前，可說為第一期。
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響。
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亦即以是非善惡隸屬于利害得失之下也。
認為人生要歸于去苦、就樂、趨利、避害而已。
是非善惡者，社會之公名，從其取舍标示其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恥尚乎？此一哲學思維，與西歐邊沁、穆勒諸家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頭腦。
然父實啟導之。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争前一年。
國難于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于此彌切。
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
“文人”指讀書人居于社會領導地位而什九唯務虛文，不講實學。
說話，不說實話（虛誇）；做事，不做實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國不止。
反觀西人所以緻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辦實事而已。
東鄰日本蕞爾小國，竟一戰勝我者，亦唯其步趨西洋求實之效耳。
凡此“實學”“實事”之雲，胥指其用實用者[7]。
此種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恒随時見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趨庭日夕感染中。
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來。
[8] 轉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為第二期 功利主義對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
徑直可以說，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人生不就是在欲望的滿足或不滿足中度過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卻與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
我如何竟從功利主義一轉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來有一好用思想的頭腦，因而于所謂利害得失者不囫囵吞棗，而必究問其詞之内涵果何所指。
利害雲，得失雲，非二事也；異其名，同其實。
核求其實，則最後歸着當不外苦與樂乎？苦與樂是人生所切實感受者。
人之趨利避害亦在去苦就樂耳。
利害得失信非必就個體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國乃至世界範圍的利害得失，其最後結果不仍歸落在其人的苦樂感覺上耶？ 于是又當究問：何謂苦？何謂樂？我乃發現一真理曰：苦樂不在外境。
通俗觀念恒以苦樂聯系于外境，謂處富貴則樂，處貧賤則苦。
因為人類仰賴外在物資而生活。
物資之富有或貧乏就決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滿足或不易滿足，而人當所欲得遂時則樂，所欲不遂時則苦也。
——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卻有一種淆亂錯誤隐伏其間。
“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這兩句話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據為準則以事衡論。
欲望出自主觀，其或遂或不遂則視乎客觀際遇，是故苦樂殊非片面地從主觀或片面地從客觀所得而言
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
隻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
（三）走這條路向的人，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前兩條路向都不同。
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消這種問題或要求。
這時他既不像第一條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條路向的變更自己的意思。
隻想根本上将此問題取消。
這也是應付困難的一個方法，但是最違背生活本性。
因為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
凡對于種種欲望都持禁欲态度的都歸于這條路。
所有人類的生活大約不出這三個路徑樣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對于自己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三）轉身向後去要求；這是三個不同的路向。
這三個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們觀察文化的說法都以此為根據。
說到此地，我們當初所說觀察文化的方法那些話——見第二章[4]——可以明白了。
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過是生活之樣法，那麼，文化之所以不同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是很明的。
要求這個根本的方向。
你隻要從這一家文化的特異采色，推求他的原出發點，自可一目了然。
現在我們從第一步所求得的西方文化的三大特異采色，去推看他所從來之意欲力向，即可一望而知他們所走是第一條路向——向前的路向： （一）征服自然之異采。
西方文化之物質生活方面現出征服自然之采色，不就是對于自然向前奮鬥的态度嗎？所謂燦爛的物質文明，不是對于環境要求改造的結果嗎？ （二）科學方法之異采。
科學方法要變更現狀，打碎、分析來觀察；不又是向前面下手克服對面的東西的态度嗎？科學精神于種種觀念，信仰之懷疑而打破掃蕩。
不是銳利邁往的結果嗎？ （三）德谟克拉西之異采。
德谟克拉西不是對于種種威權勢力反抗奮鬥争持出來的嗎？這不是由人們對人們持向前要求的态度嗎？ 這西方化為向前的路向真是顯明得很，我們在第二章[5]裡所下的西方化答案：“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根本精神的。
” 就是由這樣觀察得到的。
我們至此算是将預定四步講法之第二步做到，點明西方化各種異采之一本源泉是在“向前要求”的态度了。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6] 近著《人心與人生》于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對人類心理之認識前後轉變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嘗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國古時的儒家思想；顧未遑道其間轉變由來。
茲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期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同符 今以暮年追憶早年之事，其時期段落難于記憶分明，大約十歲以後，二十歲以前，可說為第一期。
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響。
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亦即以是非善惡隸屬于利害得失之下也。
認為人生要歸于去苦、就樂、趨利、避害而已。
是非善惡者，社會之公名，從其取舍标示其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舍恥尚乎？此一哲學思維，與西歐邊沁、穆勒諸家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于我的頭腦。
然父實啟導之。
愚生于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争前一年。
國難于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于此彌切。
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
“文人”指讀書人居于社會領導地位而什九唯務虛文，不講實學。
說話，不說實話（虛誇）；做事，不做實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國不止。
反觀西人所以緻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辦實事而已。
東鄰日本蕞爾小國，竟一戰勝我者，亦唯其步趨西洋求實之效耳。
凡此“實學”“實事”之雲，胥指其用實用者[7]。
此種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恒随時見于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趨庭日夕感染中。
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來。
[8] 轉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為第二期 功利主義對于人生是肯定其欲望的。
徑直可以說，欲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人生不就是在欲望的滿足或不滿足中度過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卻與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欲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
我如何竟從功利主義一轉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來有一好用思想的頭腦，因而于所謂利害得失者不囫囵吞棗，而必究問其詞之内涵果何所指。
利害雲，得失雲，非二事也；異其名，同其實。
核求其實，則最後歸着當不外苦與樂乎？苦與樂是人生所切實感受者。
人之趨利避害亦在去苦就樂耳。
利害得失信非必就個體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國乃至世界範圍的利害得失，其最後結果不仍歸落在其人的苦樂感覺上耶？ 于是又當究問：何謂苦？何謂樂？我乃發現一真理曰：苦樂不在外境。
通俗觀念恒以苦樂聯系于外境，謂處富貴則樂，處貧賤則苦。
因為人類仰賴外在物資而生活。
物資之富有或貧乏就決定着生活欲望之易得滿足或不易滿足，而人當所欲得遂時則樂，所欲不遂時則苦也。
——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卻有一種淆亂錯誤隐伏其間。
“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這兩句話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據為準則以事衡論。
欲望出自主觀，其或遂或不遂則視乎客觀際遇，是故苦樂殊非片面地從主觀或片面地從客觀所得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