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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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就是許多跳舞場都不賣票給印度學生。
有一位印度女生住在大學女生宿舍裡三四年之久，同住的人很少肯同她談話。
英國人心目中怎樣看印度人，不難想見了。
印度學生自然也有許多敗類。
有許多學生因為受了英國教育的影響，其最大目的隻在學一種技藝将來可以在英國人腳下尋一個飯碗。
我曾經遇見一個學文學的印度學生，問他歡喜泰戈爾的詩不？他答得很簡單：“我沒有讀過。
”有一次，一個印度學生在會場裡問我：“中國到底還有政府嗎？”我聽見了，心裡替他感傷比替自己感傷還要厲害。
但是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的偉大在異族淩虐的轭下還沒有完全沉沒，許多印度學生天資都很聰明，他們的國家思想也很濃厚。
紅頭巾下那一副黑大沉着的面孔含有無限傷感，也含有無限抵抗的毅力。
拜倫詩人因為景仰希臘文藝，在土耳其侵犯希臘時，他立刻抛開他的稿本，提刀幫助希臘人抵禦土耳其。
偶爾想到先賢的風徽，胸中填了滿腔的慚愧！ 十三 有許多名著，初讀之往往大失所望。
我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曾經開卷數次，每次都是半途而廢。
最後，好容易把它讀完了，可是所得的印象非常稀薄。
莎翁号稱近代第一大劇家，而《哈姆雷特》又是他的第一部傑作，可是一眼看去，除着幾段獨語以外，實無若何奇特。
讀莎翁著作的人們大概常有同樣感想。
近來看過名角福蘭般生班(SirFrankBenson)排演這本悲劇，我才逐漸領略它的好處。
福蘭般生自己扮鬼，而扮哈姆雷特的則為菲列浦。
本來近日英國劇場最流行的是諧劇。
表演莎士比亞的劇時，觀者人數寥寥。
在蕭疏冷落的場中，劇中所呈現的種種人世悲歡，乃益如夢境。
到興酣局緊時，鄰座女子至于噓唏嗚咽，這本戲動人的力量可以想見了。
拿劇本當作一部書讀，根本就大錯特錯。
讀莎氏劇本而不能領略其美的人，大半都誤在專從文字着眼，而沒有注意到言外之意。
戲劇的優劣決不能專從文字方面判定。
比方王爾德的劇本，把它當作書讀，多麼流利生動。
可是在劇台表演起來，便成了一種談話會，好像出了氣的燒酒，索然無味。
洪深君所改譯扮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功，我看過原劇，還不如改譯扮演得生動。
莎氏劇本不易領會，還另有一層原因。
大半讀文學作品的人常有一種怪脾氣，總歡喜問：“這本作品主義在什麼地方？”他們在莎氏劇本中尋不出主義，便以為這無異于尋不出價值。
這是“法利賽人”的見解。
藝術的使命在表現人生與自然，愈客觀，則愈逼真。
把作者自己的主義加入以渲染一切，總不免流于淺狹。
我們絕對不可以拿易蔔生做标準去測量莎士比亞。
易蔔生是一位天才，學他以戲劇宣傳主義的人，總不免畫虎類狗。
易蔔生太注重主義，所以他的劇本太缺少動作。
他不同于——我不敢一定說他比不上——莎士比亞的就在此。
要是有一點易蔔生與莎氏相同而為王爾德一般人所望塵莫及的。
他們表現性格，都能藏鋒潛轉。
什麼叫作藏鋒潛轉呢？就是在規定時間以内，主要角色的性格常經過劇烈變動。
這種變動含有内在的必然性(innernecessity)，在明文中隻偶一露出線索。
粗心地看去，常使人覺得劇中主角何以突然發生某種行動，與原委不相稱。
可是仔細看去，便能發現這種變動在事前處處都藏有線索。
看娜拉對她丈夫的态度變遷，哈姆雷特對他愛人莪菲麗雅的态度變遷，便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不能把《哈姆雷特》當作一本書讀，也不能把它隻當作一本戲看。
《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劇，而上品的悲劇都是上品的詩。
看《哈姆雷特》不能看出詩意來，便完全沒有領會得這本悲劇的美。
哈姆雷特的獨語，都是好詩，自不消說。
其他如鬼的現形、莪菲麗雅的病狂、掘礦者的談話、哈姆雷特的死，那幾段多麼耐人尋味！ 莎翁劇本裡面無主義，無宗教。
怪不得托爾斯泰研究了幾十年，而最後評語隻是莎翁徒虛譽，實無所有，我雖景仰托爾斯泰，然而說到莎士比亞，我比較相信歌德。
著“維特”的人自然比較任何人都更了解《哈姆雷特》，因為這兩本書不都是替天下無數的少年說出了說不出的衷曲嗎？（我沒有看過田漢君的譯文，但是我以為形骸可譯而精神是不可譯的。
） 十四 莎士比亞的故居在埃文河上之斯特拉特福鎮(Stratford-onAvon)。
這個鎮上有一個很大的戲園，專是為紀念他而建築的。
今年這個戲園被火燒了。
他們現在募金，預備建築一個規模更大的戲園。
莎翁的生日為4月23日。
每年逢到這天，英國人士在斯特拉特福鎮舉行慶祝盛典，凡在英國的外國公使及著名人物大概都來與會。
今年是莎翁的第三百六十二周年紀念。
因為籌備新戲園的緣故，特别熱鬧。
向例，在這天行禮的時候，各國公使都把本國國旗張開以表敬意。
這次當蘇俄紅旗張開時，群衆中有許多叫“羞”的，從此可見得英人排俄的劇烈了。
原來在未開會之前，就有許多人提議不準俄使列席，不準張俄國旗，這個消息早就登在倫敦各報上，俄使自然看過。
可是俄使麥斯克置若罔聞，臨時還是赴會。
他所攜的花圈上特别系一條很長的紅絹，表示蘇俄的顔色。
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見出英國人的氣量。
不知莎翁如果有靈，應該做何感想？在我看來英國人向來可以自豪的似乎都逐漸成為曆史了。
1926年 學業·職業·事業 這個世界是冷酷無情的， 一個人如果想以寄生蟲的心習， 去僥幸獲取隻有勤奮的蜂蟻所能獲到的花蜜， 他終究必歸自然淘汰。
每個有志氣的人，在他的生平都不免為三件事操心。
在學校時代，他關心學業；離開學校，他關心職業；有了職業，他關心事業。
這自然隻是一種粗略的分期，也有許多人始終就專在學業、職業或事業上打計算。
總之，這三個名詞的意義對于一般人大半不成為問題，不過從邏輯的眼光來分析，我們不能說它是三件互不相同的事。
它們的關系還須待确定。
先說“業”。
《說文》所定的這個字的原始意義是鐘架上一塊木闆，與我們所談的沒有多大關系。
就“業”字所常用在的語句看，（如“進德修業”“業精于勤”“以農為業”“成大業”“創業守成”等等），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是學業、職業和事業都可以叫作業，第二是這個“業”字含有相當指流行語“工作”一詞的意義。
佛典常用“業”字，和“行”字同義，凡人為造作通可叫作“業”，例如思想、言語、行為，都可是一種“業”，“業”簡直就相當于流行語的活動。
我們可以說，“業”是人運用他的力量做一種工作或活動；所進行的工作或活動叫作“業”，工作或活動所成就的結果也可以叫作“業”。
依這種解釋看，學業就是學問的工作或活動，職業就是職分所在的工作或活動。
工作或活動就是“事”，所以“事業”是隻有一個意義的複詞，學問是一種事業，職業也還是一種事業。
如果事業還另有特殊意義，那就隻能指工作或活動的成就。
依這種意義說，在職業上可以成就事業，在學問上也還可以成就事業。
總上兩義，學業與事業，職業與事業，在邏輯上都不應分開；我們至多隻能說“事業”比“學業”或“職業”含義較廣泛，不過這也還有問題。
問題在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
一般人說“職業”，似帶有一種誤解，以為職業是衣食工具，“謀職業”就等于“謀生活”，也就等于“謀衣食”，這裡“職業”和“生活”兩個詞的意義都同樣窄狹化得很離奇可笑。
在這種用字的習慣上，我們可以見出一般人的生活理想的低落。
顧名思義，“職業”顯然是職分以内的事業。
所謂“職分”是起于社會的分工合作的需要。
社會上有許多事要做，一個人不能同時做許多事，于是這個人種田，那一個人經商，另一個人做工匠，如此分工，每個人有一個“職分”，都能各盡“職分”幫助社會大機器的輪子旋轉，以一分工作的效益，換取同群許多分工作的效益，“吾盡所能，各取所需”，于是人與社會兩得其便。
每個人有一個“職分”，對于那“職分”就負有責任，須把那“職分”以内的事做好。
對于“職分”不盡責就是不稱職。
職與責是不能分開的。
回到原來的問題，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呢？從兩個觀點看，它們也不應分開。
第一，從狹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某一種專門學術的研究。
專門的學術研究需要長久的集中的力量。
一個人既研究一種專門學術，他就沒有時間精力去幹别的事。
社會需要學術的進展，就需有一部分人以研究學術為“職業”。
做學問是學者的職分以内的事，正如種田是農人的職分以内的事，他們的成就都于社會有益，他們都負有責任在自家職分以内求有成就。
照這樣看，學業還是可以當作一種職業。
其次，就廣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每一種職業必有的準備。
一切工作（尤其是在近代社會分工很嚴密的工作）都需要學習，每一行都有一套專門學問，所以你如果想把某一種職分以内的事做好，你就必須先把它學好。
不但如此，工作本身也就是學習。
有些人以為在學校裡學得一種學問，學業便可告結束，以後入社會就職業，隻需拿這一套法寶作無盡期的應用。
這不但是誤解學業，也是誤解職業。
最親切最實在的學問大半不是從書本得來，而是從實地親身經驗得來的。
古人所謂“到處留心皆學問”，就是有鑒于此。
同時，到處留心學問的人可以說“學”與“事”相得益彰，不緻犯不學無術的毛病，在職業上才能成就真正的事業。
一輩子拘受一部講義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教員，一輩子拘守一部步兵操典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戰士，餘可類推。
所以要想把一種職業做好，必須把職業當作學業看。
依以上的分析，學業、職業和事業應該是三位一體。
學業或職業如果不能成為事業，那就空洞無成就。
學業和職業如果不能打成一片，學業就隻是私人的嗜好，不能成為社會中的一種職分，對社會沒有效益；職業也就降為與學問脫節的盲目的衣食營求，幹燥無味。
職業與學業一貫，然後所學即所用，所用即所學，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不過這隻是理想，事實上一個人的職業往往和他的學業不很相關。
這是由于有些學業不能為謀生之具，一個人一方面要忠于一種沒有經濟價值的學問，一方面又要維持生計，于是不得不就一種與自家專門學問無關的職業。
最顯著的例是大哲學家斯賓諾莎，他為着要保持學術思想的自由，拒絕當大學教授，甯願操磨鏡片的職業，借以營生。
英國文學家蘭姆寫得那樣一筆奇特而隽永的散文，而他的終身職業隻是一個公司的書記。
波蘭小說家康拉德在商船上當過多年的水手。
英國詩人蒙羅在倫敦一條小街上經營一個小書店。
這種實例在西方很多。
這種辦法頗有它的長處。
不靠所研究的學業來謀生，可以保持學業的獨立自由；同時，在本行以外就一種職業，也可以擴大眼界，增加生活經驗。
在目前中國，一般人囿于淺狹的功利主義，都争去學可以賺錢的學問，而文哲數理一類雖是冷門而卻極重要的學問很少有人問津，這對于文化學術的全局是一個危險的現象。
有志于純粹學術的人們最好拿斯賓諾莎、蘭姆諸人做榜樣，一方面埋頭做自己的學問，一方面操一種副業，使生計有着落。
這種辦法的存在，當然顯示社會組織有毛病，不過在社會組織未完善以前我們隻有這個辦法可采用。
将來社會合理化時，我們希望每一項學術工作者都不感受生活的壓迫，每一種學業同時就是一種職業。
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學業與職業也不完全相稱，這就是通才就專職。
政府行政工作本來也還是一種職業，可是一直到現在，各國還很少在學校裡設專門學科去訓練議員部長以及其他公務員。
在從前中國，政府大小職位，上自宰相，下至縣丞，大半依科舉履曆任命，由科舉進身者所讀的書大半不外經史詩文，而做的職務卻可以彼此相差很遠。
一榜及第的人有典錢谷的，有主試的，有帶兵的，有典刑獄的，有掌漕運的。
職務和學問似沒有顯著的關系。
這種情形在目前似還沒有經過很大的變更，在英國情形也很類似。
一個人在牛津或劍橋畢業了，就可以參加文官考試，及格了，無論所學的是什麼，可以被派到任何官廳去服務。
如果他想做大一點的官，他可以運動入國會，隻要有本領，就不愁沒有閣員當。
所謂本領也并非專門學術。
比如現在首相丘吉爾，做過好久的海軍大臣，卻沒有學過海軍，他本來是文人，當過新聞記者。
專才學一行才能做一行，通才無須學那一行才能做那一行。
醫工農商等等需要專才，而社會領導工作則需要通才。
近代教育似正在徘徊于兩種理想之間：一是“職業教育”的理想，一是“自由教育”的理想，學業須包含品格、學識各方面的普遍修養，不能窄狹化到學徒訓練。
依我個人想，自由教育對于社會領導工作實在比職業教育重要，不過這兩種理想也并非絕對不能相容，專門的技術訓練和普通的品格學識修養最好是并行不悖。
擇學擇業對于一個人是一個極重的問題。
首先要考慮的是個人的資禀與興趣。
我曾觀察過許多人所學的和所做的全與他們性不相近。
有些學文藝的人對于人生世相看不出絲毫情趣，
有一位印度女生住在大學女生宿舍裡三四年之久，同住的人很少肯同她談話。
英國人心目中怎樣看印度人，不難想見了。
印度學生自然也有許多敗類。
有許多學生因為受了英國教育的影響，其最大目的隻在學一種技藝将來可以在英國人腳下尋一個飯碗。
我曾經遇見一個學文學的印度學生，問他歡喜泰戈爾的詩不？他答得很簡單：“我沒有讀過。
”有一次，一個印度學生在會場裡問我：“中國到底還有政府嗎？”我聽見了，心裡替他感傷比替自己感傷還要厲害。
但是印度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它的偉大在異族淩虐的轭下還沒有完全沉沒，許多印度學生天資都很聰明，他們的國家思想也很濃厚。
紅頭巾下那一副黑大沉着的面孔含有無限傷感，也含有無限抵抗的毅力。
拜倫詩人因為景仰希臘文藝，在土耳其侵犯希臘時，他立刻抛開他的稿本，提刀幫助希臘人抵禦土耳其。
偶爾想到先賢的風徽，胸中填了滿腔的慚愧！ 十三 有許多名著，初讀之往往大失所望。
我讀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曾經開卷數次，每次都是半途而廢。
最後，好容易把它讀完了，可是所得的印象非常稀薄。
莎翁号稱近代第一大劇家，而《哈姆雷特》又是他的第一部傑作，可是一眼看去，除着幾段獨語以外，實無若何奇特。
讀莎翁著作的人們大概常有同樣感想。
近來看過名角福蘭般生班(SirFrankBenson)排演這本悲劇，我才逐漸領略它的好處。
福蘭般生自己扮鬼，而扮哈姆雷特的則為菲列浦。
本來近日英國劇場最流行的是諧劇。
表演莎士比亞的劇時，觀者人數寥寥。
在蕭疏冷落的場中，劇中所呈現的種種人世悲歡，乃益如夢境。
到興酣局緊時，鄰座女子至于噓唏嗚咽，這本戲動人的力量可以想見了。
拿劇本當作一部書讀，根本就大錯特錯。
讀莎氏劇本而不能領略其美的人，大半都誤在專從文字着眼，而沒有注意到言外之意。
戲劇的優劣決不能專從文字方面判定。
比方王爾德的劇本，把它當作書讀，多麼流利生動。
可是在劇台表演起來，便成了一種談話會，好像出了氣的燒酒，索然無味。
洪深君所改譯扮演的《少奶奶的扇子》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成功，我看過原劇，還不如改譯扮演得生動。
莎氏劇本不易領會，還另有一層原因。
大半讀文學作品的人常有一種怪脾氣，總歡喜問：“這本作品主義在什麼地方？”他們在莎氏劇本中尋不出主義，便以為這無異于尋不出價值。
這是“法利賽人”的見解。
藝術的使命在表現人生與自然，愈客觀，則愈逼真。
把作者自己的主義加入以渲染一切，總不免流于淺狹。
我們絕對不可以拿易蔔生做标準去測量莎士比亞。
易蔔生是一位天才，學他以戲劇宣傳主義的人，總不免畫虎類狗。
易蔔生太注重主義，所以他的劇本太缺少動作。
他不同于——我不敢一定說他比不上——莎士比亞的就在此。
要是有一點易蔔生與莎氏相同而為王爾德一般人所望塵莫及的。
他們表現性格，都能藏鋒潛轉。
什麼叫作藏鋒潛轉呢？就是在規定時間以内，主要角色的性格常經過劇烈變動。
這種變動含有内在的必然性(innernecessity)，在明文中隻偶一露出線索。
粗心地看去，常使人覺得劇中主角何以突然發生某種行動，與原委不相稱。
可是仔細看去，便能發現這種變動在事前處處都藏有線索。
看娜拉對她丈夫的态度變遷，哈姆雷特對他愛人莪菲麗雅的态度變遷，便會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不能把《哈姆雷特》當作一本書讀，也不能把它隻當作一本戲看。
《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劇，而上品的悲劇都是上品的詩。
看《哈姆雷特》不能看出詩意來，便完全沒有領會得這本悲劇的美。
哈姆雷特的獨語，都是好詩，自不消說。
其他如鬼的現形、莪菲麗雅的病狂、掘礦者的談話、哈姆雷特的死，那幾段多麼耐人尋味！ 莎翁劇本裡面無主義，無宗教。
怪不得托爾斯泰研究了幾十年，而最後評語隻是莎翁徒虛譽，實無所有，我雖景仰托爾斯泰，然而說到莎士比亞，我比較相信歌德。
著“維特”的人自然比較任何人都更了解《哈姆雷特》，因為這兩本書不都是替天下無數的少年說出了說不出的衷曲嗎？（我沒有看過田漢君的譯文，但是我以為形骸可譯而精神是不可譯的。
） 十四 莎士比亞的故居在埃文河上之斯特拉特福鎮(Stratford-onAvon)。
這個鎮上有一個很大的戲園，專是為紀念他而建築的。
今年這個戲園被火燒了。
他們現在募金，預備建築一個規模更大的戲園。
莎翁的生日為4月23日。
每年逢到這天，英國人士在斯特拉特福鎮舉行慶祝盛典，凡在英國的外國公使及著名人物大概都來與會。
今年是莎翁的第三百六十二周年紀念。
因為籌備新戲園的緣故，特别熱鬧。
向例，在這天行禮的時候，各國公使都把本國國旗張開以表敬意。
這次當蘇俄紅旗張開時，群衆中有許多叫“羞”的，從此可見得英人排俄的劇烈了。
原來在未開會之前，就有許多人提議不準俄使列席，不準張俄國旗，這個消息早就登在倫敦各報上，俄使自然看過。
可是俄使麥斯克置若罔聞，臨時還是赴會。
他所攜的花圈上特别系一條很長的紅絹，表示蘇俄的顔色。
這本是一件小事，但是可以見出英國人的氣量。
不知莎翁如果有靈，應該做何感想？在我看來英國人向來可以自豪的似乎都逐漸成為曆史了。
1926年 學業·職業·事業 這個世界是冷酷無情的， 一個人如果想以寄生蟲的心習， 去僥幸獲取隻有勤奮的蜂蟻所能獲到的花蜜， 他終究必歸自然淘汰。
每個有志氣的人，在他的生平都不免為三件事操心。
在學校時代，他關心學業；離開學校，他關心職業；有了職業，他關心事業。
這自然隻是一種粗略的分期，也有許多人始終就專在學業、職業或事業上打計算。
總之，這三個名詞的意義對于一般人大半不成為問題，不過從邏輯的眼光來分析，我們不能說它是三件互不相同的事。
它們的關系還須待确定。
先說“業”。
《說文》所定的這個字的原始意義是鐘架上一塊木闆，與我們所談的沒有多大關系。
就“業”字所常用在的語句看，（如“進德修業”“業精于勤”“以農為業”“成大業”“創業守成”等等），我們可以看出兩點：第一是學業、職業和事業都可以叫作業，第二是這個“業”字含有相當指流行語“工作”一詞的意義。
佛典常用“業”字，和“行”字同義，凡人為造作通可叫作“業”，例如思想、言語、行為，都可是一種“業”，“業”簡直就相當于流行語的活動。
我們可以說，“業”是人運用他的力量做一種工作或活動；所進行的工作或活動叫作“業”，工作或活動所成就的結果也可以叫作“業”。
依這種解釋看，學業就是學問的工作或活動，職業就是職分所在的工作或活動。
工作或活動就是“事”，所以“事業”是隻有一個意義的複詞，學問是一種事業，職業也還是一種事業。
如果事業還另有特殊意義，那就隻能指工作或活動的成就。
依這種意義說，在職業上可以成就事業，在學問上也還可以成就事業。
總上兩義，學業與事業，職業與事業，在邏輯上都不應分開；我們至多隻能說“事業”比“學業”或“職業”含義較廣泛，不過這也還有問題。
問題在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
一般人說“職業”，似帶有一種誤解，以為職業是衣食工具，“謀職業”就等于“謀生活”，也就等于“謀衣食”，這裡“職業”和“生活”兩個詞的意義都同樣窄狹化得很離奇可笑。
在這種用字的習慣上，我們可以見出一般人的生活理想的低落。
顧名思義，“職業”顯然是職分以内的事業。
所謂“職分”是起于社會的分工合作的需要。
社會上有許多事要做，一個人不能同時做許多事，于是這個人種田，那一個人經商，另一個人做工匠，如此分工，每個人有一個“職分”，都能各盡“職分”幫助社會大機器的輪子旋轉，以一分工作的效益，換取同群許多分工作的效益，“吾盡所能，各取所需”，于是人與社會兩得其便。
每個人有一個“職分”，對于那“職分”就負有責任，須把那“職分”以内的事做好。
對于“職分”不盡責就是不稱職。
職與責是不能分開的。
回到原來的問題，學業與職業是否絕對為兩回事呢？從兩個觀點看，它們也不應分開。
第一，從狹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某一種專門學術的研究。
專門的學術研究需要長久的集中的力量。
一個人既研究一種專門學術，他就沒有時間精力去幹别的事。
社會需要學術的進展，就需有一部分人以研究學術為“職業”。
做學問是學者的職分以内的事，正如種田是農人的職分以内的事，他們的成就都于社會有益，他們都負有責任在自家職分以内求有成就。
照這樣看，學業還是可以當作一種職業。
其次，就廣義的學業說，學業是每一種職業必有的準備。
一切工作（尤其是在近代社會分工很嚴密的工作）都需要學習，每一行都有一套專門學問，所以你如果想把某一種職分以内的事做好，你就必須先把它學好。
不但如此，工作本身也就是學習。
有些人以為在學校裡學得一種學問，學業便可告結束，以後入社會就職業，隻需拿這一套法寶作無盡期的應用。
這不但是誤解學業，也是誤解職業。
最親切最實在的學問大半不是從書本得來，而是從實地親身經驗得來的。
古人所謂“到處留心皆學問”，就是有鑒于此。
同時，到處留心學問的人可以說“學”與“事”相得益彰，不緻犯不學無術的毛病，在職業上才能成就真正的事業。
一輩子拘受一部講義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教員，一輩子拘守一部步兵操典的人絕不是一個好戰士，餘可類推。
所以要想把一種職業做好，必須把職業當作學業看。
依以上的分析，學業、職業和事業應該是三位一體。
學業或職業如果不能成為事業，那就空洞無成就。
學業和職業如果不能打成一片，學業就隻是私人的嗜好，不能成為社會中的一種職分，對社會沒有效益；職業也就降為與學問脫節的盲目的衣食營求，幹燥無味。
職業與學業一貫，然後所學即所用，所用即所學，人得其事，事得其人，不過這隻是理想，事實上一個人的職業往往和他的學業不很相關。
這是由于有些學業不能為謀生之具，一個人一方面要忠于一種沒有經濟價值的學問，一方面又要維持生計，于是不得不就一種與自家專門學問無關的職業。
最顯著的例是大哲學家斯賓諾莎，他為着要保持學術思想的自由，拒絕當大學教授，甯願操磨鏡片的職業，借以營生。
英國文學家蘭姆寫得那樣一筆奇特而隽永的散文，而他的終身職業隻是一個公司的書記。
波蘭小說家康拉德在商船上當過多年的水手。
英國詩人蒙羅在倫敦一條小街上經營一個小書店。
這種實例在西方很多。
這種辦法頗有它的長處。
不靠所研究的學業來謀生，可以保持學業的獨立自由；同時，在本行以外就一種職業，也可以擴大眼界，增加生活經驗。
在目前中國，一般人囿于淺狹的功利主義，都争去學可以賺錢的學問，而文哲數理一類雖是冷門而卻極重要的學問很少有人問津，這對于文化學術的全局是一個危險的現象。
有志于純粹學術的人們最好拿斯賓諾莎、蘭姆諸人做榜樣，一方面埋頭做自己的學問，一方面操一種副業，使生計有着落。
這種辦法的存在，當然顯示社會組織有毛病，不過在社會組織未完善以前我們隻有這個辦法可采用。
将來社會合理化時，我們希望每一項學術工作者都不感受生活的壓迫，每一種學業同時就是一種職業。
在另外一種情形之下，學業與職業也不完全相稱，這就是通才就專職。
政府行政工作本來也還是一種職業，可是一直到現在，各國還很少在學校裡設專門學科去訓練議員部長以及其他公務員。
在從前中國，政府大小職位，上自宰相，下至縣丞，大半依科舉履曆任命，由科舉進身者所讀的書大半不外經史詩文，而做的職務卻可以彼此相差很遠。
一榜及第的人有典錢谷的，有主試的，有帶兵的，有典刑獄的，有掌漕運的。
職務和學問似沒有顯著的關系。
這種情形在目前似還沒有經過很大的變更，在英國情形也很類似。
一個人在牛津或劍橋畢業了，就可以參加文官考試，及格了，無論所學的是什麼，可以被派到任何官廳去服務。
如果他想做大一點的官，他可以運動入國會，隻要有本領，就不愁沒有閣員當。
所謂本領也并非專門學術。
比如現在首相丘吉爾，做過好久的海軍大臣，卻沒有學過海軍，他本來是文人，當過新聞記者。
專才學一行才能做一行，通才無須學那一行才能做那一行。
醫工農商等等需要專才，而社會領導工作則需要通才。
近代教育似正在徘徊于兩種理想之間：一是“職業教育”的理想，一是“自由教育”的理想，學業須包含品格、學識各方面的普遍修養，不能窄狹化到學徒訓練。
依我個人想，自由教育對于社會領導工作實在比職業教育重要，不過這兩種理想也并非絕對不能相容，專門的技術訓練和普通的品格學識修養最好是并行不悖。
擇學擇業對于一個人是一個極重的問題。
首先要考慮的是個人的資禀與興趣。
我曾觀察過許多人所學的和所做的全與他們性不相近。
有些學文藝的人對于人生世相看不出絲毫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