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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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從小徑經過莫理孫舍(MorrisonHall)向山上走，繞幾個彎，不到一小時就可以爬上山頂。
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于我成了一種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照着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聳立着青蔥的樹林，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彩的圖案。
霎時間把腦袋裡一些重載卸下，做一個“空空如也”的原始人，然後再循一條小徑下山，略有倦意，坐下來吃一頓相當豐盛的晚餐。
香港大學生的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寫到這裡，我鼻孔裡還嗅得着太平山頂晴空中海風送來的那一股清氣。
我瞑目一想，許多舊面目都湧現到面前。
終年坐在房裡用功、虔誠的天主教徒郭開文，終年隻在休息室裡打棒球下棋。
我忘記了姓名隻記得诨号的“棋博士”，最大的野心在娶一個有錢的寡婦的姚醫生，足球領隊的黃天錫，辯論會裡聲音嚷得最高的非洲人，眯眼的日本人，我們送你一大堆綽号的四川人MrCollins（Collins：英國女小說家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中一個可笑的角色），一天喝四壺開水的“常識博士”，我們“北京學生”讓你領頭跟着你像一群小雞跟着母雞去和舍監打交涉的TseFoo（朱複），梅舍的露着金牙齒微笑的NoOne（宿舍裡的齋夫頭目）……朋友們，我還記得你們，你們每一個人都曾經做過我開心時拿來玩味的資料，于今讓我和你們每一個人隔着虛空握一握手！ 老師們，你們的印象更清晰。
在教室裡不丢雪茄的老校長愛理阿特爵士，我等待了四年聽你在課堂指導書裡宣布要講的中國倫理哲學，你至今還沒有講，盡管你關于“佛學”的巨著曾引起我的敬仰。
還有天氣好就來，天氣壞就回英國，像候鳥似的龐孫倍芬先生，你教我們默寫和作文，把每一個錯字都寫在黑闆上來講一遍，我至今還記得你的仁慈和忍耐。
工科教授勃朗先生，你不教我的課，也待我好，我記得你有規律的生活，我到蘇格蘭，你還差過你的朋友——一位比利時小姐來看我，你托她帶給我的那封長信我至今似乎還沒有回。
提起信，我這不成器的老欠信債的學生，你——辛博森教授，更有理由可以責備我。
但是我的心坎裡還深深映着你的影子。
你是梅舍的舍監，英國文學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
我跟你學英詩，第一次讀的是《古舟子詠》，我自己看第一遍時，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鳥的故事是多麼幹燥無味而且離奇可笑，可是經過你指點以後，它的音節和意象是多麼美妙，前後穿插安排是多麼妥帖！一個藝術家才能把一個平凡的世界點染成為一個美妙的世界，一個有教書藝術的教授才能揭開表面平凡的世界，讓蘊藏着美妙的世界呈現出來。
你對于我曾造成這麼一種奇迹。
我後來進過你進過的學校——愛丁堡大學，就因為我佩服你。
可是有一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你介紹我去見你太太的哥哥，那位藍敦大律師，承他很客氣，再三囑咐我說“你如果在法律上碰着麻煩，請到我這裡來，我一定幫助你”，我以後并沒有再去麻煩他。
最後，我應該特别提到你，奧穆先生，你種下了我愛好哲學的種子。
你至今對于我還是一個疑謎。
牛津大學古典科的畢業生、香港法院的審判長，後來你回了英國，據郭秉和告訴我，放下了獨身的哲學，結了婚，當了牧師。
你的職業始終對于你是不倫不類。
你是雅典時代的一個自由思想者，落在商業化的大英帝國，還緬想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在學園裡從容講學論道的那種生活，我相信你有一種無可告語的寂寞。
你在學校裡講課不領薪水，因為教書拿錢是蘇格拉底所鄙棄的。
你教的是倫理學，你堅持要我們讀亞裡士多德，我們瞧不起那些古董，要求一種簡赅明了的美國教科書。
你下課時，我們跟在你後面罵你，雖是隔着一些路，卻有意“使之聞之”，你擺起跛腿，偏着頭，若無其事地帶着微笑向前走。
校裡沒有希臘文的課程，你苦勸我到你家裡去跟你學，用汽車帶我去你家學，我學了幾回終于不告而退。
這兩件事我于今想起，面孔還是發燒。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由于你的啟發，這二十多年來我時常在希臘文藝與哲學中吸取新鮮的源泉來支持生命。
我也會學你，想盡我一點微薄的力量，設法使我的學生們珍視精神的價值。
可是我教了十年的詩，還沒有碰見一個人真正在詩裡找到一個安頓身心的世界，最難除的是腓力斯人（庸俗市民）的根性。
我很慚愧我的無能，我也開始了解到你當時的寂寞。
寫到這裡，我不免有些感傷，不想再寫下去，許多師友的面孔讓我留在腦裡慢慢玩味吧！香港大學，我的慈母，你呢，于今所哺的子女都星散了，你那山峰的半腰，像一個沒有鳥兒的空巢（當時香港被日本人占領了），你憑視海水嗅到腥臭，你也一定有難言的寂寞！什麼時候我們這一群兒女可以回巢，來一次大團聚呢？ 讓我們每一個人遙祝你早日恢複健康與自由！ 1945年 旅英雜談 一國的文化程度的高低， 可以從民衆娛樂品測量得出來。
一 記得美人斯蒂芬教授在他的《英倫印象記》裡仿佛說過，英國大學生的學問不是從教室，而是從煙霧沉沉的吃煙室裡得來的，因為教授們在安安泰泰地銜着煙鬥躺在沙發椅子上的時候，才打開話匣子，讓他們的思想自然流露出來。
這番話固然不是毫無根據，但是對于大多數大學校中之大多數學生，這還僅是一種理想。
私課制(tuitionsystem)固然是英國大學的一個優點，不過采行這種制度而名副其實的隻有牛津劍橋一兩處；就是這一兩處也隻有少數貴族學生能私聘教員，在課外特别指導。
其餘一般大學授課多隻為一種有限制的公開演講。
每班學生數目常自數十人以至數百人，教員如何能把他們個個都引在吸煙室裡從容讨論？好在英國幾個第一流的大學所請的教授大半很有實學，平時擔任鐘點很少，他們的講義确是自己的研究的結果，不像一般大學教授的講義隻是一件東抄西襲的百衲衫。
每科嘗有所謂榮譽班(honourscourse)，隻有在普通班卒業而成績最優的才得進去，所以學生人數少，和教員接洽的機會較多，榮譽班正式上課時也不似尋常班之聽而弗問，往往取談話的方式。
榮譽班卒業并不背起什麼博士頭銜。
所謂博士，其必要的條件隻是在得過尋常班學位以後再住校兩年，擇一問題自己研究，然後作一篇勉強過得去的論文，繳若幹考試費，就行了。
固然也有些人真是“博”才得到這種頭銜，可是不“博”而求這種頭銜，似乎也并不要費什麼九牛二虎之力。
二 年來國内學生入黨問題，頗惹起教育界注意。
我對此也曾略費思索，來英後所以特别注意他們學生和政黨的關系。
在中小學校，我還沒有聽見學生加入政黨。
可是在各大學裡，各政黨都有支部，多數學生都各有各的政黨，各政黨支部的名譽總理大半都是本黨領袖。
他們常定期舉行辯論，或請本黨名人演講。
有時工黨與守舊黨學生互舉代表做聯席辯論，仿佛和國會議事一般模樣。
英國本是一個黨治的國家，黨的教育所以較為重要。
他們所謂黨的教育不外含有兩種任務：一、明了本黨黨綱與政策，二、練習辯論和充領袖的能力。
實際政治有他們的目前的首領去管，不用他們去參與。
學校對于學生黨的教育——對于一切信仰習慣——都不很幹涉，因為有已成的風氣在那裡陰驅潛率，各政黨支部都可以明張旗鼓，唯共産黨還要嚴守秘密——英國大學校也有共産黨的蹤迹了。
近來牛津大學有兩個共産黨學生暗地鼓動印度學生做獨立運動，被學校知道了，校長就限他們自認以後在校内不再宣傳共産，否則便請他們出校。
學生會工黨學生開會議請校長收回成命，隻有一百幾十人贊成，占少數，沒有通過。
那兩個學生隻好去向校長聲明：“我們以後三緘其口罷！” 三 初來此時，遇見東方人總覺親熱一點。
有一天上文學班，去得很早，到的還寥寥，跨進門一看，就看見坐在最前排的是兩個東方人。
有一位是女子，向我略颔首緻敬——因為知道我也是從東方來的。
我就坐在她旁邊那位男子的旁邊。
他戴了一副墨晶眼鏡，仿佛在那兒有所思索，沒有注意到我的樣子。
我就攀問道：“先生，你是從日本來的，還是從中國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
以後我們就常相往來，他們有時邀我去嘗日本式的很簡樸的茶點，從談話中我才知道這兩位朋友經過許多悲壯的曆史。
那位戴墨晶眼鏡子的原來是一個盲目者，而跟着他的女子就是他的婦人。
她在英國是一個啞子——不能說英文。
岩橋武夫君——這是他的姓名——從日本大阪跨過印度洋地中海，穿過巴黎倫敦，進了愛丁堡大學，每天由課堂跑回寓所，由寓所再跑到課堂，都是賴着他的不能說英文的婦人領着。
他生來本不盲目。
到了二十歲左右時患了一種熱病，病雖好而眼睛瞎了。
從前他在學校裡是以天才著名的，文學是他的夙好。
失明以後，他就悲觀厭世，有一年除夕，他在廚房裡摸得一把刀子，就設法去自殺。
他的母親看見了——他是他慈母唯一的愛兒——用種種的話來勸慰他。
由來世間母親的恩愛與力量是不可抵禦的，于是岩橋武夫君立刻轉過念頭，決計從那天起重新努力做人。
他進了盲啞學校，畢業後在母校裡服務過，現在來英國研究文學。
他很有些著作，最近而且最精心結構的叫作《行動的墳墓》。
這個名稱是用密爾敦詩中movinggrave的典故。
這書仿佛是他的自傳。
我不能讀日本文，不知道它的價值。
岩橋武夫君和愛羅先珂是很好的朋友。
愛羅先珂到日本，就寓在他的家裡。
他們都是盲目的天才，而且都抱有一種世界同仁的理想，同聲相應，所以吸引到一塊。
日本政府怕愛羅先珂是“危險思想”的宣傳者，把他驅出日本，岩橋武夫君曾抗議過，但是無效。
他的婦人原來是一個神道教信徒，前半生都費在慈善事業方面。
她嫁給岩橋武夫君幫助他求學著書，純是出于弱者的同情。
岩橋武夫做文章，都是由她執筆。
她對于日本文學很有研究的。
岩橋武夫是一個寒士。
賣盡家産做川資，學費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朋友資助的。
他的老母現在還在日本開一個小紙筆店過生活。
四 一般人想象裡的英國大半是一個家給人足的樂土。
實際上他們能夠過舒服日子的恐怕不到五分之一。
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裡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
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
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
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
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
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确實強得幾倍。
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
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于住室問題漠不關心。
他說隻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
我初聽了頗駭異。
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
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去調查。
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着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
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的來得雅緻。
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闆，上面大半寫着“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
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着帽子拖着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
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
這些人不叫乞丐，叫作“街頭美術家”(pavementartists)。
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五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
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
有時候法官于審問中插入幾句诙諧話，很覺得異趣橫生。
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着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隻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
那一個法官就接着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
”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
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财産。
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産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嗎？”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
”兩三個月以前，倫敦哈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
有一天哈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蔭裡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随着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
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Basil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他是一個著作者，他是倫敦警察總監。
在山頂上望一望海，吸一口清氣，對于我成了一種瘾，除掉夏初梅雨天氣外，香港老是天朗氣清，在山頂上一望，蔚藍的晴空籠照着蔚藍的海水，無數遠遠近近的小島嶼上聳立着青蔥的樹林，紅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鋪成一幅幅五光十彩的圖案。
霎時間把腦袋裡一些重載卸下，做一個“空空如也”的原始人，然後再循一條小徑下山，略有倦意，坐下來吃一頓相當豐盛的晚餐。
香港大學生的生活最使我留戀的就是這一點。
寫到這裡，我鼻孔裡還嗅得着太平山頂晴空中海風送來的那一股清氣。
我瞑目一想，許多舊面目都湧現到面前。
終年坐在房裡用功、虔誠的天主教徒郭開文，終年隻在休息室裡打棒球下棋。
我忘記了姓名隻記得诨号的“棋博士”，最大的野心在娶一個有錢的寡婦的姚醫生，足球領隊的黃天錫，辯論會裡聲音嚷得最高的非洲人，眯眼的日本人，我們送你一大堆綽号的四川人MrCollins（Collins：英國女小說家簡·奧斯丁的《傲慢與偏見》中一個可笑的角色），一天喝四壺開水的“常識博士”，我們“北京學生”讓你領頭跟着你像一群小雞跟着母雞去和舍監打交涉的TseFoo（朱複），梅舍的露着金牙齒微笑的NoOne（宿舍裡的齋夫頭目）……朋友們，我還記得你們，你們每一個人都曾經做過我開心時拿來玩味的資料，于今讓我和你們每一個人隔着虛空握一握手！ 老師們，你們的印象更清晰。
在教室裡不丢雪茄的老校長愛理阿特爵士，我等待了四年聽你在課堂指導書裡宣布要講的中國倫理哲學，你至今還沒有講，盡管你關于“佛學”的巨著曾引起我的敬仰。
還有天氣好就來，天氣壞就回英國，像候鳥似的龐孫倍芬先生，你教我們默寫和作文，把每一個錯字都寫在黑闆上來講一遍，我至今還記得你的仁慈和忍耐。
工科教授勃朗先生，你不教我的課，也待我好，我記得你有規律的生活，我到蘇格蘭，你還差過你的朋友——一位比利時小姐來看我，你托她帶給我的那封長信我至今似乎還沒有回。
提起信，我這不成器的老欠信債的學生，你——辛博森教授，更有理由可以責備我。
但是我的心坎裡還深深映着你的影子。
你是梅舍的舍監，英國文學教授，我的精神上的乳母。
我跟你學英詩，第一次讀的是《古舟子詠》，我自己看第一遍時，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鳥的故事是多麼幹燥無味而且離奇可笑，可是經過你指點以後，它的音節和意象是多麼美妙，前後穿插安排是多麼妥帖！一個藝術家才能把一個平凡的世界點染成為一個美妙的世界，一個有教書藝術的教授才能揭開表面平凡的世界，讓蘊藏着美妙的世界呈現出來。
你對于我曾造成這麼一種奇迹。
我後來進過你進過的學校——愛丁堡大學，就因為我佩服你。
可是有一件事我忘記告訴你，你介紹我去見你太太的哥哥，那位藍敦大律師，承他很客氣，再三囑咐我說“你如果在法律上碰着麻煩，請到我這裡來，我一定幫助你”，我以後并沒有再去麻煩他。
最後，我應該特别提到你，奧穆先生，你種下了我愛好哲學的種子。
你至今對于我還是一個疑謎。
牛津大學古典科的畢業生、香港法院的審判長，後來你回了英國，據郭秉和告訴我，放下了獨身的哲學，結了婚，當了牧師。
你的職業始終對于你是不倫不類。
你是雅典時代的一個自由思想者，落在商業化的大英帝國，還緬想柏拉圖、亞裡士多德在學園裡從容講學論道的那種生活，我相信你有一種無可告語的寂寞。
你在學校裡講課不領薪水，因為教書拿錢是蘇格拉底所鄙棄的。
你教的是倫理學，你堅持要我們讀亞裡士多德，我們瞧不起那些古董，要求一種簡赅明了的美國教科書。
你下課時，我們跟在你後面罵你，雖是隔着一些路，卻有意“使之聞之”，你擺起跛腿，偏着頭，若無其事地帶着微笑向前走。
校裡沒有希臘文的課程，你苦勸我到你家裡去跟你學，用汽車帶我去你家學，我學了幾回終于不告而退。
這兩件事我于今想起，面孔還是發燒。
可是我可以告訴你，由于你的啟發，這二十多年來我時常在希臘文藝與哲學中吸取新鮮的源泉來支持生命。
我也會學你，想盡我一點微薄的力量，設法使我的學生們珍視精神的價值。
可是我教了十年的詩，還沒有碰見一個人真正在詩裡找到一個安頓身心的世界，最難除的是腓力斯人（庸俗市民）的根性。
我很慚愧我的無能，我也開始了解到你當時的寂寞。
寫到這裡，我不免有些感傷，不想再寫下去，許多師友的面孔讓我留在腦裡慢慢玩味吧！香港大學，我的慈母，你呢，于今所哺的子女都星散了，你那山峰的半腰，像一個沒有鳥兒的空巢（當時香港被日本人占領了），你憑視海水嗅到腥臭，你也一定有難言的寂寞！什麼時候我們這一群兒女可以回巢，來一次大團聚呢？ 讓我們每一個人遙祝你早日恢複健康與自由！ 1945年 旅英雜談 一國的文化程度的高低， 可以從民衆娛樂品測量得出來。
一 記得美人斯蒂芬教授在他的《英倫印象記》裡仿佛說過，英國大學生的學問不是從教室，而是從煙霧沉沉的吃煙室裡得來的，因為教授們在安安泰泰地銜着煙鬥躺在沙發椅子上的時候，才打開話匣子，讓他們的思想自然流露出來。
這番話固然不是毫無根據，但是對于大多數大學校中之大多數學生，這還僅是一種理想。
私課制(tuitionsystem)固然是英國大學的一個優點，不過采行這種制度而名副其實的隻有牛津劍橋一兩處；就是這一兩處也隻有少數貴族學生能私聘教員，在課外特别指導。
其餘一般大學授課多隻為一種有限制的公開演講。
每班學生數目常自數十人以至數百人，教員如何能把他們個個都引在吸煙室裡從容讨論？好在英國幾個第一流的大學所請的教授大半很有實學，平時擔任鐘點很少，他們的講義确是自己的研究的結果，不像一般大學教授的講義隻是一件東抄西襲的百衲衫。
每科嘗有所謂榮譽班(honourscourse)，隻有在普通班卒業而成績最優的才得進去，所以學生人數少，和教員接洽的機會較多，榮譽班正式上課時也不似尋常班之聽而弗問，往往取談話的方式。
榮譽班卒業并不背起什麼博士頭銜。
所謂博士，其必要的條件隻是在得過尋常班學位以後再住校兩年，擇一問題自己研究，然後作一篇勉強過得去的論文，繳若幹考試費，就行了。
固然也有些人真是“博”才得到這種頭銜，可是不“博”而求這種頭銜，似乎也并不要費什麼九牛二虎之力。
二 年來國内學生入黨問題，頗惹起教育界注意。
我對此也曾略費思索，來英後所以特别注意他們學生和政黨的關系。
在中小學校，我還沒有聽見學生加入政黨。
可是在各大學裡，各政黨都有支部，多數學生都各有各的政黨，各政黨支部的名譽總理大半都是本黨領袖。
他們常定期舉行辯論，或請本黨名人演講。
有時工黨與守舊黨學生互舉代表做聯席辯論，仿佛和國會議事一般模樣。
英國本是一個黨治的國家，黨的教育所以較為重要。
他們所謂黨的教育不外含有兩種任務：一、明了本黨黨綱與政策，二、練習辯論和充領袖的能力。
實際政治有他們的目前的首領去管，不用他們去參與。
學校對于學生黨的教育——對于一切信仰習慣——都不很幹涉，因為有已成的風氣在那裡陰驅潛率，各政黨支部都可以明張旗鼓，唯共産黨還要嚴守秘密——英國大學校也有共産黨的蹤迹了。
近來牛津大學有兩個共産黨學生暗地鼓動印度學生做獨立運動，被學校知道了，校長就限他們自認以後在校内不再宣傳共産，否則便請他們出校。
學生會工黨學生開會議請校長收回成命，隻有一百幾十人贊成，占少數，沒有通過。
那兩個學生隻好去向校長聲明：“我們以後三緘其口罷！” 三 初來此時，遇見東方人總覺親熱一點。
有一天上文學班，去得很早，到的還寥寥，跨進門一看，就看見坐在最前排的是兩個東方人。
有一位是女子，向我略颔首緻敬——因為知道我也是從東方來的。
我就坐在她旁邊那位男子的旁邊。
他戴了一副墨晶眼鏡，仿佛在那兒有所思索，沒有注意到我的樣子。
我就攀問道：“先生，你是從日本來的，還是從中國來的？”他說是從日本來的。
以後我們就常相往來，他們有時邀我去嘗日本式的很簡樸的茶點，從談話中我才知道這兩位朋友經過許多悲壯的曆史。
那位戴墨晶眼鏡子的原來是一個盲目者，而跟着他的女子就是他的婦人。
她在英國是一個啞子——不能說英文。
岩橋武夫君——這是他的姓名——從日本大阪跨過印度洋地中海，穿過巴黎倫敦，進了愛丁堡大學，每天由課堂跑回寓所，由寓所再跑到課堂，都是賴着他的不能說英文的婦人領着。
他生來本不盲目。
到了二十歲左右時患了一種熱病，病雖好而眼睛瞎了。
從前他在學校裡是以天才著名的，文學是他的夙好。
失明以後，他就悲觀厭世，有一年除夕，他在廚房裡摸得一把刀子，就設法去自殺。
他的母親看見了——他是他慈母唯一的愛兒——用種種的話來勸慰他。
由來世間母親的恩愛與力量是不可抵禦的，于是岩橋武夫君立刻轉過念頭，決計從那天起重新努力做人。
他進了盲啞學校，畢業後在母校裡服務過，現在來英國研究文學。
他很有些著作，最近而且最精心結構的叫作《行動的墳墓》。
這個名稱是用密爾敦詩中movinggrave的典故。
這書仿佛是他的自傳。
我不能讀日本文，不知道它的價值。
岩橋武夫君和愛羅先珂是很好的朋友。
愛羅先珂到日本，就寓在他的家裡。
他們都是盲目的天才，而且都抱有一種世界同仁的理想，同聲相應，所以吸引到一塊。
日本政府怕愛羅先珂是“危險思想”的宣傳者，把他驅出日本，岩橋武夫君曾抗議過，但是無效。
他的婦人原來是一個神道教信徒，前半生都費在慈善事業方面。
她嫁給岩橋武夫君幫助他求學著書，純是出于弱者的同情。
岩橋武夫做文章，都是由她執筆。
她對于日本文學很有研究的。
岩橋武夫是一個寒士。
賣盡家産做川資，學費是由大阪《每日新聞》社和朋友資助的。
他的老母現在還在日本開一個小紙筆店過生活。
四 一般人想象裡的英國大半是一個家給人足的樂土。
實際上他們能夠過舒服日子的恐怕不到五分之一。
能夠在礦坑裡捉一把鋤頭，在工廠裡掌一個紡織機，或者在旅館商店裡充一個使役，還是叨天之庥的。
許多失業的人，其生活之苦，或較中國窮人更甚。
因為中國最窮的有幾個銅子，便可勉強敷衍一天的肚皮。
在歐洲生活程度高，幾個銅子是買水就不能買火，買火就不能買水的。
向來中國人自己承認對衣食住三件，最不講究的是住。
西洋房屋建築比中國的确實強得幾倍。
但是以有限資本蓋房子，要好就不能多。
有一天我聽一位工黨議員演說，攻擊守舊黨政府對于住室問題漠不關心。
他說隻就蘇格蘭說，二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千家，十人住一間房子的達數萬家。
我初聽了頗駭異。
後來到窮人居的部分去看看，才曉得那位工黨議員不是言之過甚。
我自然不能走進他們房子去調查。
不過在很冷的冬天，他們女子們小孩子們千百成群地靠着街牆或者沒精打采地流蕩，大概總是因為房子裡太擠的緣故。
西洋人以潔淨著名，可是那般窮人也是髒得不堪。
英國的乞丐比較的來得雅緻。
有些乞丐坐在行人擁擠的街口，旁邊放一塊紙闆，上面大半寫着“退伍軍士，無工可做，要養活妻子兒女，求仁人幫助”一類的話。
有些奄奄垂斃的老婦，沿街拉破爛的手琴，或者很年輕的少年手裡托着帽子拖着破喉嗓子唱洋蓮花落。
還有一種乞丐坐在街頭用五彩粉筆，在街道上畫些山水人物，供行人觀賞。
這些人不叫乞丐，叫作“街頭美術家”(pavementartists)。
他們有些畫得很好，我每每看見他們，就立刻聯想到在上海看過的美術展覽會。
五 要知道英國人情風俗，旁聽法庭審判，可以得其大半。
中國人所想得到的奸盜邪淫，他們也應有盡有。
有時候法官于審問中插入幾句诙諧話，很覺得異趣橫生。
罪過原來是供人開玩笑的，何況文明的英國人是很歡喜開玩笑的呢？近來有一個人為着向他已離婚的婦人索還訂婚戒指，打起官司來了，律師引經據典地辯論，說伊麗莎白後朝某一年有一個先例，法庭判定訂婚戒指隻是一種有條件的贈品。
那一個法官就接着說：“那一年莎士比亞已經有十歲了。
”後來那個婦人說她已經把戒指當去了。
法官含笑問道：“當去了嗎？好一篇浪漫史，讓你糟蹋了！”英國向例，凡替罪犯向法庭取保的人應有一百鎊的财産。
去冬轟動一時的十二共産黨審訊，其中有一個替人取保的就是鼎鼎大名的蕭伯納，法庭書記問蕭氏道：“你值得一百鎊嗎？”蕭氏含笑答道：“我想我值得那麼多哩。
”兩三個月以前，倫敦哈德公園發現一件風流案，他們也喧擾了許久。
有一天哈德公園的巡警猛然地向園角綠樹蔭裡用低微鄭重的聲調叫道：“你們犯了法律，到警廳去！”随着他就拘起兩個人帶到法庭去審問。
那兩個有一位是五十來歲光景的男子，他的名字叫SirBasilThomson，他是一個有封爵的，他是一個著作者，他是倫敦警察總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