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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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之中，人我的比較是一個重要問題，而這問題又與善惡問題密切相關。
我從前研究美學上的欣賞與創造問題，得到一個和常識不相同的結論，就是：欣賞與創造根本難分，每人所欣賞的世界就是每人所創造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情趣和性格的返照；你在世界中能“取”多少，就看你在你的性靈中能提出多少“與”它，物我之中有一種生命的交流，深人所見于物者深，淺人所見于物者淺。
現在我思索這比較實際的交友問題，覺得它與欣賞藝術自然的道理頗可暗合默契。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得到什麼樣的朋友。
人類心靈常交感回流。
你拿一分真心待人，人也就會拿一分真心待你，你所“取”如何，就看你所“與”如何。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不愛你敬你，就顯得你自己虧缺。
你不必責人，先須反求諸己。
不但在情感方面如此，在性格方面也都是如此。
友必同心，所謂“同心”是指性靈同在一個水準上。
如果你我在性靈上有高低，我高就須感化你，把你提高到同樣水準；你高也是如此，否則友誼就難成立。
朋友往往是測量自己的一種最精确的尺度，你自己如果不是一個好朋友，就決不能希望得到一個好朋友。
要是好朋友，自己須先是一個好人。
我很相信柏拉圖的“惡人不能有朋友”的那一句話。
惡人可以做好朋友時，他在他方面盡管是壞，在能為好朋友一點上就可證明他還有人性，還不是一個絕對的惡人。
說來說去，“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那句老話還是真的，何以交友的道理在此，如何交友的方法也在此。
交友和一般行為一樣，我們應該常牢記在心的是“責己宜嚴，責人宜寬”。
談中西愛情詩 西詩最長于“慕”， 中詩最善于“怨”。
西詩以直率深刻鋪陳勝， 中詩以委婉微妙簡隽勝。
各國詩都集中幾種普通的題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倫。
西方關于人倫的詩大半以戀愛為中心。
中國詩言愛情的當然也很多，但是沒有讓愛情把其他人倫抹煞。
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誼在西方詩中幾無位置，而在中國詩中則為最常見的母題。
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詩人的忠君愛國憂民的部分剔開，他們的精華便已剝喪大半，他們便不成其為偉大。
友朋交誼在中國詩中尤其重要，贈答酬唱之作在許多詩集中占其大半。
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性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古今傳為美談，他們的來往唱和的詩有很多的傑作。
在西方詩人中像歌德和席勒、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雪萊與濟慈、魏爾蘭與蘭波諸人雖以交誼著，而他們的集中叙朋友樂趣的詩卻不常見。
這有幾層原因： 一 西方社會表面上雖是國家為基礎，骨子裡卻偏向個人主義。
愛情在生命中最關痛癢，所以盡量發展，以至掩蓋其他人與人的關系，說盡一個詩人的戀愛史，差不多就已說盡他的生命史。
在浪漫時代尤其如此。
中國社會表面上雖以家庭為中心，骨子裡卻側重替國家服務（“做官”）。
文人往往費大半生光陰于仕宦羁旅，“老妻寄異縣”是常事。
他們朝夕接觸的往往不是婦女而是同僚與文字友。
儒家的禮教在男友之間築了一道很嚴密的防線（“阃”），當然也有很大的關系。
在西方，這種防線未嘗不存在，卻沒有那麼嚴密。
二 西方受騎士風的影響，尊敬女子是榮耀的事，女子的地位較高，教育也較完善，在學問興趣上往往可與男子欣合，在中國得之于朋友的樂趣，在西方可以得之于婦人女子。
中國受儒家的影響，乾上坤下是天經地義，而且女子被看成與“小人”一樣“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實際上也往往确是如此，所以男子對于女子常看作一種不得不有的災孽。
她的最大的任務是傳嗣，其次是當家，恩愛隻是一種倫理上的義務，志同道合是稀奇的事。
中國人生理想向來側重事功，“随着四婆裙”在讀書人看是恥事。
三 東西戀愛觀相差也甚遠。
西方人認為戀愛本身是一種價值，甚至以為“戀愛至上”，戀愛有一套宗教背景，還有一套哲學理論，最純潔的是靈魂的契合，拿生育的要求來解釋戀愛是比較近代的事。
中國人一向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真正的戀愛往往見諸“桑間濮上”，潦倒無聊者才寄情于聲色，像隋炀帝李後主幾個風流天子都為世诟病，文人有戀愛行為的也往往以“輕薄”“失檢”見譏。
在西方詩人中戀愛是實現人生的，與宗教文藝有同等功用；在中國詩人中戀愛是消遣人生的，婦人等于醇酒鴉片煙。
這并非說，中國詩人不能深于情，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
西方愛情詩大半作于婚媾之前，所以稱贊美貌，申訴愛慕者特多；中國愛情詩大半作于婚媾之後，所以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懷念和悼亡。
西詩最善于“慕”，但丁的《新生》、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亞的商籁、雪萊的短歌之類都是“慕”的勝境。
中國詩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以及李白的《怨情》《春思》之類都是“怨”的勝境。
中國詩亦有能“慕”者，陶淵明的《閑情賦》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慕”每流于“蕩”，如《西廂》的“驚豔”和“酬韻”。
西方詩亦有能“怨”者，羅塞蒂的短詩和拉馬丁的《湖》《秋》《谷》諸作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怨”每流于“怨”，如拜倫的《當我們分手時》和缪塞的《十月之夜》。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是詩的一個很高的理想。
中西情詩詞意往往有暗合處。
赫芮克的《勸少女》絕似杜秋娘的《金縷曲》，丁尼生的《磨坊女》絕似陶淵明的《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
但是通盤計算，中西詩風味大有懸殊。
如果要做公允的比較，我們須多舉原作，非二三短例所可濟事，而且詩不能譯，西詩譯尤難。
我們在這裡隻略說個人的印象。
大體說來，西詩以直率勝，中詩以委婉勝；西詩以深刻勝，中詩以微妙勝；西詩以鋪張勝，中詩以簡隽勝。
在西方情詩中，我們很難尋出“卻下水精簾，玲珑望秋月”，“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晖脈脈水悠悠”，“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諸句的境界；在中國情詩中，我們也很難尋出莎士比亞的《當我拿你比夏天》、雪萊的《印度晚曲》、布朗甯的《荒墟中的愛》和波德萊爾的《招遊》諸詩的境界。
通則都有特例。
中詩雖較西詩委婉，但也有很直率的。
大約國風、樂府中出自民間的情詩多自然流露。
唐五代小令胎息于教坊歌曲，言情也往往以直率見深至。
像“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願為西北風，長逝入君懷”“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拟将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奴為出來難，任侬恣意憐”之類如在歐洲情詩中出現，便難免贻譏大方，而在中詩中卻不失其為美妙。
西方受耶稣教的影響，言情詩對于肉的方面有一種“特怖”，所以盡情吐露有一個分寸，過了那個分寸便落到低級趣味。
肉的“特怖”令西方詩人諱言男女燕婉之私，但是西方人的肉的情欲是極強旺的，壓抑勢所不能，于是設法遮蓋掩飾，許多愛情都因為要避免宗教道德意識的裁制，借化裝來表現。
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曾經舉過許多實例。
但在中國，情形适得其反。
不但與宗教道德意識相沖突的愛情可以赤裸裸地陳露，而且有許多本與男女無關的事情反而要托男女愛情的化裝而出現。
《詩經》中許多情詩據說是隐射國事的，屈原也常以男女關系隐喻君臣遇合。
像朱慶餘的“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那一首詩表面上表全是叙新婚之樂，實際卻與新婚毫無關系。
我們倒很希望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對此種事例下一轉語。
我從前研究美學上的欣賞與創造問題，得到一個和常識不相同的結論，就是：欣賞與創造根本難分，每人所欣賞的世界就是每人所創造的世界，就是他自己的情趣和性格的返照；你在世界中能“取”多少，就看你在你的性靈中能提出多少“與”它，物我之中有一種生命的交流，深人所見于物者深，淺人所見于物者淺。
現在我思索這比較實際的交友問題，覺得它與欣賞藝術自然的道理頗可暗合默契。
你自己是什麼樣的人，就會得到什麼樣的朋友。
人類心靈常交感回流。
你拿一分真心待人，人也就會拿一分真心待你，你所“取”如何，就看你所“與”如何。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人不愛你敬你，就顯得你自己虧缺。
你不必責人，先須反求諸己。
不但在情感方面如此，在性格方面也都是如此。
友必同心，所謂“同心”是指性靈同在一個水準上。
如果你我在性靈上有高低，我高就須感化你，把你提高到同樣水準；你高也是如此，否則友誼就難成立。
朋友往往是測量自己的一種最精确的尺度，你自己如果不是一個好朋友，就決不能希望得到一個好朋友。
要是好朋友，自己須先是一個好人。
我很相信柏拉圖的“惡人不能有朋友”的那一句話。
惡人可以做好朋友時，他在他方面盡管是壞，在能為好朋友一點上就可證明他還有人性，還不是一個絕對的惡人。
說來說去，“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那句老話還是真的，何以交友的道理在此，如何交友的方法也在此。
交友和一般行為一樣，我們應該常牢記在心的是“責己宜嚴，責人宜寬”。
談中西愛情詩 西詩最長于“慕”， 中詩最善于“怨”。
西詩以直率深刻鋪陳勝， 中詩以委婉微妙簡隽勝。
各國詩都集中幾種普通的題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倫。
西方關于人倫的詩大半以戀愛為中心。
中國詩言愛情的當然也很多，但是沒有讓愛情把其他人倫抹煞。
朋友的交情和君臣恩誼在西方詩中幾無位置，而在中國詩中則為最常見的母題。
把屈原、杜甫一批大詩人的忠君愛國憂民的部分剔開，他們的精華便已剝喪大半，他們便不成其為偉大。
友朋交誼在中國詩中尤其重要，贈答酬唱之作在許多詩集中占其大半。
蘇李、建安七子、李杜、韓孟、蘇黃、納蘭性德與顧貞觀諸人的交誼古今傳為美談，他們的來往唱和的詩有很多的傑作。
在西方詩人中像歌德和席勒、華茲華斯與柯爾律治、雪萊與濟慈、魏爾蘭與蘭波諸人雖以交誼著，而他們的集中叙朋友樂趣的詩卻不常見。
這有幾層原因： 一 西方社會表面上雖是國家為基礎，骨子裡卻偏向個人主義。
愛情在生命中最關痛癢，所以盡量發展，以至掩蓋其他人與人的關系，說盡一個詩人的戀愛史，差不多就已說盡他的生命史。
在浪漫時代尤其如此。
中國社會表面上雖以家庭為中心，骨子裡卻側重替國家服務（“做官”）。
文人往往費大半生光陰于仕宦羁旅，“老妻寄異縣”是常事。
他們朝夕接觸的往往不是婦女而是同僚與文字友。
儒家的禮教在男友之間築了一道很嚴密的防線（“阃”），當然也有很大的關系。
在西方，這種防線未嘗不存在，卻沒有那麼嚴密。
二 西方受騎士風的影響，尊敬女子是榮耀的事，女子的地位較高，教育也較完善，在學問興趣上往往可與男子欣合，在中國得之于朋友的樂趣，在西方可以得之于婦人女子。
中國受儒家的影響，乾上坤下是天經地義，而且女子被看成與“小人”一樣“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實際上也往往确是如此，所以男子對于女子常看作一種不得不有的災孽。
她的最大的任務是傳嗣，其次是當家，恩愛隻是一種倫理上的義務，志同道合是稀奇的事。
中國人生理想向來側重事功，“随着四婆裙”在讀書人看是恥事。
三 東西戀愛觀相差也甚遠。
西方人認為戀愛本身是一種價值，甚至以為“戀愛至上”，戀愛有一套宗教背景，還有一套哲學理論，最純潔的是靈魂的契合，拿生育的要求來解釋戀愛是比較近代的事。
中國人一向重視婚姻而輕視戀愛，真正的戀愛往往見諸“桑間濮上”，潦倒無聊者才寄情于聲色，像隋炀帝李後主幾個風流天子都為世诟病，文人有戀愛行為的也往往以“輕薄”“失檢”見譏。
在西方詩人中戀愛是實現人生的，與宗教文藝有同等功用；在中國詩人中戀愛是消遣人生的，婦人等于醇酒鴉片煙。
這并非說，中國詩人不能深于情，不過表現的方式不同。
西方愛情詩大半作于婚媾之前，所以稱贊美貌，申訴愛慕者特多；中國愛情詩大半作于婚媾之後，所以最好的往往是惜别、懷念和悼亡。
西詩最善于“慕”，但丁的《新生》、彼特拉克和莎士比亞的商籁、雪萊的短歌之類都是“慕”的勝境。
中國詩最善于“怨”，《卷耳》《柏舟》《迢迢牽牛星》、曹丕的《燕歌行》、梁元帝的《蕩婦秋思賦》，以及李白的《怨情》《春思》之類都是“怨”的勝境。
中國詩亦有能“慕”者，陶淵明的《閑情賦》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慕”每流于“蕩”，如《西廂》的“驚豔”和“酬韻”。
西方詩亦有能“怨”者，羅塞蒂的短詩和拉馬丁的《湖》《秋》《谷》諸作是著例；但是末流之弊，“怨”每流于“怨”，如拜倫的《當我們分手時》和缪塞的《十月之夜》。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是詩的一個很高的理想。
中西情詩詞意往往有暗合處。
赫芮克的《勸少女》絕似杜秋娘的《金縷曲》，丁尼生的《磨坊女》絕似陶淵明的《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
但是通盤計算，中西詩風味大有懸殊。
如果要做公允的比較，我們須多舉原作，非二三短例所可濟事，而且詩不能譯，西詩譯尤難。
我們在這裡隻略說個人的印象。
大體說來，西詩以直率勝，中詩以委婉勝；西詩以深刻勝，中詩以微妙勝；西詩以鋪張勝，中詩以簡隽勝。
在西方情詩中，我們很難尋出“卻下水精簾，玲珑望秋月”，“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晖脈脈水悠悠”，“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濕西湖雨”諸句的境界；在中國情詩中，我們也很難尋出莎士比亞的《當我拿你比夏天》、雪萊的《印度晚曲》、布朗甯的《荒墟中的愛》和波德萊爾的《招遊》諸詩的境界。
通則都有特例。
中詩雖較西詩委婉，但也有很直率的。
大約國風、樂府中出自民間的情詩多自然流露。
唐五代小令胎息于教坊歌曲，言情也往往以直率見深至。
像“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願為西北風，長逝入君懷”“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妾拟将身嫁與，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須作一生拚，盡君今日歡”“奴為出來難，任侬恣意憐”之類如在歐洲情詩中出現，便難免贻譏大方，而在中詩中卻不失其為美妙。
西方受耶稣教的影響，言情詩對于肉的方面有一種“特怖”，所以盡情吐露有一個分寸，過了那個分寸便落到低級趣味。
肉的“特怖”令西方詩人諱言男女燕婉之私，但是西方人的肉的情欲是極強旺的，壓抑勢所不能，于是設法遮蓋掩飾，許多愛情都因為要避免宗教道德意識的裁制，借化裝來表現。
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曾經舉過許多實例。
但在中國，情形适得其反。
不但與宗教道德意識相沖突的愛情可以赤裸裸地陳露，而且有許多本與男女無關的事情反而要托男女愛情的化裝而出現。
《詩經》中許多情詩據說是隐射國事的，屈原也常以男女關系隐喻君臣遇合。
像朱慶餘的“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那一首詩表面上表全是叙新婚之樂，實際卻與新婚毫無關系。
我們倒很希望弗洛伊德派心理學家對此種事例下一轉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