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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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跟着他不長進，看旁人長進，隻懷滿肚子醋意。
這種人是由知恥回到無恥，注定要堕落到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能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是人的特點。
人在能盡量發揮這特點時，就足見出他有富裕的生活力。
一個人在少年時常是朝氣勃勃，有志氣，肯幹，覺得世間無不可為之事，天大的困難也不放在眼裡。
到了年事漸長，受過了一些磨折，他就逐漸變成暮氣沉沉，意懶心灰，遇事都苟且因循，得過且過，不肯出一點力去奮鬥。
一個人到了這時候，生活力就已經枯竭，雖是活着，也等于行屍走肉，不能有所作為了。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奮發有為，最好是趁少年血氣方剛的時候，少年時如果能努力，養成一種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精神，老而益壯，也還是可能的。
一個人的生活力之強弱，以能否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為準，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這個原則有整個的世界史證明。
姑舉幾個顯著的例，西方古代最強悍的民族莫如羅馬人，我們現在說到能吃苦肯幹，重紀律，好冒險，仍說是“羅馬精神”。
因其有這種精神，所以羅馬人東征西讨，終于統一了歐洲，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
後來他們從殖民地獲得豐富的資源，一般羅馬公民都可以坐在家裡不動而享受富裕生活，于是變成驕奢淫逸，無惡不為，一到新興的“野蠻”民族從歐洲東北角向南侵略，羅馬人就毫無抵抗而分崩瓦解。
再如清朝，他們在入關以前過的是騎獵生活，民性最強悍，很富于吃苦冒險的精神，所以到明末張李之亂社會腐敗紊亂時，他們以區區數十萬人之力就能入主中夏。
可是他們做了皇帝之後，一切皇親國戚都坐着不動吃皇糧，享大位，過舒服生活，不到三百年，一個新興民族就變成腐敗不堪，辛亥革命起，我們就輕輕易易地把他們推翻了。
我們如果要明白一個民族能夠堕落到什麼地步，最好去看看北平的旗人。
我們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經過許多波折，從周秦到現在，沒有哪一個時代我們不遇到很嚴重的内憂，也沒有哪一個時代我們沒有和鄰近的民族掙紮，我們爬起來蹶倒，蹶倒了又爬起，如此者已不知若幹次。
從這簡單的史實看，我們民族的生命力确是很強旺，它經過不斷地奮鬥才維持住它的生存權。
這一點祖傳的力量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于今我們又臨到嚴重的關頭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汪精衛和一班漢奸所走的，抵抗力最低的，屈服；一是抵抗力最大的，抗戰。
我相信我們民族的雄厚的生活力能使我們克服一切困難。
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我們的前途困難還很多，抗戰勝利隻解決困難的一部分，還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設工作還需要更大的努力。
一直到現在，我們所拿出來的奮鬥精神還是不夠。
因循、苟且、敷衍，種種病象在社會上還是很流行。
我們還是有些老朽，我們應該趁早還童。
孟子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于今我們的時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時代了，孟子所說的種種折磨，我們正在親領身受。
我希望每個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們，要明白我們的責任，本着大無畏的精神，不顧一切困難，向前邁進。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一般人迫于實際生活的需要， 都把利害認得太真， 不能站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 于是這豐富華嚴的世界， 除了可效用于飲食男女的營求之外， 便無其他意義。
有幾件事實我覺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同感沒有？ 我的寓所後面有一條小河通萊茵河。
我在晚間常到那裡散步一次，走成了習慣，總是沿東岸去，過橋沿西岸回來。
走東岸時我覺得西岸的景物比東岸的美；走西岸時适得其反，東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
對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這邊的美，但是它們又不如河裡的倒影。
同是一棵樹，看它的正身本極平凡，看它的倒影卻帶有幾分另一世界的色彩。
我平時又歡喜看煙霧朦胧的遠樹，大雪籠蓋的世界和深更夜靜的月景。
本來是習見不以為奇的東西，讓霧、雪、月蓋上一層白紗，便見得很美麗。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眉，雖然審美力薄弱的村夫，也驚訝于它們是奇景；但對生長在西湖或峨眉的人除了以居近名勝自豪以外，心裡往往覺得西湖和峨眉實在也不過如此。
新奇的地方都比熟習的地方美，東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東方，都往往覺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
本地人自以為不合時尚的服裝和舉動，在外方人看，卻往往有一種美的意味。
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
一個周朝的銅鼎或是一個漢朝的瓦瓶在當時也不過是盛酒盛肉的日常用具，在現在卻變成很稀有的藝術品。
固然有些好古董的人是貪它值錢，但是覺得古董實在可玩味的人卻不少。
我到外國人家去時，主人常歡喜拿一點中國東西給我看。
這總不外瓷羅漢、蟒袍、漁樵耕讀圖之類的裝飾品，我看到每每覺得羞澀，而主人卻誠心誠意地誇獎它們好看。
種田人常羨慕讀書人，讀書人也常羨慕種田人。
竹籬瓜架旁的黃粱濁酒和朱門大廈中的山珍海鮮，在旁觀者所看出來的滋味都比當局者親口嘗出來的好。
讀陶淵明的詩，我們常覺到農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農人自己在烈日寒風之中耕作時所嘗到的況味，絕不似陶淵明所描寫的那樣閑逸。
人常是不滿意自己的境遇而羨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話說：“家花不比野花香。
”人對于現在和過去的态度也有同樣的分别。
本來是很酸辛的遭遇到後來往往變成很甜美的回憶。
我小時在鄉下住，早晨看到的是那幾座茅屋、幾畦田、幾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還是那幾座茅屋、幾畦田、幾排青山，覺得它們真是單調無味，現在回憶起來，卻不免有些留戀。
這些經驗你一定也注意到的。
它們是什麼緣故呢？ 這全是觀點和态度的差别。
看倒影，看過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陸地上遠看海霧，不受實際的切身的利害牽絆，能安閑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緻。
看正身，看現在，看自己的境遇，看習見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霧，隻知它妨礙呼吸，隻嫌它耽誤程期，預兆危險，沒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
持實用的态度看事物，它們都隻是實際生活的工具或障礙物，都隻能引起欲念或嫌惡。
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我們一定要從實用世界跳開，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欣賞它們本身的形象。
總而言之，美和實際人生有一個距離，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須把它擺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
再就上面的事例說，樹的倒影何以比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實用世界中的一片段，它和人發生過許多實用的關系。
人一看見它，不免想到它在實用上的意義，發生許多實際生活的聯想。
它足避風息涼的或是架屋燒火的東西。
在散步時我們沒有這些需要，所以就覺得它沒有趣味。
倒影是隔着一個世界的，是幻境的，是與實際人生無直接關聯的。
我們一看到它，就立刻注意到它的輪廓線紋和顔色，好比看一幅圖畫一樣。
這是形象的直覺，所以是美感的經驗。
總而言之，正身和實際人生沒有距離，倒影和實際人生有距離，美的差别即起于此。
同理，遊曆新境時最容易見出事物的美。
習見的環境都已變成實用的工具。
比如我久住在一個城市裡面，出門看見一條街就想到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酒店，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銀行；看見了一座房子就想到它是某個朋友的住宅，或是某個總長的衙門。
這樣的“由盤而之鐘”，我的注意力就遷到旁的事物上去，不能專心緻志地看這條街或是這座房子究竟像個什麼樣子。
在嶄新的環境中，我還沒有認識事物的實用的意義，事物還沒有變成實用的工具，一條街還隻是一條街而不是到某銀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還隻是某顔色某線形的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是總長衙門，所以我能見出它們本身的美。
一件本來惹人嫌惡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遠一點看，往往可以成為很美的意象。
卓文君不守寡，私奔司馬相如，陪他當垆賣酒。
我們現在把這段情史傳為佳話。
我們讀李長吉的“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鬓影”幾句詩，覺得它是多麼幽美的一幅畫！但是在當時人看，卓文君失節卻是一件穢行醜迹。
袁子才常刻一方“錢塘蘇小是鄉親”的印，看他的口吻是多麼自豪！但是錢塘蘇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偉人？她原來不過是南朝的一個妓女。
和這個妓女同時的人誰肯攀她做“鄉親”呢？當時的人受實際問題的牽絆，不能把這些人物的行為從極繁複的社會信仰和利害觀念的圈套中劃出來，當作美麗的意象來觀賞。
我們在時過境遷之後，不受當時的實際問題的牽絆，所以能把它們當作有趣的故事來談。
它們在當時和實際人生的距離太近，到現在則和實際人生距離較遠了，好比經過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來的辣性，隻留下純淡的滋味。
一般人迫于實際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認得太真，不能站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于是這豐富華嚴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飲食男女的營求之外，便無其他意義。
他們一看到瓜就想它足可以摘來吃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起性欲的沖動。
他們完全是占有欲的奴隸。
花長在園裡何嘗不可以供欣賞？他們卻歡喜把它摘下來挂在自己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裡。
一個海邊的農夫逢人稱贊他的門前海景時，便很羞澀地回過頭來指着屋後一園菜說：“門前雖沒有什麼可看的，屋後這一園菜卻還不差。
”許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漢瓶是很值錢的古董，我相信他們甯願要一個不易打爛的鐵鍋或瓷罐，不願要那些不能煮飯藏菜的破銅破鐵。
這些人都是不能在藝術品或自然美和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适當的距離。
藝術家和審美者的本領就在能不讓屋後的一園菜壓倒門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準去估定周鼎漢瓶的價值，不把一條街當作到某酒店和某銀行去的指路标。
他們能跳開利害的圈套，隻聚精會神地觀賞事物本身的形象。
他們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适當的距離。
我說“距離”時總不忘冠上“适當的”三個字，這是要注意的。
“距離”可以太過，可以不及。
藝術一方面要能使人從實際生活牽絆中解放出來，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賞，“距離”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實用世界，距離太遠，又容易使人無法了解欣賞。
這個道理可以拿一個淺例來說明。
王漁洋的《秋柳詩》中有兩句說：“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
”在不知這詩的曆史的人看來，這兩句詩是漫無意義的，這就是說，它的距離太遠，讀者不能了解它，所以無法欣賞它。
《秋柳詩》原來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國亡無所依附的故舊大臣，“西烏”是指有意屈節降清的人物。
假使讀這兩句詩的人自己也是一個“遺老”，他對于這兩句詩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較能了解。
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賞的态度，因為他容易看這兩句詩而自傷身世，想到種種實際人生問題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專注在詩的意象上面，這就是說，《秋柳詩》對于他的實際生活距離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實用的世界。
許多人歡喜從道德的觀點來談文藝，從韓昌黎的“文以載道”說起，一直到現代“革命文學”以文學為宣傳的工具止，都是把藝術硬拉回到實用的世界裡去。
一個鄉下人看戲，看見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樣子惟妙惟肖，不覺義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殺了。
從道德的觀點評藝術的人們都有些類似這位殺曹操的鄉下佬，義氣雖然是義氣，無奈是不得其時，不得其地。
他們不知道道德是實際人生的規範，而藝術是與實際人生有距離的。
這種人是由知恥回到無恥，注定要堕落到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能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走，是人的特點。
人在能盡量發揮這特點時，就足見出他有富裕的生活力。
一個人在少年時常是朝氣勃勃，有志氣，肯幹，覺得世間無不可為之事，天大的困難也不放在眼裡。
到了年事漸長，受過了一些磨折，他就逐漸變成暮氣沉沉，意懶心灰，遇事都苟且因循，得過且過，不肯出一點力去奮鬥。
一個人到了這時候，生活力就已經枯竭，雖是活着，也等于行屍走肉，不能有所作為了。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奮發有為，最好是趁少年血氣方剛的時候，少年時如果能努力，養成一種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精神，老而益壯，也還是可能的。
一個人的生活力之強弱，以能否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徑為準，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民族也是如此。
這個原則有整個的世界史證明。
姑舉幾個顯著的例，西方古代最強悍的民族莫如羅馬人，我們現在說到能吃苦肯幹，重紀律，好冒險，仍說是“羅馬精神”。
因其有這種精神，所以羅馬人東征西讨，終于統一了歐洲，建立一個龐大的殖民帝國。
後來他們從殖民地獲得豐富的資源，一般羅馬公民都可以坐在家裡不動而享受富裕生活，于是變成驕奢淫逸，無惡不為，一到新興的“野蠻”民族從歐洲東北角向南侵略，羅馬人就毫無抵抗而分崩瓦解。
再如清朝，他們在入關以前過的是騎獵生活，民性最強悍，很富于吃苦冒險的精神，所以到明末張李之亂社會腐敗紊亂時，他們以區區數十萬人之力就能入主中夏。
可是他們做了皇帝之後，一切皇親國戚都坐着不動吃皇糧，享大位，過舒服生活，不到三百年，一個新興民族就變成腐敗不堪，辛亥革命起，我們就輕輕易易地把他們推翻了。
我們如果要明白一個民族能夠堕落到什麼地步，最好去看看北平的旗人。
我們中華民族在曆史上經過許多波折，從周秦到現在，沒有哪一個時代我們不遇到很嚴重的内憂，也沒有哪一個時代我們沒有和鄰近的民族掙紮，我們爬起來蹶倒，蹶倒了又爬起，如此者已不知若幹次。
從這簡單的史實看，我們民族的生命力确是很強旺，它經過不斷地奮鬥才維持住它的生存權。
這一點祖傳的力量是值得我們尊重的。
于今我們又臨到嚴重的關頭了。
橫在我們面前的隻有兩條路，一是汪精衛和一班漢奸所走的，抵抗力最低的，屈服；一是抵抗力最大的，抗戰。
我相信我們民族的雄厚的生活力能使我們克服一切困難。
不過我們也要明白，我們的前途困難還很多，抗戰勝利隻解決困難的一部分，還有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設工作還需要更大的努力。
一直到現在，我們所拿出來的奮鬥精神還是不夠。
因循、苟且、敷衍，種種病象在社會上還是很流行。
我們還是有些老朽，我們應該趁早還童。
孟子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于今我們的時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時代了，孟子所說的種種折磨，我們正在親領身受。
我希望每個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們，要明白我們的責任，本着大無畏的精神，不顧一切困難，向前邁進。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一般人迫于實際生活的需要， 都把利害認得太真， 不能站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 于是這豐富華嚴的世界， 除了可效用于飲食男女的營求之外， 便無其他意義。
有幾件事實我覺得很有趣味，不知道你有同感沒有？ 我的寓所後面有一條小河通萊茵河。
我在晚間常到那裡散步一次，走成了習慣，總是沿東岸去，過橋沿西岸回來。
走東岸時我覺得西岸的景物比東岸的美；走西岸時适得其反，東岸的景物又比西岸的美。
對岸的草木房屋固然比這邊的美，但是它們又不如河裡的倒影。
同是一棵樹，看它的正身本極平凡，看它的倒影卻帶有幾分另一世界的色彩。
我平時又歡喜看煙霧朦胧的遠樹，大雪籠蓋的世界和深更夜靜的月景。
本來是習見不以為奇的東西，讓霧、雪、月蓋上一層白紗，便見得很美麗。
北方人初看到西湖，平原人初看到峨眉，雖然審美力薄弱的村夫，也驚訝于它們是奇景；但對生長在西湖或峨眉的人除了以居近名勝自豪以外，心裡往往覺得西湖和峨眉實在也不過如此。
新奇的地方都比熟習的地方美，東方人初到西方，或是西方人初到東方，都往往覺得面前景物件件值得玩味。
本地人自以為不合時尚的服裝和舉動，在外方人看，卻往往有一種美的意味。
古董癖也是很奇怪的。
一個周朝的銅鼎或是一個漢朝的瓦瓶在當時也不過是盛酒盛肉的日常用具，在現在卻變成很稀有的藝術品。
固然有些好古董的人是貪它值錢，但是覺得古董實在可玩味的人卻不少。
我到外國人家去時，主人常歡喜拿一點中國東西給我看。
這總不外瓷羅漢、蟒袍、漁樵耕讀圖之類的裝飾品，我看到每每覺得羞澀，而主人卻誠心誠意地誇獎它們好看。
種田人常羨慕讀書人，讀書人也常羨慕種田人。
竹籬瓜架旁的黃粱濁酒和朱門大廈中的山珍海鮮，在旁觀者所看出來的滋味都比當局者親口嘗出來的好。
讀陶淵明的詩，我們常覺到農人的生活真是理想的生活，可是農人自己在烈日寒風之中耕作時所嘗到的況味，絕不似陶淵明所描寫的那樣閑逸。
人常是不滿意自己的境遇而羨慕他人的境遇，所以俗話說：“家花不比野花香。
”人對于現在和過去的态度也有同樣的分别。
本來是很酸辛的遭遇到後來往往變成很甜美的回憶。
我小時在鄉下住，早晨看到的是那幾座茅屋、幾畦田、幾排青山，晚上看到的也還是那幾座茅屋、幾畦田、幾排青山，覺得它們真是單調無味，現在回憶起來，卻不免有些留戀。
這些經驗你一定也注意到的。
它們是什麼緣故呢？ 這全是觀點和态度的差别。
看倒影，看過去，看旁人的境遇，看稀奇的景物，都好比站在陸地上遠看海霧，不受實際的切身的利害牽絆，能安閑自在地玩味目前美妙的景緻。
看正身，看現在，看自己的境遇，看習見的景物，都好比乘海船遇着海霧，隻知它妨礙呼吸，隻嫌它耽誤程期，預兆危險，沒有心思去玩味它的美妙。
持實用的态度看事物，它們都隻是實際生活的工具或障礙物，都隻能引起欲念或嫌惡。
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我們一定要從實用世界跳開，以“無所為而為”的精神欣賞它們本身的形象。
總而言之，美和實際人生有一個距離，要見出事物本身的美，須把它擺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
再就上面的事例說，樹的倒影何以比正身美呢？它的正身是實用世界中的一片段，它和人發生過許多實用的關系。
人一看見它，不免想到它在實用上的意義，發生許多實際生活的聯想。
它足避風息涼的或是架屋燒火的東西。
在散步時我們沒有這些需要，所以就覺得它沒有趣味。
倒影是隔着一個世界的，是幻境的，是與實際人生無直接關聯的。
我們一看到它，就立刻注意到它的輪廓線紋和顔色，好比看一幅圖畫一樣。
這是形象的直覺，所以是美感的經驗。
總而言之，正身和實際人生沒有距離，倒影和實際人生有距離，美的差别即起于此。
同理，遊曆新境時最容易見出事物的美。
習見的環境都已變成實用的工具。
比如我久住在一個城市裡面，出門看見一條街就想到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酒店，朝某方向走是某家銀行；看見了一座房子就想到它是某個朋友的住宅，或是某個總長的衙門。
這樣的“由盤而之鐘”，我的注意力就遷到旁的事物上去，不能專心緻志地看這條街或是這座房子究竟像個什麼樣子。
在嶄新的環境中，我還沒有認識事物的實用的意義，事物還沒有變成實用的工具，一條街還隻是一條街而不是到某銀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還隻是某顔色某線形的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或是總長衙門，所以我能見出它們本身的美。
一件本來惹人嫌惡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遠一點看，往往可以成為很美的意象。
卓文君不守寡，私奔司馬相如，陪他當垆賣酒。
我們現在把這段情史傳為佳話。
我們讀李長吉的“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鬓影”幾句詩，覺得它是多麼幽美的一幅畫！但是在當時人看，卓文君失節卻是一件穢行醜迹。
袁子才常刻一方“錢塘蘇小是鄉親”的印，看他的口吻是多麼自豪！但是錢塘蘇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偉人？她原來不過是南朝的一個妓女。
和這個妓女同時的人誰肯攀她做“鄉親”呢？當時的人受實際問題的牽絆，不能把這些人物的行為從極繁複的社會信仰和利害觀念的圈套中劃出來，當作美麗的意象來觀賞。
我們在時過境遷之後，不受當時的實際問題的牽絆，所以能把它們當作有趣的故事來談。
它們在當時和實際人生的距離太近，到現在則和實際人生距離較遠了，好比經過一些年代的老酒，已失去它的原來的辣性，隻留下純淡的滋味。
一般人迫于實際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認得太真，不能站在适當的距離之外去看人生世相，于是這豐富華嚴的世界，除了可效用于飲食男女的營求之外，便無其他意義。
他們一看到瓜就想它足可以摘來吃的，一看到漂亮的女子就起性欲的沖動。
他們完全是占有欲的奴隸。
花長在園裡何嘗不可以供欣賞？他們卻歡喜把它摘下來挂在自己的襟上或是插在自己的瓶裡。
一個海邊的農夫逢人稱贊他的門前海景時，便很羞澀地回過頭來指着屋後一園菜說：“門前雖沒有什麼可看的，屋後這一園菜卻還不差。
”許多人如果不知道周鼎漢瓶是很值錢的古董，我相信他們甯願要一個不易打爛的鐵鍋或瓷罐，不願要那些不能煮飯藏菜的破銅破鐵。
這些人都是不能在藝術品或自然美和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适當的距離。
藝術家和審美者的本領就在能不讓屋後的一園菜壓倒門前的海景，不拿盛酒盛菜的标準去估定周鼎漢瓶的價值，不把一條街當作到某酒店和某銀行去的指路标。
他們能跳開利害的圈套，隻聚精會神地觀賞事物本身的形象。
他們知道在美的事物和實際人生之中維持一種适當的距離。
我說“距離”時總不忘冠上“适當的”三個字，這是要注意的。
“距離”可以太過，可以不及。
藝術一方面要能使人從實際生活牽絆中解放出來，一方面也要使人能了解，能欣賞，“距離”不及，容易使人回到實用世界，距離太遠，又容易使人無法了解欣賞。
這個道理可以拿一個淺例來說明。
王漁洋的《秋柳詩》中有兩句說：“相逢南雁皆愁侶，好語西烏莫夜飛。
”在不知這詩的曆史的人看來，這兩句詩是漫無意義的，這就是說，它的距離太遠，讀者不能了解它，所以無法欣賞它。
《秋柳詩》原來是悼明亡的，“南雁”是指國亡無所依附的故舊大臣，“西烏”是指有意屈節降清的人物。
假使讀這兩句詩的人自己也是一個“遺老”，他對于這兩句詩的情感一定比旁人較能了解。
但是他不一定能取欣賞的态度，因為他容易看這兩句詩而自傷身世，想到種種實際人生問題上面去，不能把注意力專注在詩的意象上面，這就是說，《秋柳詩》對于他的實際生活距離太近了，容易把他由美感的世界引回到實用的世界。
許多人歡喜從道德的觀點來談文藝，從韓昌黎的“文以載道”說起，一直到現代“革命文學”以文學為宣傳的工具止，都是把藝術硬拉回到實用的世界裡去。
一個鄉下人看戲，看見演曹操的角色扮老奸巨猾的樣子惟妙惟肖，不覺義憤填胸，提刀跳上舞台，把他殺了。
從道德的觀點評藝術的人們都有些類似這位殺曹操的鄉下佬，義氣雖然是義氣，無奈是不得其時，不得其地。
他們不知道道德是實際人生的規範，而藝術是與實際人生有距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