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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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篇》說：“鄒魯之士，缙紳先生”所能明者，隻是詩書禮樂等數度典籍。
對于一般底儒說，這話是不錯底。
儒本來是一種職業。
所謂儒者，就是以相禮教書為職業底人。
他們的專長就是演禮樂，教詩書。
他們也就隻能演禮樂，教詩書。
他們真是如向秀、郭象所說：隻能明“古之人”之迹，而不能明其“所以迹”。
但對于孔孟，這話是不能說底。
孔孟雖亦是儒者，但他們又創立了儒家。
儒家與儒者不同。
儒者是社會中的教書匠，禮樂專家。
這是孔子孟子以前，原來有底。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底一個學派。
他們亦講詩書禮樂。
他們亦講“古之人”。
但他們講“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講底。
不是“照着”古之人講底。
孔子說，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
一般儒者本來都是如此。
不過孔子雖如此說，他自己實在是“以述為作”。
因其以述為作，所以他不隻是儒者，他是儒家的創立人。
儒家是以“說仁義”見稱于世底。
在中國舊日言語中，仁義二字若分用，則各有其意義，若聯用，則其意義，就是現在所謂道德。
《老子》說“絕仁棄義”，并不是說，隻不要仁及義，而是說：不要一切道德。
後世說，某人大仁大義，就是說：某人很有道德。
說某人不仁不義，就是說：某人沒有道德。
儒家以說仁義見稱，也就是以講道德見稱。
儒家講道德，并不是隻宣傳些道德底規律，或道德格言，叫人隻死守死記。
他們是真正了解道德之所以為道德，道德行為之所以為道德行為。
用我們《新原人》中所用底名詞說，他們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與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與自然境界的不同。
我們于以下先說明儒家所講仁、義、禮、智。
後人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
但孟子講“四端”則隻說到仁、義、禮、智。
此四者亦是孔子所常講底，但将其整齊地并列為四，則始于孟子。
先從義說起。
孟子說：“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孟子·告子上》）義是人所當行之路，是所謂“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者（陳淳語）。
所謂當然的意義，就是應該。
說到應該，我們又須分别：有功利方面底應該，有道德方面底應該。
功利方面底應該是有條件底。
因其是有條件底，所以亦是相對底。
例如我們說，一個人應該講究衛生，此應該是以人類願求健康為條件。
求健康是講究衛生的目的。
講究衛生是求健康的手段。
這種手段，隻有要達到這種目的者，方“應該”用之。
如一人願求健康，他應該講究衛生。
如他不願求健康，則講究衛生，對于他即是不必是應該底了。
這種應該，亦是“當然而然”，但不是“無所為而然”。
義不是這種應該。
義是道德方面底應該。
這種應該是無條件底。
無條件底應該，就是所謂“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
因其是無條件底，所以也是絕對底。
無條件底應該，就是所謂義。
義是道德行為之所以為道德行為之要素。
一個人的行為，若是道德行為，他必須是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
這就是說，他不能以做此事為一種手段，以求達到其個人的某種目的。
如他以做此事為一種達到其個人的某種目的底手段，則做此事，對于他，即不是無條件底。
他若願求達到這種目的，做此事，對于他，是應該底。
但他若不願求達到這種目的，做此事，對于他，即是不應該底了。
他必須是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
若是有條件地，他雖做了他所應該做底事，但其行為亦隻是合乎義底行為，不是義底行為。
這并不是說，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做他所應該做底事，是漫無目的，随便做之。
他做他所應該做底事，有确定底目的。
他亦盡心竭力，以求達到此目的，但不以達到此目的為達到其自己的另一目的的手段。
例如一個有某種職務底人，忠于他的職守。
凡是他的職守内所應該做底事，他都盡心竭力去做，以求其成功。
從這一方面說，他做事是有目的底。
但他的行為，如果真是忠底行為，則他之所以如此做，必須是他應該如此做，并不是他欲以如此做得到上司的獎賞，或同僚的贊許。
所謂無條件做應該做底事，其意如此。
一個人必須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然後他的行為，才是道德行為。
他的境界，才是道德境界。
一個人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其行為是“無所為而然”。
一個人以做某種事為手段，以求達到其自己的某種目的，其行為是“有所為而然”。
用儒家的話說，有所為而然底行為是求利，無所為而然底行為是行義。
這種分别，就是儒家所謂“義利之辨”。
這一點，是儒家所特别注重底。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裡仁》）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盡心上》）求利與行義的分别，就是我們于《新原人》中所謂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分别。
一個人的行為若是有所為而然底，他的行為，盡可以合乎道德，但不是道德行為。
他的境界也隻是功利境界，不是道德境界。
後來董仲舒說：“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話，也就是上述底意思。
但是有些人對此不了解。
例如顔習齋批評這話說：“世有耕種而
對于一般底儒說，這話是不錯底。
儒本來是一種職業。
所謂儒者，就是以相禮教書為職業底人。
他們的專長就是演禮樂，教詩書。
他們也就隻能演禮樂，教詩書。
他們真是如向秀、郭象所說：隻能明“古之人”之迹，而不能明其“所以迹”。
但對于孔孟，這話是不能說底。
孔孟雖亦是儒者，但他們又創立了儒家。
儒家與儒者不同。
儒者是社會中的教書匠，禮樂專家。
這是孔子孟子以前，原來有底。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底一個學派。
他們亦講詩書禮樂。
他們亦講“古之人”。
但他們講“古之人”，是“接着”古之人講底。
不是“照着”古之人講底。
孔子說，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
一般儒者本來都是如此。
不過孔子雖如此說，他自己實在是“以述為作”。
因其以述為作，所以他不隻是儒者，他是儒家的創立人。
儒家是以“說仁義”見稱于世底。
在中國舊日言語中，仁義二字若分用，則各有其意義，若聯用，則其意義，就是現在所謂道德。
《老子》說“絕仁棄義”，并不是說，隻不要仁及義，而是說：不要一切道德。
後世說，某人大仁大義，就是說：某人很有道德。
說某人不仁不義，就是說：某人沒有道德。
儒家以說仁義見稱，也就是以講道德見稱。
儒家講道德，并不是隻宣傳些道德底規律，或道德格言，叫人隻死守死記。
他們是真正了解道德之所以為道德，道德行為之所以為道德行為。
用我們《新原人》中所用底名詞說，他們是真正了解人的道德境界與功利境界的不同，以及道德境界與自然境界的不同。
我們于以下先說明儒家所講仁、義、禮、智。
後人以仁、義、禮、智、信為五常。
但孟子講“四端”則隻說到仁、義、禮、智。
此四者亦是孔子所常講底，但将其整齊地并列為四，則始于孟子。
先從義說起。
孟子說：“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
”（《孟子·告子上》）義是人所當行之路，是所謂“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者（陳淳語）。
所謂當然的意義，就是應該。
說到應該，我們又須分别：有功利方面底應該，有道德方面底應該。
功利方面底應該是有條件底。
因其是有條件底，所以亦是相對底。
例如我們說，一個人應該講究衛生，此應該是以人類願求健康為條件。
求健康是講究衛生的目的。
講究衛生是求健康的手段。
這種手段，隻有要達到這種目的者，方“應該”用之。
如一人願求健康，他應該講究衛生。
如他不願求健康，則講究衛生，對于他即是不必是應該底了。
這種應該，亦是“當然而然”，但不是“無所為而然”。
義不是這種應該。
義是道德方面底應該。
這種應該是無條件底。
無條件底應該，就是所謂“當然而然，無所為而然”。
因其是無條件底，所以也是絕對底。
無條件底應該，就是所謂義。
義是道德行為之所以為道德行為之要素。
一個人的行為，若是道德行為，他必須是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
這就是說，他不能以做此事為一種手段，以求達到其個人的某種目的。
如他以做此事為一種達到其個人的某種目的底手段，則做此事，對于他，即不是無條件底。
他若願求達到這種目的，做此事，對于他，是應該底。
但他若不願求達到這種目的，做此事，對于他，即是不應該底了。
他必須是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
若是有條件地，他雖做了他所應該做底事，但其行為亦隻是合乎義底行為，不是義底行為。
這并不是說，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做他所應該做底事，是漫無目的，随便做之。
他做他所應該做底事，有确定底目的。
他亦盡心竭力，以求達到此目的，但不以達到此目的為達到其自己的另一目的的手段。
例如一個有某種職務底人，忠于他的職守。
凡是他的職守内所應該做底事，他都盡心竭力去做，以求其成功。
從這一方面說，他做事是有目的底。
但他的行為，如果真是忠底行為，則他之所以如此做，必須是他應該如此做，并不是他欲以如此做得到上司的獎賞，或同僚的贊許。
所謂無條件做應該做底事，其意如此。
一個人必須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然後他的行為，才是道德行為。
他的境界，才是道德境界。
一個人無條件地做他所應該做底事，其行為是“無所為而然”。
一個人以做某種事為手段，以求達到其自己的某種目的，其行為是“有所為而然”。
用儒家的話說，有所為而然底行為是求利，無所為而然底行為是行義。
這種分别，就是儒家所謂“義利之辨”。
這一點，是儒家所特别注重底。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
”（《論語·裡仁》）孟子說：“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盡心上》）求利與行義的分别，就是我們于《新原人》中所謂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分别。
一個人的行為若是有所為而然底，他的行為，盡可以合乎道德，但不是道德行為。
他的境界也隻是功利境界，不是道德境界。
後來董仲舒說：“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此話，也就是上述底意思。
但是有些人對此不了解。
例如顔習齋批評這話說：“世有耕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