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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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謀收獲者乎？有荷網持鈎，而不計得魚者乎？”“這不謀不計兩個字，便是老無釋空之根。
”（《言行錄教及門》）此批評完全是無的放矢。
既耕種當然謀收獲，既荷網持鈎當然謀得魚。
問題在于一個人為什麼耕種，為什麼謀得魚。
若是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為不能是道德行為。
不過不是道德行為底行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底行為。
它可以是非道德底行為。
儒家所謂義，有時亦指在某種情形下辦某種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底辦法。
《中庸》說：“義者，宜也。
”我們說：一件事宜如何辦理，宜如何辦理底辦法，就是辦這一件事的最好底辦法。
某一種事，在某種情形下，亦有其宜如何辦理底辦法。
這一種辦法，就是在某種情形下辦這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
所謂最好又有兩種意思。
一種意思，是就道德方面說；一種意思，是就功利方面說。
就功利方面說，在某種情形下，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是一種辦法，能使辦此種事底人，得到最大底個人利益。
就道德方面說，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是一種辦法，能使辦此種事底人，得到最大底道德成就。
我們說“在某種情形下”，因為所謂“義者，宜也”的宜，又有“因時制宜”的意義。
所以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下》） 照此所說，儒家所謂義有似乎儒家所謂中，辦一件事，将其辦到恰到好處，就是中。
所以說中，亦是說辦一件事的最好底辦法。
不過義與中亦有不同。
中亦可就非道德底事說，義隻專就道德底事說。
非道德底事，并不是不道德底事，是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底事。
例如，在平常情形下，吃飯是非道德底事。
一個人吃飯，不太多，亦不太少，無過亦無不及。
這可以說是合乎中，但不可以說是合乎義。
這裡沒有義不義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以上所說二點，都是對于義底一種形式底說法。
因為以上所說二點，并沒有說出，哪些種底事，是人所無條件地應該做底事。
也沒有說出，對于某種事，怎樣做是此種事底在道德方面底，最好底做法。
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儒家說：與社會有利或與别人有利底事，就是人所無條件地應該做底事，做某種事，怎樣做，能與社會有利，能與别人有利，這樣做就是做此種事底在道德方面底最好底做法。
我們說：“我們可以說，儒家說。
”因為儒家并沒有清楚地如此說。
雖沒有清楚地如此說，但他們的意思是如此。
必了解這個意思，然後才可以了解儒家所謂義利之辨。
有人說：儒家主張義利之辨，但他們也常自陷于矛盾。
如《論語》雲：“子适衛，冉有仆。
子曰：‘庶矣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論語·子路》）孔子亦注意于人民的富庶。
人民的富庶，豈不是人民的利？又如《孟子》雲：“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不以梁惠王言利為然。
但他自己卻向梁惠王提出一現代人所謂經濟計劃，欲使人可以“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
孟子豈不亦是言利？ 發此問者之所以提出此問題，蓋由于不知儒家所謂義利之辨之利，是指個人的私利。
求個人的私利的行為，是求利的行為。
若所求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社會的公利，則其行為即不是求利，而是行義。
社會的利，别人的利，就是社會中每一個人所無條件地應該求底。
無條件地求社會的公利，别人的利，是義的行為的目的，義是這種行為的道德價值。
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是義底行為；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涵蘊義。
因為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必以無條件地利他為目的。
如孝子必無條件地求利其親。
慈父必無條件地求利其子。
無條件地求利其親或子，是其行為的目的。
孝或慈是這種行為的道德價值。
所以所謂利，如是個人的私利，則此利與義是沖突底。
所謂利，如是社會的公利，他人的利，則此利與義不但不沖突，而且就是義的内容。
儒家嚴義利之辨，而有時又以為義利有密切底關系，如《易傳·乾·文言》雲：“利者，義之和也。
”其理由即在于此。
後來程伊川雲：“義與利，隻是個公與私也。
”（《遺書》卷十七）求私利，求自己的利，是求利；求公利，求别人的利，是行義。
孟子說：“仁，人心也。
”（《孟子·告子上》）《中庸》說：“仁者，人也。
”程伊川說：“公而以人體之謂之仁。
”（《遺書》卷十七）無條件地做與社會有利，與别人有利底事是行義。
若如此做隻是因為無條件地應該如此做，則其行為是義底行為。
若一個人于求社會的利，求别人的利時，不但是因為無條件地應該如此做，而且對于社會，對于别人，有一種忠愛恻怛之心，如現在所謂同情心，則其行為即不隻是義底行為，而且是仁底行為。
此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謂之仁”。
體是體貼之體，人就是人的心，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
以恻隐之心行義謂之仁。
所以說“仁，人心也”，“仁者，人也”。
孟子亦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公孫醜上》）義可以包仁，是仁底行為，必亦是義的行為。
仁涵蘊
”（《言行錄教及門》）此批評完全是無的放矢。
既耕種當然謀收獲，既荷網持鈎當然謀得魚。
問題在于一個人為什麼耕種，為什麼謀得魚。
若是為他自己的利益，他的行為不能是道德行為。
不過不是道德行為底行為，也不一定就是不道德底行為。
它可以是非道德底行為。
儒家所謂義，有時亦指在某種情形下辦某種事的在道德方面最好底辦法。
《中庸》說：“義者，宜也。
”我們說：一件事宜如何辦理，宜如何辦理底辦法，就是辦這一件事的最好底辦法。
某一種事，在某種情形下，亦有其宜如何辦理底辦法。
這一種辦法，就是在某種情形下辦這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
所謂最好又有兩種意思。
一種意思，是就道德方面說；一種意思，是就功利方面說。
就功利方面說，在某種情形下，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是一種辦法，能使辦此種事底人，得到最大底個人利益。
就道德方面說，一種事的最好底辦法，是一種辦法，能使辦此種事底人，得到最大底道德成就。
我們說“在某種情形下”，因為所謂“義者，宜也”的宜，又有“因時制宜”的意義。
所以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離婁下》） 照此所說，儒家所謂義有似乎儒家所謂中，辦一件事，将其辦到恰到好處，就是中。
所以說中，亦是說辦一件事的最好底辦法。
不過義與中亦有不同。
中亦可就非道德底事說，義隻專就道德底事說。
非道德底事，并不是不道德底事，是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底事。
例如，在平常情形下，吃飯是非道德底事。
一個人吃飯，不太多，亦不太少，無過亦無不及。
這可以說是合乎中，但不可以說是合乎義。
這裡沒有義不義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以上所說二點，都是對于義底一種形式底說法。
因為以上所說二點，并沒有說出，哪些種底事，是人所無條件地應該做底事。
也沒有說出，對于某種事，怎樣做是此種事底在道德方面底，最好底做法。
如果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說，儒家說：與社會有利或與别人有利底事，就是人所無條件地應該做底事，做某種事，怎樣做，能與社會有利，能與别人有利，這樣做就是做此種事底在道德方面底最好底做法。
我們說：“我們可以說，儒家說。
”因為儒家并沒有清楚地如此說。
雖沒有清楚地如此說，但他們的意思是如此。
必了解這個意思，然後才可以了解儒家所謂義利之辨。
有人說：儒家主張義利之辨，但他們也常自陷于矛盾。
如《論語》雲：“子适衛，冉有仆。
子曰：‘庶矣乎！’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論語·子路》）孔子亦注意于人民的富庶。
人民的富庶，豈不是人民的利？又如《孟子》雲：“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不以梁惠王言利為然。
但他自己卻向梁惠王提出一現代人所謂經濟計劃，欲使人可以“衣帛食肉”，“養生送死無憾”。
孟子豈不亦是言利？ 發此問者之所以提出此問題，蓋由于不知儒家所謂義利之辨之利，是指個人的私利。
求個人的私利的行為，是求利的行為。
若所求不是個人的私利，而是社會的公利，則其行為即不是求利，而是行義。
社會的利，别人的利，就是社會中每一個人所無條件地應該求底。
無條件地求社會的公利，别人的利，是義的行為的目的，義是這種行為的道德價值。
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是義底行為；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涵蘊義。
因為凡有道德價值底行為，都必以無條件地利他為目的。
如孝子必無條件地求利其親。
慈父必無條件地求利其子。
無條件地求利其親或子，是其行為的目的。
孝或慈是這種行為的道德價值。
所以所謂利，如是個人的私利，則此利與義是沖突底。
所謂利，如是社會的公利，他人的利，則此利與義不但不沖突，而且就是義的内容。
儒家嚴義利之辨，而有時又以為義利有密切底關系，如《易傳·乾·文言》雲：“利者，義之和也。
”其理由即在于此。
後來程伊川雲：“義與利，隻是個公與私也。
”（《遺書》卷十七）求私利，求自己的利，是求利；求公利，求别人的利，是行義。
孟子說：“仁，人心也。
”（《孟子·告子上》）《中庸》說：“仁者，人也。
”程伊川說：“公而以人體之謂之仁。
”（《遺書》卷十七）無條件地做與社會有利，與别人有利底事是行義。
若如此做隻是因為無條件地應該如此做，則其行為是義底行為。
若一個人于求社會的利，求别人的利時，不但是因為無條件地應該如此做，而且對于社會，對于别人，有一種忠愛恻怛之心，如現在所謂同情心，則其行為即不隻是義底行為，而且是仁底行為。
此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謂之仁”。
體是體貼之體，人就是人的心，就是人的恻隐之心、同情心。
以恻隐之心行義謂之仁。
所以說“仁，人心也”，“仁者，人也”。
孟子亦說：“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孟子·公孫醜上》）義可以包仁，是仁底行為，必亦是義的行為。
仁涵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