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柴米油鹽，平淡而不失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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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煙氣騰騰。
尤其是，風馳電掣的現代交通工具也要像是猛虎出柙一般地露面了，行人總以回避為宜。
所以，散步一定要在清晨，白居易詩“晚來天氣好，散步中門前”，要知道白居易住的地方是伊阙，是香山，和我們住的地方不一樣。
麻将 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瘾，不易戒掉 我的家庭守舊，絕對禁賭，根本沒有麻将牌。
從小不知麻将為何物。
除夕到上元開賭禁，以擲骰子狀元紅為限，下注三十幾個銅闆，每次不超過一二小時。
有一次我鬥膽問起，麻将怎個打法。
家君正色曰：“打麻将嗎？到八大胡同去！”吓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
心裡留下一個并不正确的印象，以為麻将與八大胡同有什麼密切關聯。
後來出國留學，在輪船的娛樂室内看見有幾位同學作方城戲，才大開眼界，覺得那一百三十六張骨牌倒是很好玩的。
有人熱心指點，我也沒學會。
這時候麻将在美國盛行，很多美國人家裡都備有一副，雖然附有說明書，一般人還是不易得其門而入。
我們有一位同學在紐約居然以教人打牌為副業，電話召之即去，收入頗豐，每小時一元。
但是為大家所不齒，認為他不務正業，贻羞士林。
科羅拉多大學有兩位教授，姊妹倆，老處女，請我和聞一多到她們家裡晚餐，飯後擺出了麻将，作為餘興。
在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屬于“四竅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竅不通，當時大窘。
兩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國人竟不會打麻将？當晚四個人臨時參看說明書，随看随打，誰也沒能規規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窩窩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
以後再也沒有成局。
麻将不過是一種遊戲，玩玩有何不可？何況賢者不免。
梁任公先生即是此中老手。
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隻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隻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
”讀書興趣濃厚，可以廢寝忘食，還有功夫打牌？打牌興亦不淺，上了牌桌全神貫注，焉能想到讀書？二者的誘惑力、吸引力有多麼大，可以想見。
書讀多了，沒有什麼害處，頂多變成不更事的書呆子，文弱書生。
經常不斷的十圈二十圈麻将打下去，那毛病可就大了。
有任公先生的學問風操，可以打牌，我們沒有他那樣的學問風操，不得藉口。
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歡摸幾圈。
有一年在上海，飯後和潘光旦、羅隆基、饒子離和我，走到一品香開房間打牌。
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價響，有人認為痛快。
我照例作壁上觀。
言明隻打八圈。
打到最後一圈已近尾聲，局勢十分緊張。
胡先生坐莊，潘光旦坐對面，三副落地，吊單，顯然是一副滿貫的大牌。
“扣他的牌，打荒算了。
”胡先生摸到一張白闆，地上已有兩張白闆。
“難道他會吊孤張？”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詞，猶豫不決。
左右皆曰：“生張不可打，否則和下來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滿貫的大牌，且早已聽張，如果扣下這張白闆，勢必拆牌應付，于心不甘。
猶豫了好一陣子，“冒一下險，試試看。
”拍的一聲把白闆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嘗試”，這一回卻是“嘗試成功自古無”了。
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闆。
胡先生包了。
身上現錢不夠，開了一張支票，三十幾元。
那時候這不算是小數目。
胡先生技藝不精，沒得怨。
抗戰期間，後方的人，忙的是忙得不可開交，閑的是悶得發慌。
不知是誰謅了四句俚詞：“一個中國人，悶得發慌。
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
三個中國人，作不成事。
四個中國人，麻将一場。
”四個人湊在一起，天造地設，不打麻将怎麼辦？雅舍也備有麻将，隻是備不時之需。
有一回有客自重慶來，第二天就回去，要求在雅舍止宿一夜。
我們沒有招待客人住宿的設備，頗有難色，客人建議打個通宵麻将。
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堅不下場，大家都認為是傷天害理的事。
于是我也不得不湊一角。
這一夜打下來，天旋地轉，我隻剩得奄奄一息，誓言以後在任何情形之下，再也不肯做這種成仁取義的事。
麻将之中自有樂趣。
貴在臨機應變，出手迅速。
同時要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有如談笑用兵。
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飛，不加思索。
麻将就怕“長考”。
一家長考，三家暴躁。
以我所知，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們最為擅長。
在桌牌上我看見過真正春筍一般的玉指洗牌砌牌，靈巧無比。
（美國佬的粗笨大手砌牌需要一根大尺往前一推，否則牌就擺不直！）我也曾聽說某一位太太有接連三天三夜不離開牌桌的紀錄，（雖然她最後崩潰以至于吃什麼吐什麼！）男人們要上班，就無法和女性比。
我認識的女性之中有一位特别長于麻将，經常午間起床，午後二時一切準備就緒，呼朋引類，麻将開場，一直打到夜深。
雍容俯仰，滿室生春。
不僅是技壓侪輩，赢多輸少。
我的朋友盧冀野是個倜傥不羁的名士，他和這位太太打過多次麻将，他說：“政府于各部會之外應再添設一個‘俱樂部’，其中設麻将司，司長一職非這位太太莫屬矣。
”甘拜下風的不隻是他一個人。
路過廣州，耳畔常聞噼噼啪啪的牌聲，而且我在路邊看見一輛停着的大卡車，上面也居然擺着一張八仙桌，四個人露天酣戰，行人視若無睹。
餐館裡打麻将，早已通行，更無論矣。
在台灣，據說麻将之風仍然很盛。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有些地方的寓公、寓婆亦不能免。
麻将的誘惑力太大。
王爾德說過：“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
”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為自己志行高潔。
我腦筋遲鈍，跟不上别人反應的速度，影響到麻将的節奏。
一趕快就出參差。
我缺乏機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顧不來，遑論揣度别人的底細，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應付大局？打牌本是尋樂，往往是尋煩惱，又受氣又受窘，幹脆不如不打。
費時誤事的大道理就不必說了。
有人說衛生麻将又有何妨？想想看，鴉片煙有沒有衛生鴉片，海洛因有沒有衛生海洛因？大凡衛生麻将，結果常是有礙衛生。
起初輸赢小，漸漸提升。
起初是朋友，漸漸成賭友，一旦成為賭友，沒有交情可言。
我曾看見兩位朋友，都是斯文中人，為了甲扣了乙一張牌，甯可自己不和而不讓乙和，事後還揚揚得意，以牌示乙，乙大怒。
甲說在牌桌上損人不利己的事是可以做的，話不投機，大打出手，人仰桌翻。
我又記得另外一桌，莊家連和七把，依然手順，把另外三家氣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結果是勉強終局，不歡而散。
赢家固然高興，可是輸家的臉看了未必好受。
有了這些經驗，看了牌局我就怕，坐壁上觀也沒興趣。
何況本來是個窮措大，“黑闆上進來白闆上出去”也未免太慘。
對于沉湎于此道中的朋友們，無論男女，我并不一概詛咒。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生活上有什麼隐痛，藉此忘憂，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瘾，不易戒掉。
其實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籌碼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幹便是。
枯寂也是一種趣味。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頭腦未能盡合邏輯而意義含混 讀《孟子》，開卷第一節就有一句看不甚懂。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餍。
”大意當然很明白，是在言義利之辨，但是“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這句話怎麼講？看了各家注釋，還是不大懂。
《幼獅學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有李辰冬先生一篇文章“怎樣開辟國學研究的直接途徑”，勸大家不要走權威領導的路，他的意思是不要盲目地信從權威，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
假如權威人物的話是對的，我們當然要服從他的領導，但是權威不一定永遠對。
李先生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正是我憋在心裡好久的孟子這一句話。
依李先生的見解，“自從趙岐注錯以後，兩千年來更改不過來”，宋朝孫爽的疏、朱熹的集注、清朝焦循的正義，皆未得要領。
李先生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隻要把孟子書中所用的‘取’字作一歸納，看看孟子是怎樣在用‘取’字，這幾句話馬上就釋然了。
”于是李先生翻《孟子引得》，“知道‘取’有兩種意思：一作‘得’講，一作‘奪’講”。
“萬取千焉……”裡的“取”字是作“奪”解。
其結論是：“萬乘之國奪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奪百乘之家，這是上征利；正對上句‘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而言，這是下弑上。
‘不為不多矣’是指春秋戰國時混亂的情形”。
我想李先生的解釋大概是對的，因為這樣解釋上下文意才可貫通。
所謂交征利，包括下與上争和上與下争兩件事。
李先生充分利用《孟子引得》，決定“取”作“奪”解，其實“取”字本有此義。
“取”字有好多意思，好多用法，在某處應做某種解釋，就要靠讀者細心體會，同時再參用李先生的統計法，就更容易有所領悟了。
但是我要指出另一點。
孟子是有才氣的人，程子說他“有些英氣”，《孟子》七篇汪洋恣肆，鋒利而雄渾，的确是好文章。
不過并不是句句都斟酌至當無懈可擊。
像“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這一句就有毛病，至少是寫得不夠明白。
李辰冬先生說：孟子原文“語義多麼清楚”！這一點我不大同意。
如果原文語義清楚，趙岐便不至于誤解。
即使趙岐誤解，也早該有人指出，何至于“糊塗了兩千年”？即使大家都迷信權威，到如今我們說明其真義也就罷了，又何必借重《引得》，排比資料，然後才能尋繹其意義？“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這八個字确是含混，所以才使人糊塗了兩千年。
“不為不多矣”一句也不夠清楚，到底是什麼東西“不為不多”？是“萬”不為不多，還是“千”不為不多，還是上征利的情形不為不多？原文沒有交代清楚。
我們的古書常有因為文字過簡而意義不清楚的地方，也有因為作者頭腦有時未能盡合邏輯而意義含混的地方，我們不必為賢者諱。
西人有句話，就是荷馬也有打瞌睡的時候。
（EvenHomernods．） 生而曰諱 以約定俗成為準則，不必泥于古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
《金石錄》雲，生而稱諱，見于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诏曰，其更諱詢，以為西漢已如此。
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睹，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
晉書，高言範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
束哲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闾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
”又注：“王褒《洞箫賦》，‘幸得谥為洞箫兮。
’李善注：‘谥者号也。
’号而曰谥，猶之名而曰諱者矣。
” 按：生曰名，死曰諱，固為不易之論，但交接應對之際，自己稱名則可，直呼對方之名則不可，言語中提及他人之時亦不宜簡單地稱名道姓，通常總要加上适當的尊稱，這是—般人所公認的禮貌。
臨文之際，不說某人名某某，而曰某人諱某某，亦正是同樣的表示敬意之一端。
不必一定等到人死之後才用“諱”字。
《日知錄》所引的幾個生而曰諱的例子是證明此種用法古已有之。
其實，生而曰諱不僅古已有之，近代作家沿用之者亦不乏其人。
《水浒傳》第二回史進問魯提轄“高姓大名”，他回答說：“灑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
”是則自己稱自己的名也為諱了。
這是否為當時的濫用此字之一例，則不得而知。
總之這也是生而曰諱的一例。
袁子才州、《倉山房尺牍·與王順哉世妹》：“寄上畫扇一柄，湖樓即事詩，求世妹和之；轉緻令繼母程夫人令妹諱妕者和之，即交碧梧世妹處寄來。
”如不曰諱而曰名，豈不唐突？是生而曰諱，有時有此必要，雖與字之原義不合，無傷也。
若幹年前我編一刊物，采一來稿，記當代某公逸事，第一句是“公諱某……”引起一些人的批評，以為生而曰諱，不但不通而且不敬。
須知語言文字是活的，是随時有變化的，如果每個字都以使用原義為限，真不知我們的語文要貧乏到什麼程度。
在另一方面，用字以原義為限，恐怕有時又非大衆所能了解。
總之，語文之事應以約定俗成為準則，似不必泥于古。
忙什麼 你隻是想送别人的殡 在文明的城市裡，你若是能從馬路這邊平平安安地跨到馬路那邊，在中間不發生命案，你至少可以說是有一技之長了。
因為稍微渾厚一點的人，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東張西望，不是車碰了你，就是你碰了車。
車碰了你，那還好辦，即是碰死了也隻是照例罰車夫幾個錢；若是你碰了車，這一筆損失你就許賠一輩子也賠不清。
所以在下初來上海時，看見汽車之多，就深深地感到一種鄉下人之悲哀，雖然我很明白上海還不是最文明的城市。
從汽車夫的眼睛看來，在街道上行走的芸芸衆生是很有礙交通的。
汽車夫所以要快駛的緣故，也不難索解，因為有時候坐在車廂裡的不完全是我們中國人，更有時簡直不是我們中國人。
所以汽車疾駛是由于必要，而這種必要是在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前永遠存在的。
現在若有汽車和行人沖撞，我不怪汽車開得太快，我隻怪行人躲得太慢。
聽說在很文明的紐約城，警察常張貼布告，警告開汽車的人說：“忙什麼？你隻是想趕到你自己的殡前去！”上海的警察應該換個口吻說：“忙什麼？你隻是想送别人的殡！”
尤其是，風馳電掣的現代交通工具也要像是猛虎出柙一般地露面了，行人總以回避為宜。
所以，散步一定要在清晨，白居易詩“晚來天氣好，散步中門前”，要知道白居易住的地方是伊阙，是香山，和我們住的地方不一樣。
麻将 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瘾，不易戒掉 我的家庭守舊，絕對禁賭，根本沒有麻将牌。
從小不知麻将為何物。
除夕到上元開賭禁，以擲骰子狀元紅為限，下注三十幾個銅闆，每次不超過一二小時。
有一次我鬥膽問起，麻将怎個打法。
家君正色曰：“打麻将嗎？到八大胡同去！”吓得我再也不敢提起“麻将”二字。
心裡留下一個并不正确的印象，以為麻将與八大胡同有什麼密切關聯。
後來出國留學，在輪船的娛樂室内看見有幾位同學作方城戲，才大開眼界，覺得那一百三十六張骨牌倒是很好玩的。
有人熱心指點，我也沒學會。
這時候麻将在美國盛行，很多美國人家裡都備有一副，雖然附有說明書，一般人還是不易得其門而入。
我們有一位同學在紐約居然以教人打牌為副業，電話召之即去，收入頗豐，每小時一元。
但是為大家所不齒，認為他不務正業，贻羞士林。
科羅拉多大學有兩位教授，姊妹倆，老處女，請我和聞一多到她們家裡晚餐，飯後擺出了麻将，作為餘興。
在這一方面我和一多都是屬于“四竅已通其三”的人物—一竅不通，當時大窘。
兩位教授不能了解中國人竟不會打麻将？當晚四個人臨時參看說明書，随看随打，誰也沒能規規矩矩的和下一把牌，窩窩囊囊的把一晚消磨掉了。
以後再也沒有成局。
麻将不過是一種遊戲，玩玩有何不可？何況賢者不免。
梁任公先生即是此中老手。
我在清華念書的時候，就聽說任公先生有一句名言：“隻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隻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
”讀書興趣濃厚，可以廢寝忘食，還有功夫打牌？打牌興亦不淺，上了牌桌全神貫注，焉能想到讀書？二者的誘惑力、吸引力有多麼大，可以想見。
書讀多了，沒有什麼害處，頂多變成不更事的書呆子，文弱書生。
經常不斷的十圈二十圈麻将打下去，那毛病可就大了。
有任公先生的學問風操，可以打牌，我們沒有他那樣的學問風操，不得藉口。
胡适之先生也偶然喜歡摸幾圈。
有一年在上海，飯後和潘光旦、羅隆基、饒子離和我，走到一品香開房間打牌。
硬木桌上打牌，滑溜溜的，震天價響，有人認為痛快。
我照例作壁上觀。
言明隻打八圈。
打到最後一圈已近尾聲，局勢十分緊張。
胡先生坐莊，潘光旦坐對面，三副落地，吊單，顯然是一副滿貫的大牌。
“扣他的牌，打荒算了。
”胡先生摸到一張白闆，地上已有兩張白闆。
“難道他會吊孤張？”胡先生口中念念有詞，猶豫不決。
左右皆曰：“生張不可打，否則和下來要包！”胡适先生自己的牌也是一把滿貫的大牌，且早已聽張，如果扣下這張白闆，勢必拆牌應付，于心不甘。
猶豫了好一陣子，“冒一下險，試試看。
”拍的一聲把白闆打了出去！“自古成功在嘗試”，這一回卻是“嘗試成功自古無”了。
潘光旦嘿嘿一笑，翻出底牌，吊的正是白闆。
胡先生包了。
身上現錢不夠，開了一張支票，三十幾元。
那時候這不算是小數目。
胡先生技藝不精，沒得怨。
抗戰期間，後方的人，忙的是忙得不可開交，閑的是悶得發慌。
不知是誰謅了四句俚詞：“一個中國人，悶得發慌。
兩個中國人，就好商量。
三個中國人，作不成事。
四個中國人，麻将一場。
”四個人湊在一起，天造地設，不打麻将怎麼辦？雅舍也備有麻将，隻是備不時之需。
有一回有客自重慶來，第二天就回去，要求在雅舍止宿一夜。
我們沒有招待客人住宿的設備，頗有難色，客人建議打個通宵麻将。
在三缺一的情形下，第四者若是堅不下場，大家都認為是傷天害理的事。
于是我也不得不湊一角。
這一夜打下來，天旋地轉，我隻剩得奄奄一息，誓言以後在任何情形之下，再也不肯做這種成仁取義的事。
麻将之中自有樂趣。
貴在臨機應變，出手迅速。
同時要手揮五弦目送飛鴻，有如談笑用兵。
徐志摩就是一把好手，牌去如飛，不加思索。
麻将就怕“長考”。
一家長考，三家暴躁。
以我所知，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們最為擅長。
在桌牌上我看見過真正春筍一般的玉指洗牌砌牌，靈巧無比。
（美國佬的粗笨大手砌牌需要一根大尺往前一推，否則牌就擺不直！）我也曾聽說某一位太太有接連三天三夜不離開牌桌的紀錄，（雖然她最後崩潰以至于吃什麼吐什麼！）男人們要上班，就無法和女性比。
我認識的女性之中有一位特别長于麻将，經常午間起床，午後二時一切準備就緒，呼朋引類，麻将開場，一直打到夜深。
雍容俯仰，滿室生春。
不僅是技壓侪輩，赢多輸少。
我的朋友盧冀野是個倜傥不羁的名士，他和這位太太打過多次麻将，他說：“政府于各部會之外應再添設一個‘俱樂部’，其中設麻将司，司長一職非這位太太莫屬矣。
”甘拜下風的不隻是他一個人。
路過廣州，耳畔常聞噼噼啪啪的牌聲，而且我在路邊看見一輛停着的大卡車，上面也居然擺着一張八仙桌，四個人露天酣戰，行人視若無睹。
餐館裡打麻将，早已通行，更無論矣。
在台灣，據說麻将之風仍然很盛。
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麻将，有些地方的寓公、寓婆亦不能免。
麻将的誘惑力太大。
王爾德說過：“除了誘惑之外，我什麼都能抵抗。
”我不打麻将，并不妄以為自己志行高潔。
我腦筋遲鈍，跟不上别人反應的速度，影響到麻将的節奏。
一趕快就出參差。
我缺乏機智，自己的一副牌都常照顧不來，遑論揣度别人的底細，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如何可以應付大局？打牌本是尋樂，往往是尋煩惱，又受氣又受窘，幹脆不如不打。
費時誤事的大道理就不必說了。
有人說衛生麻将又有何妨？想想看，鴉片煙有沒有衛生鴉片，海洛因有沒有衛生海洛因？大凡衛生麻将，結果常是有礙衛生。
起初輸赢小，漸漸提升。
起初是朋友，漸漸成賭友，一旦成為賭友，沒有交情可言。
我曾看見兩位朋友，都是斯文中人，為了甲扣了乙一張牌，甯可自己不和而不讓乙和，事後還揚揚得意，以牌示乙，乙大怒。
甲說在牌桌上損人不利己的事是可以做的，話不投機，大打出手，人仰桌翻。
我又記得另外一桌，莊家連和七把，依然手順，把另外三家氣得目瞪口呆面色如土，結果是勉強終局，不歡而散。
赢家固然高興，可是輸家的臉看了未必好受。
有了這些經驗，看了牌局我就怕，坐壁上觀也沒興趣。
何況本來是個窮措大，“黑闆上進來白闆上出去”也未免太慘。
對于沉湎于此道中的朋友們，無論男女，我并不一概詛咒。
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在生活上有什麼隐痛，藉此忘憂，如同吸食鴉片一樣久而上瘾，不易戒掉。
其實要戒也很容易，把牌和籌碼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幹便是。
枯寂也是一種趣味。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 頭腦未能盡合邏輯而意義含混 讀《孟子》，開卷第一節就有一句看不甚懂。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餍。
”大意當然很明白，是在言義利之辨，但是“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這句話怎麼講？看了各家注釋，還是不大懂。
《幼獅學志》第十三卷第一期有李辰冬先生一篇文章“怎樣開辟國學研究的直接途徑”，勸大家不要走權威領導的路，他的意思是不要盲目地信從權威，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見。
假如權威人物的話是對的，我們當然要服從他的領導，但是權威不一定永遠對。
李先生舉了幾個例子，其中之一正是我憋在心裡好久的孟子這一句話。
依李先生的見解，“自從趙岐注錯以後，兩千年來更改不過來”，宋朝孫爽的疏、朱熹的集注、清朝焦循的正義，皆未得要領。
李先生認為：“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隻要把孟子書中所用的‘取’字作一歸納，看看孟子是怎樣在用‘取’字，這幾句話馬上就釋然了。
”于是李先生翻《孟子引得》，“知道‘取’有兩種意思：一作‘得’講，一作‘奪’講”。
“萬取千焉……”裡的“取”字是作“奪”解。
其結論是：“萬乘之國奪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奪百乘之家，這是上征利；正對上句‘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而言，這是下弑上。
‘不為不多矣’是指春秋戰國時混亂的情形”。
我想李先生的解釋大概是對的，因為這樣解釋上下文意才可貫通。
所謂交征利，包括下與上争和上與下争兩件事。
李先生充分利用《孟子引得》，決定“取”作“奪”解，其實“取”字本有此義。
“取”字有好多意思，好多用法，在某處應做某種解釋，就要靠讀者細心體會，同時再參用李先生的統計法，就更容易有所領悟了。
但是我要指出另一點。
孟子是有才氣的人，程子說他“有些英氣”，《孟子》七篇汪洋恣肆，鋒利而雄渾，的确是好文章。
不過并不是句句都斟酌至當無懈可擊。
像“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這一句就有毛病，至少是寫得不夠明白。
李辰冬先生說：孟子原文“語義多麼清楚”！這一點我不大同意。
如果原文語義清楚，趙岐便不至于誤解。
即使趙岐誤解，也早該有人指出，何至于“糊塗了兩千年”？即使大家都迷信權威，到如今我們說明其真義也就罷了，又何必借重《引得》，排比資料，然後才能尋繹其意義？“萬取千焉，千取百焉”這八個字确是含混，所以才使人糊塗了兩千年。
“不為不多矣”一句也不夠清楚，到底是什麼東西“不為不多”？是“萬”不為不多，還是“千”不為不多，還是上征利的情形不為不多？原文沒有交代清楚。
我們的古書常有因為文字過簡而意義不清楚的地方，也有因為作者頭腦有時未能盡合邏輯而意義含混的地方，我們不必為賢者諱。
西人有句話，就是荷馬也有打瞌睡的時候。
（EvenHomernods．） 生而曰諱 以約定俗成為準則，不必泥于古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四：“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
《金石錄》雲，生而稱諱，見于石刻者甚衆，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诏曰，其更諱詢，以為西漢已如此。
蜀志，劉豹等上言，聖諱豫睹，許靖等上言，名諱昭著。
晉書，高言範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
束哲勸農賦，場功畢，租輸至，錄社長，召闾師，條牒所領，注列名諱。
”又注：“王褒《洞箫賦》，‘幸得谥為洞箫兮。
’李善注：‘谥者号也。
’号而曰谥，猶之名而曰諱者矣。
” 按：生曰名，死曰諱，固為不易之論，但交接應對之際，自己稱名則可，直呼對方之名則不可，言語中提及他人之時亦不宜簡單地稱名道姓，通常總要加上适當的尊稱，這是—般人所公認的禮貌。
臨文之際，不說某人名某某，而曰某人諱某某，亦正是同樣的表示敬意之一端。
不必一定等到人死之後才用“諱”字。
《日知錄》所引的幾個生而曰諱的例子是證明此種用法古已有之。
其實，生而曰諱不僅古已有之，近代作家沿用之者亦不乏其人。
《水浒傳》第二回史進問魯提轄“高姓大名”，他回答說：“灑家是經略府提轄，姓魯，諱個達字。
”是則自己稱自己的名也為諱了。
這是否為當時的濫用此字之一例，則不得而知。
總之這也是生而曰諱的一例。
袁子才州、《倉山房尺牍·與王順哉世妹》：“寄上畫扇一柄，湖樓即事詩，求世妹和之；轉緻令繼母程夫人令妹諱妕者和之，即交碧梧世妹處寄來。
”如不曰諱而曰名，豈不唐突？是生而曰諱，有時有此必要，雖與字之原義不合，無傷也。
若幹年前我編一刊物，采一來稿，記當代某公逸事，第一句是“公諱某……”引起一些人的批評，以為生而曰諱，不但不通而且不敬。
須知語言文字是活的，是随時有變化的，如果每個字都以使用原義為限，真不知我們的語文要貧乏到什麼程度。
在另一方面，用字以原義為限，恐怕有時又非大衆所能了解。
總之，語文之事應以約定俗成為準則，似不必泥于古。
忙什麼 你隻是想送别人的殡 在文明的城市裡，你若是能從馬路這邊平平安安地跨到馬路那邊，在中間不發生命案，你至少可以說是有一技之長了。
因為稍微渾厚一點的人，在車水馬龍的街道上，東張西望，不是車碰了你，就是你碰了車。
車碰了你，那還好辦，即是碰死了也隻是照例罰車夫幾個錢；若是你碰了車，這一筆損失你就許賠一輩子也賠不清。
所以在下初來上海時，看見汽車之多，就深深地感到一種鄉下人之悲哀，雖然我很明白上海還不是最文明的城市。
從汽車夫的眼睛看來，在街道上行走的芸芸衆生是很有礙交通的。
汽車夫所以要快駛的緣故，也不難索解，因為有時候坐在車廂裡的不完全是我們中國人，更有時簡直不是我們中國人。
所以汽車疾駛是由于必要，而這種必要是在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以前永遠存在的。
現在若有汽車和行人沖撞，我不怪汽車開得太快，我隻怪行人躲得太慢。
聽說在很文明的紐約城，警察常張貼布告，警告開汽車的人說：“忙什麼？你隻是想趕到你自己的殡前去！”上海的警察應該換個口吻說：“忙什麼？你隻是想送别人的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