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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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儒家，初無所謂哲學也。
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無一語及于哲學。
其言性與天道，雖高第弟子如子貢，猶以為不可得而聞，則雖斷為未嘗言焉可也。
儒家之有哲學，自《易》之《系辭》、《說卦》二傳及《中庸》始。
《易傳》之為何人所作，古今學者，尚未有定論。
然除傳中所引孔子語若幹條外，其非孔子之作，則可斷也。
後世祖述《易》學者，除揚雄之《太元經》、[1]邵子之《皇極經世》外，亦曾無幾家。
而此數家之書，亦不多為人所讀，故儒家中此派之哲學，未可謂有大勢力也。
獨《中庸》一書，《史記》既明言為子思所作，故至于宋代，此書遂為諸儒哲學之根柢。
周子之言“太極”，張子之言“太虛”，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視為宇宙人生之根本，與《中庸》之言誠無異，故亦特尊此書，跻諸《論》、《孟》之例。
故此書不獨如《系辭》等傳表儒家古代之哲學，亦古今儒家哲學之淵源也。
然則辜氏之先譯此書，亦可謂知務者矣。
然則孔子不言哲學，若《中庸》者又何自作乎？曰《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
當是時略後孔子而生，而于孔子之說外，别樹一幟者老氏（老氏之非老聃，說見汪中《述學》補遺）、墨氏。
老氏、墨氏亦言道德，言政治，然其說皆歸本于哲學。
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虛”與“靜”是已。
今執老子而問以人何以當虛當靜，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緻虛極，守靜駕，萬物并作。
”（《老子》十二章）此虛且靜者，老子謂之曰“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中略）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二十五章）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
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愛”也，“利”也。
今試執墨子而問以人何以當愛當利，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
故曰：“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
”又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墨子·法儀篇》）則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
雖老子之說虛靜，求諸天之本體，而墨子之說愛利，求諸天之意志，其間微有不同，然其所以自固其說者，則一也。
孔子亦說仁說義，又說種種之德矣。
今試問孔子以人何以當仁當義，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釋之。
若求其解釋于人事以外，豈獨由孔子之立腳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
若子思則生老子、墨子後，比較他家之說，而懼乃祖之教之無根據也，遂進而說哲學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說。
今使問子思以人何以當誠其身，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其所以為此說者，豈有他哉，亦欲以防禦孔子之說，以敵二氏而已。
其或生二子之後，濡染一時思辨之風氣，而為此說，均不可知。
然其方法之異于孔子，與其所以異之原因，不出于此二者，則固可決也。
然《中庸》雖為一種之哲學，雖視誠為宇宙人生之根本，然與西洋近世之哲學，固不相同。
子思所謂誠，固非如裴希脫（今譯費希特）（Fichte）之Ego，解林（今譯謝林）（Schelling）之Absolute，海格爾（今譯黑格爾）（Hegel）之Idea，叔本華（Schopenhauer）之Will，哈德曼（Hartmann）之Unconscious也。
其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議論，亦未必盡有界限。
如執近世之哲學，以述古人之說，謂之彌縫古人之說則可，謂之忠于古人，則恐未也。
夫古人之說，固未必悉有條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時而說天道，時而說人事。
豈獨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複如此。
幸而其所用之語，意義甚為廣漠，無論說天說人時，皆可用此語，故不覺其不貫串耳。
若譯之為他國語，則他國語之與此語相當者，其意義不必若是之廣，即令其意義等于此語，或廣于此語，然其所得應用之處，不必盡同，故不貫串不統一之病，自不能免。
而欲求其貫串統一，勢不能不用意義
孔子教人，言道德，言政治，而無一語及于哲學。
其言性與天道，雖高第弟子如子貢，猶以為不可得而聞，則雖斷為未嘗言焉可也。
儒家之有哲學，自《易》之《系辭》、《說卦》二傳及《中庸》始。
《易傳》之為何人所作，古今學者，尚未有定論。
然除傳中所引孔子語若幹條外，其非孔子之作，則可斷也。
後世祖述《易》學者，除揚雄之《太元經》、[1]邵子之《皇極經世》外，亦曾無幾家。
而此數家之書，亦不多為人所讀，故儒家中此派之哲學，未可謂有大勢力也。
獨《中庸》一書，《史記》既明言為子思所作，故至于宋代，此書遂為諸儒哲學之根柢。
周子之言“太極”，張子之言“太虛”，程子、朱子之言“理”，皆視為宇宙人生之根本，與《中庸》之言誠無異，故亦特尊此書，跻諸《論》、《孟》之例。
故此書不獨如《系辭》等傳表儒家古代之哲學，亦古今儒家哲學之淵源也。
然則辜氏之先譯此書，亦可謂知務者矣。
然則孔子不言哲學，若《中庸》者又何自作乎？曰《中庸》之作，子思所不得已也。
當是時略後孔子而生，而于孔子之說外，别樹一幟者老氏（老氏之非老聃，說見汪中《述學》補遺）、墨氏。
老氏、墨氏亦言道德，言政治，然其說皆歸本于哲學。
夫老氏道德政治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虛”與“靜”是已。
今執老子而問以人何以當虛當靜，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緻虛極，守靜駕，萬物并作。
”（《老子》十二章）此虛且靜者，老子謂之曰“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中略）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二十五章）由是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
墨子道德政治上之原理，可以二語蔽之曰：“愛”也，“利”也。
今試執墨子而問以人何以當愛當利，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
故曰：“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
”又曰：“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
”（《墨子·法儀篇》）則其道德政治之說，不為無據矣。
雖老子之說虛靜，求諸天之本體，而墨子之說愛利，求諸天之意志，其間微有不同，然其所以自固其說者，則一也。
孔子亦說仁說義，又說種種之德矣。
今試問孔子以人何以當仁當義，孔子固将由人事上解釋之。
若求其解釋于人事以外，豈獨由孔子之立腳地所不能哉，抑亦其所不欲也。
若子思則生老子、墨子後，比較他家之說，而懼乃祖之教之無根據也，遂進而說哲學以固孔子道德政治之說。
今使問子思以人何以當誠其身，則彼将應之曰：天道如是，故人道不可不如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其所以為此說者，豈有他哉，亦欲以防禦孔子之說，以敵二氏而已。
其或生二子之後，濡染一時思辨之風氣，而為此說，均不可知。
然其方法之異于孔子，與其所以異之原因，不出于此二者，則固可決也。
然《中庸》雖為一種之哲學，雖視誠為宇宙人生之根本，然與西洋近世之哲學，固不相同。
子思所謂誠，固非如裴希脫（今譯費希特）（Fichte）之Ego，解林（今譯謝林）（Schelling）之Absolute，海格爾（今譯黑格爾）（Hegel）之Idea，叔本華（Schopenhauer）之Will，哈德曼（Hartmann）之Unconscious也。
其于思索，未必悉皆精密，而其議論，亦未必盡有界限。
如執近世之哲學，以述古人之說，謂之彌縫古人之說則可，謂之忠于古人，則恐未也。
夫古人之說，固未必悉有條理也，往往一篇之中，時而說天道，時而說人事。
豈獨一篇中而已，一章之中，亦複如此。
幸而其所用之語，意義甚為廣漠，無論說天說人時，皆可用此語，故不覺其不貫串耳。
若譯之為他國語，則他國語之與此語相當者，其意義不必若是之廣，即令其意義等于此語，或廣于此語，然其所得應用之處，不必盡同，故不貫串不統一之病，自不能免。
而欲求其貫串統一，勢不能不用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