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學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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賊亡有。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
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墨子所謂“愛”與儒家之所謂“仁”，其意不甚相異，然必加以“兼”之一字者，以人之愛其身家，亦得謂之愛，故愛他人之事，必以“兼”字冠之也。
其但愛其身家者，謂之曰“别”。
故曰：“别非而兼是。
”（《兼愛》下）墨子以當時社會之偷薄，凡愛人之事，不患其過，而但患其不及，故矯枉而過其直耳。
然墨子亦非主張無差别之愛者，曰：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愛（按，此字當衍）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
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兼愛》下） 此雖屬墨子辯論之一法，而其兼愛之說亦未必自愛親之概念推演之。
然觀夷之所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按，《孟子·滕文公》上）又觀《親士》、《尚賢》二篇，則不但主張先後之别，亦主張厚薄之别，固不可誣也。
墨子每以愛與利并舉，然“利”者無他，不過“愛”之結果耳。
自其發于吾心者言之，則謂之“愛”，自其及于他人者言之，則謂之“利”。
然則愛與利二者，墨子果何所重乎？自一方面言之，墨子自重人心之愛，而主張動機論者之說，曰：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雲利也；我不愛天下，未雲賊也。
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摻火将益之，功皆朱至，子何貴于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
”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耕柱》篇） 然從他方面觀之，墨子之明兼愛，實以有利于人故，而主張結果論者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公輸子自以為至巧。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
須臾劉三尺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故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魯問》） 墨子以“利”之一概念為其道德政治上之根本主義。
于是從此概念而演繹非攻、節葬、節用、非樂之說。
其非攻、節用二者與儒家之說無異，故不論。
獨略述其節葬、非樂之說。
其說節葬曰：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誠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
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幹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
……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
（《節葬》下） 此全從功利上立論，與孔子之從人情上立論者大異。
然其《修身》篇曰：“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則墨子固非薄于親者，特言其厚之之道，不在厚葬久喪耳。
曰：“以[臧]（葬）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
”（《大取》篇）孔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
”亦同（此）意也。
其非樂之說曰：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廪府庫。
……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
……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多治麻絲葛緒布，是故布縿不興。
……将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樂》上） 此皆鑒當時社會之弊，而從利害上計算者，故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
”（《魯問》）其真意之所在，蓋可見矣。
第四章名學=概念論=推理論 墨子之形而上學及倫理學之根本思想，與儒家不甚相異，唯其條目則大不同。
于是欲辯護自己之說，不得不研究辯論之法。
此我中國之名學所以始于墨家中發見之也。
墨子之名學說，見于《經》
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有。
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
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
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墨子所謂“愛”與儒家之所謂“仁”，其意不甚相異，然必加以“兼”之一字者，以人之愛其身家，亦得謂之愛，故愛他人之事，必以“兼”字冠之也。
其但愛其身家者，謂之曰“别”。
故曰：“别非而兼是。
”（《兼愛》下）墨子以當時社會之偷薄，凡愛人之事，不患其過，而但患其不及，故矯枉而過其直耳。
然墨子亦非主張無差别之愛者，曰： 吾不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愛（按，此字當衍）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
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
（《兼愛》下） 此雖屬墨子辯論之一法，而其兼愛之說亦未必自愛親之概念推演之。
然觀夷之所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
”（按，《孟子·滕文公》上）又觀《親士》、《尚賢》二篇，則不但主張先後之别，亦主張厚薄之别，固不可誣也。
墨子每以愛與利并舉，然“利”者無他，不過“愛”之結果耳。
自其發于吾心者言之，則謂之“愛”，自其及于他人者言之，則謂之“利”。
然則愛與利二者，墨子果何所重乎？自一方面言之，墨子自重人心之愛，而主張動機論者之說，曰：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雲利也；我不愛天下，未雲賊也。
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于此，一人奉水将灌之，一人摻火将益之，功皆朱至，子何貴于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
”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耕柱》篇） 然從他方面觀之，墨子之明兼愛，實以有利于人故，而主張結果論者也。
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
公輸子自以為至巧。
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匠之為車轄。
須臾劉三尺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
故所為功，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魯問》） 墨子以“利”之一概念為其道德政治上之根本主義。
于是從此概念而演繹非攻、節葬、節用、非樂之說。
其非攻、節用二者與儒家之說無異，故不論。
獨略述其節葬、非樂之說。
其說節葬曰：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誠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
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
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幹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
……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
（《節葬》下） 此全從功利上立論，與孔子之從人情上立論者大異。
然其《修身》篇曰：“喪雖有禮，而哀為本焉。
”則墨子固非薄于親者，特言其厚之之道，不在厚葬久喪耳。
曰：“以[臧]（葬）為其親也而愛之，非愛其親也；以臧為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
”（《大取》篇）孔子曰：“喪，與其易也，甯戚。
”亦同（此）意也。
其非樂之說曰： 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
……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廪府庫。
……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
……婦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多治麻絲葛緒布，是故布縿不興。
……将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非樂》上） 此皆鑒當時社會之弊，而從利害上計算者，故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
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熹音沉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
”（《魯問》）其真意之所在，蓋可見矣。
第四章名學=概念論=推理論 墨子之形而上學及倫理學之根本思想，與儒家不甚相異，唯其條目則大不同。
于是欲辯護自己之說，不得不研究辯論之法。
此我中國之名學所以始于墨家中發見之也。
墨子之名學說，見于《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