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之學說 [1]
關燈
小
中
大
法周而未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
”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
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
惟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倍谲不同，自謂别墨，然後托于禹以自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
雖然，謂墨子之學出于禹，未害也。
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屍子之誤也。
……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為節葬之法。
”又曰：“墨子制為節葬之法。
”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
故（曰）“墨之治喪也（按，此字當衍），以薄為其道。
”（按，《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
”（《[墨]（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後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按，《墨子後序》） 其言是也。
主張第二說者則為江都汪氏中。
其言曰： 周太史尹佚實為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莢遷鼎，有勞于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诰》）。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為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谏（《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
身沒而言立。
（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五]（四）年）、叔向（《國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後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并見引重。
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
《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
莊[子]（周）述墨[者]（家）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晖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天下》篇）可謂知言矣。
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
其淵源所漸，（固）可考而知也。
劉向以為出于清廟之守。
夫有事于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
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征，則莊周、禽滑厘傅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
（《墨子序》） 以上孫、汪二說各有所本。
然餘則以墨子為孔子之徒，特持論稍異耳。
《淮南子·要略訓》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雲雲，是墨子雖未必躬受業于孔子，其曾與孔子之徒相講習，明矣。
今比較儒墨二家之說：則孔子說“仁”，墨子說“愛”，其根本主義同；其稱述堯舜禹湯文武也同；其遊說諸侯思以其道易天下也同。
其所不同者，隻墨子之較孔子，更近于功利主義耳。
決非如老子之說與孔子全相反對者也。
善夫江都汪氏之言曰： 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
荀之《禮論》、《樂論》，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
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産也，雖昔先王制為聘問吊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枉）矣！……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而]（之）下如見其心焉。
《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按，《墨子序》） 可謂知言者矣。
第二章形而上學=天與鬼 墨子之學說限于道德政治之範圍，與孔子同，然其求道德政治之原理于天之意志，則孔子之所未嘗及也。
其《法儀》篇雲：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雖至士之為将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
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
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
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
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
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
”此因其所好而激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
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
惟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倍谲不同，自謂别墨，然後托于禹以自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
雖然，謂墨子之學出于禹，未害也。
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屍子之誤也。
……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為節葬之法。
”又曰：“墨子制為節葬之法。
”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
故（曰）“墨之治喪也（按，此字當衍），以薄為其道。
”（按，《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椁，以為法式。
”（《[墨]（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
”（《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後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按，《墨子後序》） 其言是也。
主張第二說者則為江都汪氏中。
其言曰： 周太史尹佚實為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莢遷鼎，有勞于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诰》）。
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為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谏（《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
身沒而言立。
（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五]（四）年）、叔向（《國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後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并見引重。
遺書十、二篇，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
《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
莊[子]（周）述墨[者]（家）之學而原其始，曰：“不侈于後世，不靡于萬物，不晖于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天下》篇）可謂知言矣。
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
魯惠公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于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
其淵源所漸，（固）可考而知也。
劉向以為出于清廟之守。
夫有事于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
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征，則莊周、禽滑厘傅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
（《墨子序》） 以上孫、汪二說各有所本。
然餘則以墨子為孔子之徒，特持論稍異耳。
《淮南子·要略訓》曰：“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雲雲，是墨子雖未必躬受業于孔子，其曾與孔子之徒相講習，明矣。
今比較儒墨二家之說：則孔子說“仁”，墨子說“愛”，其根本主義同；其稱述堯舜禹湯文武也同；其遊說諸侯思以其道易天下也同。
其所不同者，隻墨子之較孔子，更近于功利主義耳。
決非如老子之說與孔子全相反對者也。
善夫江都汪氏之言曰： 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
荀之《禮論》、《樂論》，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
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産也，雖昔先王制為聘問吊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過]（枉）矣！……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而]（之）下如見其心焉。
《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按，《墨子序》） 可謂知言者矣。
第二章形而上學=天與鬼 墨子之學說限于道德政治之範圍，與孔子同，然其求道德政治之原理于天之意志，則孔子之所未嘗及也。
其《法儀》篇雲： 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
雖至士之為将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
百工為方以矩，為圓以規，直以繩，正以懸。
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
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猶逾己。
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天下之為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法不仁不可以為法。
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
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
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
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
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