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之學說 [1]
關燈
小
中
大
于個人的解脫者也。
彼不但于知識論上，以懷疑的泯一切有無之辨，即于實踐上道德上，亦偏于無依傍主義者也。
彼不雲乎？—— 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仲尼》篇） 蓋謂吾雖無為、無言、無知，然若稍有意識，稍有目的，存乎其間，則[既]（即）非無為、無言、無知。
故必忘一切，且并其所謂“忘一切”之“忘”，而亦忘之也。
由是觀之，是列子于行為之境，亦不外一種絕對的懷疑論，其結論之所趨，歸于寂滅而已矣。
謂列子承老子之根本思想，而更推而極之，至具一特殊之面目，此非又其一證欤？ 彼列子之倫理思想，其偏于個人的解脫也如此。
然彼政治上之意見似未嘗無之也，政治上之意見全與老子相似。
《仲尼》篇曰： 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
意謂為人君者，不自居于知能之地，而但守無為自然之德，故群才争為之用也。
又假釣者之辭，以論為政之道。
《湯問》篇曰： 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緻重也。
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将亦奚事哉！ 是亦謂治國之道在乎自然主義，放任主義，與老子之治國論固無别也。
此外涉及政治之語，散見于各處，然究是枝葉之論，未可視為列子之政治思想。
蓋彼之根本思想究在于個人的解脫，而于社會國家之救濟問題，非彼所措意者也。
列子本其個人的解脫之思想，而以為有一種空想國存焉，且累辭以形容其狀态。
《黃帝》篇曰：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裡，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殇；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
乘空如履實，寝虛若處床。
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又曰：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谷，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願悫為之使。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谷常豐。
而土無劄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吾人讀此，辄憶及老子所謂理想社會之一段，且于此益見列子之思想實有超過乎老子之思想，而達于極端者。
老子于其理想社會，惟描寫一種自然人之狀态。
列子則更進一步，而描寫仙鄉、神境者也。
列子之思想中則最足注意者，其對天道或天命之思想也。
老子似謂天道與人道之間[則]（有）一種道德感應上作用，由其“天道無親，[惟]（常）與善人”（按，《老子》七十九章）一語，可以推之。
而列子之思想則與此全然反對也。
（固知老子之福德報應之思想，與三代時通俗之意義不同，或謂有一種随德而至之精神的報應耳。
然即此種意義之福德報應，亦列子所不取也。
）所謂惟德動天之思想信仰，彼固明明排斥之。
《力命》篇曰：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
季劄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
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是即謂智德與天命（或幸福）之間，往往不相合，而備引故事以證實之。
以為凡如此者，皆自然之天命，非吾人之知力德力所得而左右之者也。
當三代時，所謂福德合一實為中國民族之通有思想，對之有特殊之見解者，殆列子一人而已。
且列子之天命主義，不但就自然上之事實（即壽夭窮達富貴貧賤等）言之，更于知力上、道德上、精神上，及一切人間之事，皆赅括而言之。
《力命》篇曰：“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賢（按，此字衍）；小白非能用[賢]（仇），不[能]（得）不用。
”然則列子之思想，不得不謂之曰：實取一種宿命說、必至說、定業說之見地者也。
彼不承認吾人之自力與吾人之自由，謂凡事由天命而定，吾人決無變更之力。
故吾人之對自然或天命，當處于絕對的服從之地位。
畢竟彼之天命主義即其冷眼主義耳。
固知孟荀諸子與斯多噶派，非不于倫理上唱一種冷眼主義，然其實與列子不同。
彼等概區别天道與人道（或自然界與道德界），而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等皆人力莫可如何之事（孟子之所謂“在外者”，斯多噶派之所謂“外善”），故其有無得失，無關于為人之價值。
然屬于人道或道德界之事（孟子之所謂“在我者”，斯多噶派之所謂“理性之動作”），得以吾人之自力與意志自由緻之。
人之價值專系乎此。
而列子則不然。
彼于自然界與道德界之間，不設嚴密之區别，謂不但自然界之事實為然，即吾人之智識德行，亦非意志與自力之所關，而皆天命所使然。
故彼之于道德界僅見有
彼不但于知識論上，以懷疑的泯一切有無之辨，即于實踐上道德上，亦偏于無依傍主義者也。
彼不雲乎？—— 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
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
（《仲尼》篇） 蓋謂吾雖無為、無言、無知，然若稍有意識，稍有目的，存乎其間，則[既]（即）非無為、無言、無知。
故必忘一切，且并其所謂“忘一切”之“忘”，而亦忘之也。
由是觀之，是列子于行為之境，亦不外一種絕對的懷疑論，其結論之所趨，歸于寂滅而已矣。
謂列子承老子之根本思想，而更推而極之，至具一特殊之面目，此非又其一證欤？ 彼列子之倫理思想，其偏于個人的解脫也如此。
然彼政治上之意見似未嘗無之也，政治上之意見全與老子相似。
《仲尼》篇曰： 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
意謂為人君者，不自居于知能之地，而但守無為自然之德，故群才争為之用也。
又假釣者之辭，以論為政之道。
《湯問》篇曰： 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能亂。
魚見臣之鈎餌，猶沉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緻重也。
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于一握，将亦奚事哉！ 是亦謂治國之道在乎自然主義，放任主義，與老子之治國論固無别也。
此外涉及政治之語，散見于各處，然究是枝葉之論，未可視為列子之政治思想。
蓋彼之根本思想究在于個人的解脫，而于社會國家之救濟問題，非彼所措意者也。
列子本其個人的解脫之思想，而以為有一種空想國存焉，且累辭以形容其狀态。
《黃帝》篇曰： 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裡，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
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
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殇；不知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
乘空如履實，寝虛若處床。
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
又曰：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
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谷，心如淵泉，形如處女。
不偎不愛，仙聖為之臣；不畏不怒，願悫為之使。
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己無愆。
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谷常豐。
而土無劄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
吾人讀此，辄憶及老子所謂理想社會之一段，且于此益見列子之思想實有超過乎老子之思想，而達于極端者。
老子于其理想社會，惟描寫一種自然人之狀态。
列子則更進一步，而描寫仙鄉、神境者也。
列子之思想中則最足注意者，其對天道或天命之思想也。
老子似謂天道與人道之間[則]（有）一種道德感應上作用，由其“天道無親，[惟]（常）與善人”（按，《老子》七十九章）一語，可以推之。
而列子之思想則與此全然反對也。
（固知老子之福德報應之思想，與三代時通俗之意義不同，或謂有一種随德而至之精神的報應耳。
然即此種意義之福德報應，亦列子所不取也。
）所謂惟德動天之思想信仰，彼固明明排斥之。
《力命》篇曰：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
”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顔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于陳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
季劄無爵于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于展禽。
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于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是即謂智德與天命（或幸福）之間，往往不相合，而備引故事以證實之。
以為凡如此者，皆自然之天命，非吾人之知力德力所得而左右之者也。
當三代時，所謂福德合一實為中國民族之通有思想，對之有特殊之見解者，殆列子一人而已。
且列子之天命主義，不但就自然上之事實（即壽夭窮達富貴貧賤等）言之，更于知力上、道德上、精神上，及一切人間之事，皆赅括而言之。
《力命》篇曰：“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賢（按，此字衍）；小白非能用[賢]（仇），不[能]（得）不用。
”然則列子之思想，不得不謂之曰：實取一種宿命說、必至說、定業說之見地者也。
彼不承認吾人之自力與吾人之自由，謂凡事由天命而定，吾人決無變更之力。
故吾人之對自然或天命，當處于絕對的服從之地位。
畢竟彼之天命主義即其冷眼主義耳。
固知孟荀諸子與斯多噶派，非不于倫理上唱一種冷眼主義，然其實與列子不同。
彼等概區别天道與人道（或自然界與道德界），而謂壽夭窮達富貴貧賤等皆人力莫可如何之事（孟子之所謂“在外者”，斯多噶派之所謂“外善”），故其有無得失，無關于為人之價值。
然屬于人道或道德界之事（孟子之所謂“在我者”，斯多噶派之所謂“理性之動作”），得以吾人之自力與意志自由緻之。
人之價值專系乎此。
而列子則不然。
彼于自然界與道德界之間，不設嚴密之區别，謂不但自然界之事實為然，即吾人之智識德行，亦非意志與自力之所關，而皆天命所使然。
故彼之于道德界僅見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