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子之學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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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舍]（與）也，失其所矣。
勝（按，此字衍）事之破，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複也。
（《天瑞》篇）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
（《黃帝》篇） 凡此者不過就“無為之有為”之一思想，以種種言語表之，置之老子書中，殆難以猝别也。
但老、列二家大體之根本思想雖同，而其實尚有差别。
老子雖說“無為之有為”，而仍注重于有為之一面（但與列子較則然；若與鄒魯學者較，則老子固置重無為者也）。
然列子則甯注重于無為之一面。
此種差别，大而觀之，殆不可得，然欲研究二家之學派，則此點最不可忽過也。
老子說無為而常着眼于由無為而來之有為；列子亦說有為，而其說之所趨，竟全歸于無為。
老子于其無為自然說之中，尚寓積極的理想；而列子則消極的也，無理想的也。
老子多憂時慨世之精神；列子多厭世遁俗之思想。
故老子多說反言的真理，教人以處世之道；列子惟一意以求解脫而已。
在老子，則現在社會尚為一關心之對境，其矯激之言，畢竟由以道濟世之誠而出；而列子絕不注意于社會之救濟問題，以現世為夢幻之一境，以解脫為惟一之目的而已。
固知老子之思想中亦非無夢幻觀、厭世觀，然固不如列子之為甚也。
要之，謂列子乃推衍老子之無為自然說，而達于極端者，此說殆不可争也。
列子于知識論上抱一種懷疑論，而以一種巧妙之筆，抹殺萬物之差别，與《莊子·齊物論》同。
彼以為物之有大小、巨細、長短、遲速者，以吾人随意立為标準，與以制限，是人為之差别，非物之本有差别也。
《湯問》篇曰： 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終[發]（按，此字衍）北之北，有漠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裡，其長稱焉，其名為鲲。
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
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俞、師曠方夜擿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此即謂小者不必小，大者不必大，短者不必短，長者不必長。
其有大小長短之别者，由吾人與以随意之限制，又持一不自然之标準而比較之耳。
去此随意之限制與不自然之标準，則小亦為無限之大，大亦為無限之小，巨細長短相殺，蕩蕩然入于無差别之域矣。
吾人之知識究不能識萬物大小長短之别，故吾人不可不舍此無用之辨也。
列子更以此種懷疑論推之于倫理道德，欲舉是非善惡之差别而悉滅之。
以為是非善惡之辨，皆出于人心之迷，即不過持一人之私見造此無用之名詞者耳，非有客觀的根據存乎其間也。
故曰：“心将迷者，先識是非。
”（《仲尼》篇）雖然，是非同一迷矣，而是非之辨實際對立于世間者，何也？從列子意，則由迷之多寡而生，衆寡相傾，則是非之辨成矣。
《周穆王》篇曰：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飨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将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
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
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 觀此寓言，則雖謂列子意中，謂真理之根據乃從多數以為決者，可也。
即謂一切真理非有所以為真理之客觀的根據，究令有之，亦不能以吾人之知識決之，是即于知識論上取一種懷疑說之見地者也。
其曰：“吾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雲雲，則于懷疑說之論理的結論，已不憚明言以揭之矣。
夫絕對的懷疑說，不能不終于自殺，對一切而懷疑矣，則此所懷之疑，亦遂失其成立之根據，列子于知識論上正陷于此自殺的懷疑論者之地位者也。
而吾人于此，益見列子之說，實一面發展老子之根本思想，而得其當然之論理的結果，又一面超過老子之外，而具一種特殊之面目焉（前述之寓言乃列子假托老子之口，而自表其思想者也）。
固知老子之思想中亦有關于知識論者，其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者，是即謂世間仁義是非之名目或知識，究不能得道之真相也。
謂此與知識論上之懷疑論相近，亦何不可？惟是老子雖疑世俗所謂是非善惡之根據，欲舉一切人為者不自然者而泯滅之，然一面亦超越此等差别，而認識其知識之對象。
何者？“道”或“自然”是也。
彼縱以世俗之是非善惡之知識為迷罔，為無根據，然彼之視“道”，則惟一而真實之知識也，善也。
欲排斥世間一切知識，畢竟為欲立一真知識耳。
由此言之，則老子之于知識論上自非絕對的懷疑論者，甯唱道真實之知識者耳。
吾人故曰：列、老二家，其關于知識論之思想，雖大緻略同，然其于結論上固明明相異也。
列子于知識論上既取絕對的懷疑說矣，則彼之于人生觀，其帶一種厭世的傾向，而近于佛教，
勝（按，此字衍）事之破，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複也。
（《天瑞》篇）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
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
（《黃帝》篇） 凡此者不過就“無為之有為”之一思想，以種種言語表之，置之老子書中，殆難以猝别也。
但老、列二家大體之根本思想雖同，而其實尚有差别。
老子雖說“無為之有為”，而仍注重于有為之一面（但與列子較則然；若與鄒魯學者較，則老子固置重無為者也）。
然列子則甯注重于無為之一面。
此種差别，大而觀之，殆不可得，然欲研究二家之學派，則此點最不可忽過也。
老子說無為而常着眼于由無為而來之有為；列子亦說有為，而其說之所趨，竟全歸于無為。
老子于其無為自然說之中，尚寓積極的理想；而列子則消極的也，無理想的也。
老子多憂時慨世之精神；列子多厭世遁俗之思想。
故老子多說反言的真理，教人以處世之道；列子惟一意以求解脫而已。
在老子，則現在社會尚為一關心之對境，其矯激之言，畢竟由以道濟世之誠而出；而列子絕不注意于社會之救濟問題，以現世為夢幻之一境，以解脫為惟一之目的而已。
固知老子之思想中亦非無夢幻觀、厭世觀，然固不如列子之為甚也。
要之，謂列子乃推衍老子之無為自然說，而達于極端者，此說殆不可争也。
列子于知識論上抱一種懷疑論，而以一種巧妙之筆，抹殺萬物之差别，與《莊子·齊物論》同。
彼以為物之有大小、巨細、長短、遲速者，以吾人随意立為标準，與以制限，是人為之差别，非物之本有差别也。
《湯問》篇曰： 荊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
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
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
終[發]（按，此字衍）北之北，有漠海者，天池也。
有魚焉，其廣數千裡，其長稱焉，其名為鲲。
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
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
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
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俞、師曠方夜擿耳，俯首而聽之，弗聞其聲。
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
此即謂小者不必小，大者不必大，短者不必短，長者不必長。
其有大小長短之别者，由吾人與以随意之限制，又持一不自然之标準而比較之耳。
去此随意之限制與不自然之标準，則小亦為無限之大，大亦為無限之小，巨細長短相殺，蕩蕩然入于無差别之域矣。
吾人之知識究不能識萬物大小長短之别，故吾人不可不舍此無用之辨也。
列子更以此種懷疑論推之于倫理道德，欲舉是非善惡之差别而悉滅之。
以為是非善惡之辨，皆出于人心之迷，即不過持一人之私見造此無用之名詞者耳，非有客觀的根據存乎其間也。
故曰：“心将迷者，先識是非。
”（《仲尼》篇）雖然，是非同一迷矣，而是非之辨實際對立于世間者，何也？從列子意，則由迷之多寡而生，衆寡相傾，則是非之辨成矣。
《周穆王》篇曰：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飨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将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
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
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 觀此寓言，則雖謂列子意中，謂真理之根據乃從多數以為決者，可也。
即謂一切真理非有所以為真理之客觀的根據，究令有之，亦不能以吾人之知識決之，是即于知識論上取一種懷疑說之見地者也。
其曰：“吾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雲雲，則于懷疑說之論理的結論，已不憚明言以揭之矣。
夫絕對的懷疑說，不能不終于自殺，對一切而懷疑矣，則此所懷之疑，亦遂失其成立之根據，列子于知識論上正陷于此自殺的懷疑論者之地位者也。
而吾人于此，益見列子之說，實一面發展老子之根本思想，而得其當然之論理的結果，又一面超過老子之外，而具一種特殊之面目焉（前述之寓言乃列子假托老子之口，而自表其思想者也）。
固知老子之思想中亦有關于知識論者，其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者，是即謂世間仁義是非之名目或知識，究不能得道之真相也。
謂此與知識論上之懷疑論相近，亦何不可？惟是老子雖疑世俗所謂是非善惡之根據，欲舉一切人為者不自然者而泯滅之，然一面亦超越此等差别，而認識其知識之對象。
何者？“道”或“自然”是也。
彼縱以世俗之是非善惡之知識為迷罔，為無根據，然彼之視“道”，則惟一而真實之知識也，善也。
欲排斥世間一切知識，畢竟為欲立一真知識耳。
由此言之，則老子之于知識論上自非絕對的懷疑論者，甯唱道真實之知識者耳。
吾人故曰：列、老二家，其關于知識論之思想，雖大緻略同，然其于結論上固明明相異也。
列子于知識論上既取絕對的懷疑說矣，則彼之于人生觀，其帶一種厭世的傾向，而近于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