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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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視人為皆有仁義禮智之德者，此即吾人現實之性所當求而達之之目的也。
論者或謂孟子之學本無已發未發之說，其言誠是，吾人亦知孟子之所謂性，非攙入佛老思想之宋儒之所謂性也。
彼對性之見解乃經驗的，即非離卻既發之情之超經驗的性，而甯含于情之中之性也。
其曰“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者，即謂其未發達之萌芽，為吾人所固有者雲耳。
但彼之意中實亦别性為二：即一為理想之性，但發展其萌芽，即可現完全之德；一為含于情中之性，雖現實而未完全，而前者即為後者所當達之之目的，斯固不可争之事實也。
吾人謂孟子區别既發未發之性，意蓋如此，與宋儒之思想固不可混視也。
謂吾人于理想之性本有仁義之德，此即孟子性善論之根據。
吾人于此，謂孟子實發孔子、子思所未發之思想，而明取性善論者之地位，可也。
當時之性論，有性無别說，曰“性無善無不善”。
有性無定說，曰“性猶湍水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有性有品說，曰性有善有不善。
又有性本能說，曰食色性也。
孟子則反對諸說而标榜其一己之意見，曰性善也。
且證之曰：“《詩》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彜），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荑]（彜）也，故好是懿德。
’”（按，《告子》上）然則何由而知未發之性之為善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按，同上）蓋從孟子之意，則性之為善，乃就其既發之迹，即“四端”之情而知之，情善也，故性亦善。
世無不有“四端”者，知“四端”之情之既善，則由是而出之性，其為善也，自不難推見矣。
抑尚有一問題焉。
性也者固由情以推見之，然可以情而推見性之全體乎？由情之善，而遂謂性之全體亦善，不近于獨斷乎？即會能由己發之情而判定未發之性之全體，然吾人之情不必皆善，而常混之以惡，此征之實驗而明，即孟子亦自承認之者也。
然則孟子何故惟由情善之事實而推論性善乎？何故不由情惡之事實而推論性惡乎？又何故不由善惡相混之事實而推論性之善惡相混乎？彼蓋以為情有不善者，非性之罪。
吾人之心，非惟其性發動也，性以外，又有相異之原理動作其間，此惡之所以生耳。
性以外之原理何？物欲（情欲）是也。
曰：“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幹麥，播種而耰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硗，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按，《告子》上）又曰：“從其矢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按，同上）即謂心之作用見妨于耳目之官，而為物欲所蔽，是即不善之所由生。
要之，謂性有不善，非性之罪，而物欲使之然故也。
孟子于此，蓋取倫理上二元論之立腳地者也。
以下請略述孟子之修養論，以終此篇。
一言以蔽之，孟子之修養論實立于彼之心理論、性理論的根據之上。
彼之性善論畢竟欲以之為德育上之根據或假定，而始立是說耳。
彼引顔淵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
論者或謂孟子之學本無已發未發之說，其言誠是，吾人亦知孟子之所謂性，非攙入佛老思想之宋儒之所謂性也。
彼對性之見解乃經驗的，即非離卻既發之情之超經驗的性，而甯含于情之中之性也。
其曰“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者，即謂其未發達之萌芽，為吾人所固有者雲耳。
但彼之意中實亦别性為二：即一為理想之性，但發展其萌芽，即可現完全之德；一為含于情中之性，雖現實而未完全，而前者即為後者所當達之之目的，斯固不可争之事實也。
吾人謂孟子區别既發未發之性，意蓋如此，與宋儒之思想固不可混視也。
謂吾人于理想之性本有仁義之德，此即孟子性善論之根據。
吾人于此，謂孟子實發孔子、子思所未發之思想，而明取性善論者之地位，可也。
當時之性論，有性無别說，曰“性無善無不善”。
有性無定說，曰“性猶湍水也”，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有性有品說，曰性有善有不善。
又有性本能說，曰食色性也。
孟子則反對諸說而标榜其一己之意見，曰性善也。
且證之曰：“《詩》雲：‘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彜），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荑]（彜）也，故好是懿德。
’”（按，《告子》上）然則何由而知未發之性之為善乎？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按，同上）蓋從孟子之意，則性之為善，乃就其既發之迹，即“四端”之情而知之，情善也，故性亦善。
世無不有“四端”者，知“四端”之情之既善，則由是而出之性，其為善也，自不難推見矣。
抑尚有一問題焉。
性也者固由情以推見之，然可以情而推見性之全體乎？由情之善，而遂謂性之全體亦善，不近于獨斷乎？即會能由己發之情而判定未發之性之全體，然吾人之情不必皆善，而常混之以惡，此征之實驗而明，即孟子亦自承認之者也。
然則孟子何故惟由情善之事實而推論性善乎？何故不由情惡之事實而推論性惡乎？又何故不由善惡相混之事實而推論性之善惡相混乎？彼蓋以為情有不善者，非性之罪。
吾人之心，非惟其性發動也，性以外，又有相異之原理動作其間，此惡之所以生耳。
性以外之原理何？物欲（情欲）是也。
曰：“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
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幹麥，播種而耰之。
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淳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時，皆熟矣。
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硗，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按，《告子》上）又曰：“從其矢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按，同上）即謂心之作用見妨于耳目之官，而為物欲所蔽，是即不善之所由生。
要之，謂性有不善，非性之罪，而物欲使之然故也。
孟子于此，蓋取倫理上二元論之立腳地者也。
以下請略述孟子之修養論，以終此篇。
一言以蔽之，孟子之修養論實立于彼之心理論、性理論的根據之上。
彼之性善論畢竟欲以之為德育上之根據或假定，而始立是說耳。
彼引顔淵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