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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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滅性，無妻滅人倫，是食色之重者。
棄前者而全後者，固理之所當然。
然又設辭以辨之曰：“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則不得食：則将之乎？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将摟之乎？”（按，同上）此謂有重大于食色之義在，即不得不棄食色而全義也。
是明明謂義之有融通性也。
此外又有一例：“萬章問曰：‘《詩》雲：“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
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不（按，當衍）告則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按，《萬章》上）由此觀之，是孟子于倫理上，實立一種系統觀，而謂個人之義務，皆各有相當之位置階級，遇有不得已之時，亦可為其重者大者，而破滅其輕者小者也。
從此思想，則與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之言，明明相異。
然則孟子于實際上，殆未嘗不以一種“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即所謂“權”者，認為正當之行為也。
吾人欲解孟子之真意，不得不設為一言，以解決此問題，曰：人得以比較種種義務而通融于其間者，就特殊義務之自身言之，即被統攝于“仁義禮智”或“孝弟忠信”等通則之下之個個的義務耳；謂義務有大小輕重者，惟同在一通則内之種種義務間，乃有大小輕重耳。
如孝，一通則也，而其中有以口腹之養為孝者，有以心志之養為孝者，前者重（按，當為“輕”）而後者輕（按，當為“重”），故若二者相沖突，則當舍前者而取後者。
若夫忠孝仁義等通則之自身，則皆有個個獨立之絕對的權威，其間不應有大小輕重之别，故不能以其一為其他之手段。
孟子所謂不枉己、不破義，畢竟指此等通則言，非指個個特殊之義務言也。
解此則孟子之真意，其庶乎得之矣。
雖然，自他方面觀之，則夫謂一切義務間有輕重之關系，而有一最終之标準者，孟子于此說，似未嘗不承認之。
究令如前之說，孟子乃以仁義忠孝等為個個獨立之直覺原理，然遇有相互沖突之際，即如欲忠則不能孝，欲孝則不能忠之際，彼将若何判斷之乎？當是之時，取其一而舍其他乎？抑訴諸更高之标準，而兩者兼全乎？此等問題非超出乎直覺說之立腳地外，決無解釋之道。
而孟子于此，究取何種見解，則吾人莫由知之，惟由次舉一例以略窺其意見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按，《盡心》上） 是即假設“義”與“孝”相沖突之例，欲進而解決之者也。
大體上以直覺說為立腳地之孟子，于此似[于]（已）窮于為答。
法者受之于古，雖天子不得私之，然行法于其親，如孝道何？曰：“竊負而逃”，此不既屬遁辭耶？且孟子之意，或以為如是者，義與孝可兩全，然吾人不得不謂之曰：彼實舍義而取孝者也。
何則？負有罪之父而逃，是仍破法蔑義之為也。
設有以是語孟子者，彼必應之曰：“是非蔑義，惟不得已而出于權耳。
”參諸“嫂溺”之例，則孟子或有此思想欤？然如
棄前者而全後者，固理之所當然。
然又設辭以辨之曰：“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則不得食：則将之乎？逾東家之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将摟之乎？”（按，同上）此謂有重大于食色之義在，即不得不棄食色而全義也。
是明明謂義之有融通性也。
此外又有一例：“萬章問曰：‘《詩》雲：“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信斯言也，宜莫如舜。
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不（按，當衍）告則不得娶。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
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怼父母，是以不告也。
’”（按，《萬章》上）由此觀之，是孟子于倫理上，實立一種系統觀，而謂個人之義務，皆各有相當之位置階級，遇有不得已之時，亦可為其重者大者，而破滅其輕者小者也。
從此思想，則與所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之言，明明相異。
然則孟子于實際上，殆未嘗不以一種“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即所謂“權”者，認為正當之行為也。
吾人欲解孟子之真意，不得不設為一言，以解決此問題，曰：人得以比較種種義務而通融于其間者，就特殊義務之自身言之，即被統攝于“仁義禮智”或“孝弟忠信”等通則之下之個個的義務耳；謂義務有大小輕重者，惟同在一通則内之種種義務間，乃有大小輕重耳。
如孝，一通則也，而其中有以口腹之養為孝者，有以心志之養為孝者，前者重（按，當為“輕”）而後者輕（按，當為“重”），故若二者相沖突，則當舍前者而取後者。
若夫忠孝仁義等通則之自身，則皆有個個獨立之絕對的權威，其間不應有大小輕重之别，故不能以其一為其他之手段。
孟子所謂不枉己、不破義，畢竟指此等通則言，非指個個特殊之義務言也。
解此則孟子之真意，其庶乎得之矣。
雖然，自他方面觀之，則夫謂一切義務間有輕重之關系，而有一最終之标準者，孟子于此說，似未嘗不承認之。
究令如前之說，孟子乃以仁義忠孝等為個個獨立之直覺原理，然遇有相互沖突之際，即如欲忠則不能孝，欲孝則不能忠之際，彼将若何判斷之乎？當是之時，取其一而舍其他乎？抑訴諸更高之标準，而兩者兼全乎？此等問題非超出乎直覺說之立腳地外，決無解釋之道。
而孟子于此，究取何種見解，則吾人莫由知之，惟由次舉一例以略窺其意見耳。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天下。
”（按，《盡心》上） 是即假設“義”與“孝”相沖突之例，欲進而解決之者也。
大體上以直覺說為立腳地之孟子，于此似[于]（已）窮于為答。
法者受之于古，雖天子不得私之，然行法于其親，如孝道何？曰：“竊負而逃”，此不既屬遁辭耶？且孟子之意，或以為如是者，義與孝可兩全，然吾人不得不謂之曰：彼實舍義而取孝者也。
何則？負有罪之父而逃，是仍破法蔑義之為也。
設有以是語孟子者，彼必應之曰：“是非蔑義，惟不得已而出于權耳。
”參諸“嫂溺”之例，則孟子或有此思想欤？然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