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倫理思想一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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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就孟子之倫理思想中，論其屬于直覺論的方面者，如次。
在孟子之倫理思想中，其最要之根本觀念，為仁義禮智，更約言之，則仁義二者是也。
王子墊章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備）矣。
”（按，《盡心》上）即謂舍“仁義”二字外，無可為理想者也。
今按：以仁為德，則當以義為義務。
孟子之所謂義，含有公正之意，即反對一切不公平之行為之意。
然自廣義言之，則又含有正義公道之意，即一切道德上法則或義務之意也。
孔子惟說“仁”，至孟子始加以“義”之一字。
《孟子》七篇中，其說正義之尊嚴性者不一而足，是即孟子倫理思想之特色，而亦由社會風紀變遷，不得不設為嚴峻之客觀的法則，以防當時恣肆之傾向耳。
孟子以義為直覺的，即離卻一切理由條件，而絕對的督責吾人之命令。
以此點言，則孟子之于倫理上似有直覺論派之面目焉。
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按，《公孫醜》上）“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住]（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按，《滕文公》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按，《離婁》下）“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按，《告子》上）“禦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按，《滕文公》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驷，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按，《萬章》上）“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按，《離婁》下）由此等思想考之，則孟子之所謂“義”，其視為直覺的，絕對的，而強人以實行之之道德上規則或義務，益昭然無可疑已。
雖然，孟子之于義，亦非謂不論何時何地皆毫不可破滅者也。
彼亦以為義有大小輕重之别，輕而小之義有時不能不讓重而大之義，即于一種定規外，許有例外之義是也。
舉其一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按，《離委》上）所謂“權”者即指例外之義言。
然則為全大義而破小義者，亦孟子之所是認者也。
其後繼之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在孟子意中，以為救濟天下者，舍仁義之正道外，無有他策，固宜其為此言。
但其為是言者，以天下之溺與嫂之溺，異其輕重耳。
假使天下之溺與嫂之溺同，則如何？舍權道外，别無救濟天下之道。
而救濟天下又為義之重大者，則如何？吾人自理論上推之，則知孟子既是認前者，其于後者，亦不得不是認之者也。
且孟子亦嘗承認義之有融通性，可援一二例證之，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按，《告子》下）孟子于此，謂禮食、親迎是禮之輕者；饑
在孟子之倫理思想中，其最要之根本觀念，為仁義禮智，更約言之，則仁義二者是也。
王子墊章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
居仁由義，大人之事[畢]（備）矣。
”（按，《盡心》上）即謂舍“仁義”二字外，無可為理想者也。
今按：以仁為德，則當以義為義務。
孟子之所謂義，含有公正之意，即反對一切不公平之行為之意。
然自廣義言之，則又含有正義公道之意，即一切道德上法則或義務之意也。
孔子惟說“仁”，至孟子始加以“義”之一字。
《孟子》七篇中，其說正義之尊嚴性者不一而足，是即孟子倫理思想之特色，而亦由社會風紀變遷，不得不設為嚴峻之客觀的法則，以防當時恣肆之傾向耳。
孟子以義為直覺的，即離卻一切理由條件，而絕對的督責吾人之命令。
以此點言，則孟子之于倫理上似有直覺論派之面目焉。
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
”（按，《公孫醜》上）“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住]（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按，《滕文公》下）“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按，《離婁》下）“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按，《告子》上）“禦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按，《滕文公》下）“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系馬千驷，弗視也。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按，《萬章》上）“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按，《離婁》下）由此等思想考之，則孟子之所謂“義”，其視為直覺的，絕對的，而強人以實行之之道德上規則或義務，益昭然無可疑已。
雖然，孟子之于義，亦非謂不論何時何地皆毫不可破滅者也。
彼亦以為義有大小輕重之别，輕而小之義有時不能不讓重而大之義，即于一種定規外，許有例外之義是也。
舉其一例，“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按，《離委》上）所謂“權”者即指例外之義言。
然則為全大義而破小義者，亦孟子之所是認者也。
其後繼之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在孟子意中，以為救濟天下者，舍仁義之正道外，無有他策，固宜其為此言。
但其為是言者，以天下之溺與嫂之溺，異其輕重耳。
假使天下之溺與嫂之溺同，則如何？舍權道外，别無救濟天下之道。
而救濟天下又為義之重大者，則如何？吾人自理論上推之，則知孟子既是認前者，其于後者，亦不得不是認之者也。
且孟子亦嘗承認義之有融通性，可援一二例證之，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按，《告子》下）孟子于此，謂禮食、親迎是禮之輕者；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