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學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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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恭恭，恭敬也。
禮義之根本，敬為其主，恭表出之故也。
得恭則不侮，是為人人交際上不可少之德。
讓讓，謙遜也，亦與恭敬等同為交際上之美德。
蓋禮與義，家族社會國家共之。
忠信寬惠，社會國家共之。
獨直溫良恭讓，但為社會的德耳。
以上諸德，均為仁之差别的内容，總括之即為普遍之仁。
此外于女子之德，則言貞操從順等。
德雖因時代政體與國民等而生差異，然而以上諸德，則為東洋之特德，至今日猶用之。
于今日若自社會國家上論之，則道德的德為公共心、慈善心、愛國心等。
對于自己，則為自重、熱心、潔白、清潔、活潑、順序等。
見于知力上，為精密、熟慮、慎重、智慧等。
于家族，為尊對卑之慈愛親切等。
于婦德，為慈愛、貞淑、端正、柔和、公平等諸德。
第四章教育 第一節人格之完成德之修養 孔子教育之目的，可從二方面觀察之：一、修己之德以鍛成意志，而為完全之人物，以達高尚之仁；一、鍛煉意志修德而治平天下。
故前為純粹之道德家，後為道德的政事家。
以修身為第一義，治人為第二義。
故——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
” 緻知格物說于前至善之章已論之，今惟論孔子之如何完成人格，如何修養德性于下。
孔子之主眼在德行，即德育是也。
故所言之學問，即知育，不過修先王之道而修德耳。
故既知之，則當行之，陽明所謂之知行一緻是也。
孔子自身，以絕對之智力而理會天道。
其教育法則，能為實踐的，自近而遠，自卑而高。
先教弟子以日常起居、飲食、灑掃、應對等，漸進而教之修心。
其所教之書，即《詩》、《書》、《禮》；其所教之藝，則文行忠信，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
射禦，體育也。
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德行：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遊、子夏。
”（按，《先進》）其他曾參、有若、子張等，一時人材郁然。
其教授法各應其力，因其人之高下而為多方面的。
凡問答，使弟子各以己力發明之，勉學之。
故孔子之教授法，可名之為開發心性之法也。
故—— 《述而》曰：“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 德不可得而學。
故學問不過欲得智識耳，從此智識以陶冶吾之情與意，始能得善良之品性，即德是也。
孔子欲完成人格以使之有德，故于欲知情意融和之前，先涵養美情，漸與知情合而鍛煉意志，以造作品性。
于是始知所立，和氣藹然，其樂無極，是即達仁之理想，而人格完成矣。
故—— 《泰伯》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 詩，動美感的；禮，知的又意志的；樂，則所以融和此二者。
苟今若無禮以為節制，一任情之放任，則縱有美感，亦往往動搖，逸于法度之外。
然若惟泥于禮，則失之嚴重而不适于用。
故調和此二者，則在于乎。
既鍛成圓滿之人物後，無論在朝在野，其行動雲為，皆無窒礙，且可為學問之法。
《述而》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
” 是謂先立志講道，習練之而得于心，愈修養而至于仁。
仁，完全之德也。
既得此德後，更從容習禮樂射禦書數等日用實踐之事，“遊于藝”者，此之謂也。
修德之先，必不可不先有完全之智識，苟無完全之智識，則不知其德為何物。
故于《陽貨》篇言六言六蔽：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 又《為政》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 即謂無智識則暗昧，而不能知完全之德。
然又恐惟于智識一面而不能言行一緻，于是複說以下各條： 《憲問》：“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 又：“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 《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 《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笃志，[問切]（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 此一切所言，皆謂德行為本；智識不足知之。
再進一步，則如： 《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 知道德者不及好道德者，好道德者又不及樂道德者，是為形容入道德之深。
要之，欲養德必就聖賢之書學之，先得道德的智識，以陶冶性情，使成強健之意志，更于行為上反複習練之，遂為自我之品性。
是為孔子教學之要領也。
第二節政事家 能修得以上一切完全之德，即所謂仁者，亦可以之治平天下國家，是為孔子之第二目的。
至此，道德與政治遂合，而非完全之道德家矣。
既可以之治國家，故君主必應具此德。
故——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 又《論語·憲問》曰：“修己以安百姓。
” 《[季氏]（顔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 《為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 謂政事家必具完全之德，以行道德的政治。
然在治國，則一切當遵先王之制度、禮樂刑政等，次所記者是也。
第五章政治 第一節道德的政治先王之道禮樂刑政 孔子之倫理說，前章既已論之，今當論其政治說。
惟孔子之政治，本為道德政治，故惟評其梗概。
孔子者，君主封建制之政治家，欲祖述堯舜、夏殷周三代先王之道，由斯道而治天下。
故言君主有大威德統禦諸侯，亦能治其民服從其君主。
是則承認君權之無上，而以道德一貫上下之間者也。
故于—— 《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顔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前者專制主義也；後者以人道一貫上下者也。
孔子參酌堯舜三代制度而取舍之，欲施完全之封建政治。
故答顔淵問為邦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按，《衛靈公》） 是謂用夏之曆法，從殷之質素之道，行周之華美之禮制，去淫聲，遠惡人，奏舜之音樂：是蓋欲采堯舜三代政之所長，而折衷之者也。
故知孔子者，雖崇拜其理想中之人物如堯舜者，然實則不過陽崇拜之耳。
又孔子之理想在周，故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按，《八佾》）又曰：“[予]（吾）不複夢見周公。
”（按，《述而》）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按，《陽貨》）蓋孔子之政治思想純在周代，不難想像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為孔子治人之具。
禮樂用以陶冶人心，而政刑則以法制禁令刑罰治民。
前者為道德，在修人心；後者為政法，在律人身。
雖此二者相合，然後成為政治，但其所最重者，則在禮樂。
故于—— 《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 《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錯）手足。
” 蓋以道德為先務，而刑罰惟治不從之具耳。
《裡仁》：“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 此外答子貢之問，有去“兵”去“食”猶取“信”之言，又“舉直[措]（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按，《顔淵》）等語，欲一切皆從道德以完成己之人格，又舉賢才以治國安天下也。
概而言之，則孔子政治思想，一遵先王之道，為君主封建專制主義，專尚保守，又恐君悖理暴行，緻民心離叛，因複以道德貫通上下以規律之。
因此德與政遂相混同。
又孔子最慕盛周時之文華，故一切典章制度，皆以周公遺法為則，參夏殷二代之制，去其不善者。
在今日觀之，雖無精論之價值，然在當時則為最完全之政治，是實由于時代之進化使然。
故若以今評古，無異于未來之評今也。
要之，孔子之說，其可取者，不在其政治上，而在其道德上。
孔子之道德，能經二千餘年管理東方大半之人心者，實其道德之嚴正，且能實踐故也。
第三編結論 吾人于前數章既論述孔子之倫理說，今當綜合其要領而以終此篇。
孔子于研究《易》哲學時，因陰陽二氣之于時間上變化繼起，遂知左右現象界之自然的理法，于是遂悟天道為生生的，為宇宙之根本原理，而說其理想上之天。
故天自“理”之一面觀之，乃無意識的理法之活動；自“情”之一面觀之，則有意志而管轄一切萬有者也。
夫子實混此兩方面而言之。
故于知識上言之，則現象界有因果律以規定一切，是為自然之理法。
又宇宙之根原雖為天道，然人間之意志亦不能完全自由。
故自感情上言之，則所謂[王]（天）者不過一種之命法。
然苟遵道而行，而為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則于道德自身中有一種之快樂。
故當順道理，盡人力，若不可能，則安其分。
是以知孔子非自由意志論者，又非執極端之宿命說者，而為執其中庸之有命說，所謂任天主義是也。
孔子“天”之觀念如此。
又主能（按，此字衍）人間理性之為先天的物，即自客觀上觀之則為天道，而自主觀上言之，則吾理性也。
自緻知格物而窮物理，廣修自己心以去私欲，而逍遙于無我、自然、絕對、無差别之理想界，是為其天人合一之觀念，即絕對的仁是也。
是實為孔子倫理說之淵源。
欲達此境，必積長年月之修養，非有大理會力與大德行者不能達也。
故不詳言此高遠之學理，而但說人人所能行之實踐道德也。
孔子從“天”之觀念演繹而得“仁”，其發現于社會的為忠恕。
一貫普遍之仁，其内容有義禮[孝智]（智孝）弟忠信等，又知仁勇等狹義之仁，亦為此一部分。
普遍之仁，為包括一切諸德之全稱抽象的大概念也。
故此德雖不變，至其内容則因時與地與人而異其德，是亦為孔子明進化之理，故不與“仁”以一定之定義之證，亦為孔子說法之機變巧妙之處也。
孔子以達其大理想之仁，即“止于至善”為目的，然而不能人人達之，故先說達之之法，即直覺、中庸、克己、忠恕等是也。
直覺說乃（不）據理性而判斷者，然孔子具之。
中庸說則以情為本，以理調和之，養成無過不及之中庸的良心。
其表出于社會也，則為禮，一切行動雲為皆以是為标準。
畢竟所謂中行、中庸者皆謂知行之融和也。
又說[自]（因）時地與人，而道德有權變，故不能于數量上論斷之。
夫子之溫和渾厚，而其行無不中節，職由斯說。
克己說為克私欲以複禮，而至于仁之勵精嚴肅主義。
忠恕說則由博愛及同情以達普遍之仁者也。
是社會的仁而包括一切諸[說]（德）者也，此絕對的之[觀]（仁）之德。
而特别之仁，則為知、勇、克己、中庸、敏、儉等。
對于家族，則為孝弟、慈嚴、夫婦之禮、兄姊之友愛等。
對于社會國家，則為禮、義、忠、信、直、寬、惠、溫、良、恭、讓等。
禮義亦通于家族，為此數者中最大者。
又此中最重者，為關于家族、君臣、朋友之德，換言之，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而孝弟又為是一切之根本。
對自己之德與對他人之德，相關而并行之。
是即孔子之形而上學與倫理說之大要也。
孔子教育之目的有二：一，鍛煉道德的意志，以完全人格，即道德當一以身體之。
[道]（一），又當為有為之政治家，出而治平國家。
故一以道（德）為目的，一以政治為目的。
孔子之觀此二者，毫無差異。
故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
”（按，《泰伯》）其教授法因人材之高下以為問答，使以自己之力勉學，是即開發教授也。
而其教育之宗旨，德育最重，知育不過供給成德之智識。
至于體育，則使弟子學習射禦各科是也。
政治，在參酌先王之制度，以禮樂治天下，是為德教政治。
政與刑則所以處治破壞德育者。
政體，為君主封建制。
君主獨有大權，然須備至仁之德以統禦一切，舉賢能而使當治國之任，以禮保持社會國家之秩序。
臣當守義，服事于君。
在家，則為父子、夫婦、兄弟；在社會，則為朋友：皆當修德。
自家族以及天下，此所謂德教政治也。
孔子之人生觀，在明道理、盡吾力，而躬踐道德，至其終極，則以信天命為安心之地，故超然不為生死窮達富貴利害得喪所羁束。
是主義雖甚高潔，然一不慎，則流于保守、退步、極端之宿命說，此則于今日進化之理法上決不能許者也。
東方倫理之缺點，在詳言卑對于尊之道，而不詳言尊對于卑之道，以是足知家長制度之嚴峻專制，而其抑制女子則尤甚。
故女子之德多有壓制過酷者。
此實由于男尊女卑，封建專制之習慣使然也，而今日不得不改正之也。
以上全論述孔子之學說，今當就孔子人物一言以結之。
吾人所最驚歎者，則為孔子感化之力偉大，及其說法之巧妙也。
蓋夫子之德，圓滿無缺。
其言為春風和氣，藹然可親，故雖疏野傲慢之人，亦無不被其感化，而化為沈著溫厚者，如子路是也。
孔子人物之偉大，道德之完全，雖更無待細說，然孔子又忠實之尊王、愛國、慷慨家也。
孔子見周末封建政體之敗壞紊亂，諸侯之僭亂悖逆，蔑視君上，殺伐攻略無有甯日，乃與其徒遊說四方，期再興王室，一複西周之盛。
故孔子政治的思想常在周公，故曰：“我不複夢見周公。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等語。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按，《季氏》）其忠憤熱誠溢于言表。
惟以時運衰頹，究非人力所及，故雖大聖如孔子，亦終不能達其意，終身流離困厄，備嘗艱苦，不能行其德。
故其激越之言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按，《公冶長》）又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按，《述而》） 嗚呼！是何等悲壯感憤乎！天何以不眷此大聖人？何故不用大聖人以整理國家？天乎！人乎！吾人不得不怪人間之命運果無定也。
嗟時代之衰微，歎人心之腐敗，亂臣賊子橫行于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于是既不能以個人之力挽回天運，退而作《春秋》，大義炳耀，使千秋萬歲亂臣賊子肝膽俱寒。
又為學不厭，教人不倦，諄諄熏陶子弟，悠然有餘裕。
信命而任天，故不怨天，不尤人，以終其天年。
故孟轲贊夫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按，此字衍）夫子！”（按，《孟子·公孫醜》）非溢美之言也。
*** [1]本篇刊于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教育世界》161—165号。
恭恭，恭敬也。
禮義之根本，敬為其主，恭表出之故也。
得恭則不侮，是為人人交際上不可少之德。
讓讓，謙遜也，亦與恭敬等同為交際上之美德。
蓋禮與義，家族社會國家共之。
忠信寬惠，社會國家共之。
獨直溫良恭讓，但為社會的德耳。
以上諸德，均為仁之差别的内容，總括之即為普遍之仁。
此外于女子之德，則言貞操從順等。
德雖因時代政體與國民等而生差異，然而以上諸德，則為東洋之特德，至今日猶用之。
于今日若自社會國家上論之，則道德的德為公共心、慈善心、愛國心等。
對于自己，則為自重、熱心、潔白、清潔、活潑、順序等。
見于知力上，為精密、熟慮、慎重、智慧等。
于家族，為尊對卑之慈愛親切等。
于婦德，為慈愛、貞淑、端正、柔和、公平等諸德。
第四章教育 第一節人格之完成德之修養 孔子教育之目的，可從二方面觀察之：一、修己之德以鍛成意志，而為完全之人物，以達高尚之仁；一、鍛煉意志修德而治平天下。
故前為純粹之道德家，後為道德的政事家。
以修身為第一義，治人為第二義。
故——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
” 緻知格物說于前至善之章已論之，今惟論孔子之如何完成人格，如何修養德性于下。
孔子之主眼在德行，即德育是也。
故所言之學問，即知育，不過修先王之道而修德耳。
故既知之，則當行之，陽明所謂之知行一緻是也。
孔子自身，以絕對之智力而理會天道。
其教育法則，能為實踐的，自近而遠，自卑而高。
先教弟子以日常起居、飲食、灑掃、應對等，漸進而教之修心。
其所教之書，即《詩》、《書》、《禮》；其所教之藝，則文行忠信，禮樂射禦書數等六藝。
射禦，體育也。
弟子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德行：顔淵、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遊、子夏。
”（按，《先進》）其他曾參、有若、子張等，一時人材郁然。
其教授法各應其力，因其人之高下而為多方面的。
凡問答，使弟子各以己力發明之，勉學之。
故孔子之教授法，可名之為開發心性之法也。
故—— 《述而》曰：“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 德不可得而學。
故學問不過欲得智識耳，從此智識以陶冶吾之情與意，始能得善良之品性，即德是也。
孔子欲完成人格以使之有德，故于欲知情意融和之前，先涵養美情，漸與知情合而鍛煉意志，以造作品性。
于是始知所立，和氣藹然，其樂無極，是即達仁之理想，而人格完成矣。
故—— 《泰伯》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 詩，動美感的；禮，知的又意志的；樂，則所以融和此二者。
苟今若無禮以為節制，一任情之放任，則縱有美感，亦往往動搖，逸于法度之外。
然若惟泥于禮，則失之嚴重而不适于用。
故調和此二者，則在于乎。
既鍛成圓滿之人物後，無論在朝在野，其行動雲為，皆無窒礙，且可為學問之法。
《述而》曰：“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
” 是謂先立志講道，習練之而得于心，愈修養而至于仁。
仁，完全之德也。
既得此德後，更從容習禮樂射禦書數等日用實踐之事，“遊于藝”者，此之謂也。
修德之先，必不可不先有完全之智識，苟無完全之智識，則不知其德為何物。
故于《陽貨》篇言六言六蔽：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 又《為政》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 即謂無智識則暗昧，而不能知完全之德。
然又恐惟于智識一面而不能言行一緻，于是複說以下各條： 《憲問》：“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 又：“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 《雍也》：“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
” 《子張》：“子夏曰：博學而笃志，[問切]（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 此一切所言，皆謂德行為本；智識不足知之。
再進一步，則如： 《雍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 知道德者不及好道德者，好道德者又不及樂道德者，是為形容入道德之深。
要之，欲養德必就聖賢之書學之，先得道德的智識，以陶冶性情，使成強健之意志，更于行為上反複習練之，遂為自我之品性。
是為孔子教學之要領也。
第二節政事家 能修得以上一切完全之德，即所謂仁者，亦可以之治平天下國家，是為孔子之第二目的。
至此，道德與政治遂合，而非完全之道德家矣。
既可以之治國家，故君主必應具此德。
故—— 《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 又《論語·憲問》曰：“修己以安百姓。
” 《[季氏]（顔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 《為政》：“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 謂政事家必具完全之德，以行道德的政治。
然在治國，則一切當遵先王之制度、禮樂刑政等，次所記者是也。
第五章政治 第一節道德的政治先王之道禮樂刑政 孔子之倫理說，前章既已論之，今當論其政治說。
惟孔子之政治，本為道德政治，故惟評其梗概。
孔子者，君主封建制之政治家，欲祖述堯舜、夏殷周三代先王之道，由斯道而治天下。
故言君主有大威德統禦諸侯，亦能治其民服從其君主。
是則承認君權之無上，而以道德一貫上下之間者也。
故于—— 《泰伯》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 《顔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前者專制主義也；後者以人道一貫上下者也。
孔子參酌堯舜三代制度而取舍之，欲施完全之封建政治。
故答顔淵問為邦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
鄭聲淫，佞人殆。
（按，《衛靈公》） 是謂用夏之曆法，從殷之質素之道，行周之華美之禮制，去淫聲，遠惡人，奏舜之音樂：是蓋欲采堯舜三代政之所長，而折衷之者也。
故知孔子者，雖崇拜其理想中之人物如堯舜者，然實則不過陽崇拜之耳。
又孔子之理想在周，故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按，《八佾》）又曰：“[予]（吾）不複夢見周公。
”（按，《述而》）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按，《陽貨》）蓋孔子之政治思想純在周代，不難想像也。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是為孔子治人之具。
禮樂用以陶冶人心，而政刑則以法制禁令刑罰治民。
前者為道德，在修人心；後者為政法，在律人身。
雖此二者相合，然後成為政治，但其所最重者，則在禮樂。
故于—— 《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 《子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錯）手足。
” 蓋以道德為先務，而刑罰惟治不從之具耳。
《裡仁》：“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路》：“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 此外答子貢之問，有去“兵”去“食”猶取“信”之言，又“舉直[措]（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按，《顔淵》）等語，欲一切皆從道德以完成己之人格，又舉賢才以治國安天下也。
概而言之，則孔子政治思想，一遵先王之道，為君主封建專制主義，專尚保守，又恐君悖理暴行，緻民心離叛，因複以道德貫通上下以規律之。
因此德與政遂相混同。
又孔子最慕盛周時之文華，故一切典章制度，皆以周公遺法為則，參夏殷二代之制，去其不善者。
在今日觀之，雖無精論之價值，然在當時則為最完全之政治，是實由于時代之進化使然。
故若以今評古，無異于未來之評今也。
要之，孔子之說，其可取者，不在其政治上，而在其道德上。
孔子之道德，能經二千餘年管理東方大半之人心者，實其道德之嚴正，且能實踐故也。
第三編結論 吾人于前數章既論述孔子之倫理說，今當綜合其要領而以終此篇。
孔子于研究《易》哲學時，因陰陽二氣之于時間上變化繼起，遂知左右現象界之自然的理法，于是遂悟天道為生生的，為宇宙之根本原理，而說其理想上之天。
故天自“理”之一面觀之，乃無意識的理法之活動；自“情”之一面觀之，則有意志而管轄一切萬有者也。
夫子實混此兩方面而言之。
故于知識上言之，則現象界有因果律以規定一切，是為自然之理法。
又宇宙之根原雖為天道，然人間之意志亦不能完全自由。
故自感情上言之，則所謂[王]（天）者不過一種之命法。
然苟遵道而行，而為所當為，不為其所不當為，則于道德自身中有一種之快樂。
故當順道理，盡人力，若不可能，則安其分。
是以知孔子非自由意志論者，又非執極端之宿命說者，而為執其中庸之有命說，所謂任天主義是也。
孔子“天”之觀念如此。
又主能（按，此字衍）人間理性之為先天的物，即自客觀上觀之則為天道，而自主觀上言之，則吾理性也。
自緻知格物而窮物理，廣修自己心以去私欲，而逍遙于無我、自然、絕對、無差别之理想界，是為其天人合一之觀念，即絕對的仁是也。
是實為孔子倫理說之淵源。
欲達此境，必積長年月之修養，非有大理會力與大德行者不能達也。
故不詳言此高遠之學理，而但說人人所能行之實踐道德也。
孔子從“天”之觀念演繹而得“仁”，其發現于社會的為忠恕。
一貫普遍之仁，其内容有義禮[孝智]（智孝）弟忠信等，又知仁勇等狹義之仁，亦為此一部分。
普遍之仁，為包括一切諸德之全稱抽象的大概念也。
故此德雖不變，至其内容則因時與地與人而異其德，是亦為孔子明進化之理，故不與“仁”以一定之定義之證，亦為孔子說法之機變巧妙之處也。
孔子以達其大理想之仁，即“止于至善”為目的，然而不能人人達之，故先說達之之法，即直覺、中庸、克己、忠恕等是也。
直覺說乃（不）據理性而判斷者，然孔子具之。
中庸說則以情為本，以理調和之，養成無過不及之中庸的良心。
其表出于社會也，則為禮，一切行動雲為皆以是為标準。
畢竟所謂中行、中庸者皆謂知行之融和也。
又說[自]（因）時地與人，而道德有權變，故不能于數量上論斷之。
夫子之溫和渾厚，而其行無不中節，職由斯說。
克己說為克私欲以複禮，而至于仁之勵精嚴肅主義。
忠恕說則由博愛及同情以達普遍之仁者也。
是社會的仁而包括一切諸[說]（德）者也，此絕對的之[觀]（仁）之德。
而特别之仁，則為知、勇、克己、中庸、敏、儉等。
對于家族，則為孝弟、慈嚴、夫婦之禮、兄姊之友愛等。
對于社會國家，則為禮、義、忠、信、直、寬、惠、溫、良、恭、讓等。
禮義亦通于家族，為此數者中最大者。
又此中最重者，為關于家族、君臣、朋友之德，換言之，即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而孝弟又為是一切之根本。
對自己之德與對他人之德，相關而并行之。
是即孔子之形而上學與倫理說之大要也。
孔子教育之目的有二：一，鍛煉道德的意志，以完全人格，即道德當一以身體之。
[道]（一），又當為有為之政治家，出而治平國家。
故一以道（德）為目的，一以政治為目的。
孔子之觀此二者，毫無差異。
故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隐。
”（按，《泰伯》）其教授法因人材之高下以為問答，使以自己之力勉學，是即開發教授也。
而其教育之宗旨，德育最重，知育不過供給成德之智識。
至于體育，則使弟子學習射禦各科是也。
政治，在參酌先王之制度，以禮樂治天下，是為德教政治。
政與刑則所以處治破壞德育者。
政體，為君主封建制。
君主獨有大權，然須備至仁之德以統禦一切，舉賢能而使當治國之任，以禮保持社會國家之秩序。
臣當守義，服事于君。
在家，則為父子、夫婦、兄弟；在社會，則為朋友：皆當修德。
自家族以及天下，此所謂德教政治也。
孔子之人生觀，在明道理、盡吾力，而躬踐道德，至其終極，則以信天命為安心之地，故超然不為生死窮達富貴利害得喪所羁束。
是主義雖甚高潔，然一不慎，則流于保守、退步、極端之宿命說，此則于今日進化之理法上決不能許者也。
東方倫理之缺點，在詳言卑對于尊之道，而不詳言尊對于卑之道，以是足知家長制度之嚴峻專制，而其抑制女子則尤甚。
故女子之德多有壓制過酷者。
此實由于男尊女卑，封建專制之習慣使然也，而今日不得不改正之也。
以上全論述孔子之學說，今當就孔子人物一言以結之。
吾人所最驚歎者，則為孔子感化之力偉大，及其說法之巧妙也。
蓋夫子之德，圓滿無缺。
其言為春風和氣，藹然可親，故雖疏野傲慢之人，亦無不被其感化，而化為沈著溫厚者，如子路是也。
孔子人物之偉大，道德之完全，雖更無待細說，然孔子又忠實之尊王、愛國、慷慨家也。
孔子見周末封建政體之敗壞紊亂，諸侯之僭亂悖逆，蔑視君上，殺伐攻略無有甯日，乃與其徒遊說四方，期再興王室，一複西周之盛。
故孔子政治的思想常在周公，故曰：“我不複夢見周公。
”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等語。
又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按，《季氏》）其忠憤熱誠溢于言表。
惟以時運衰頹，究非人力所及，故雖大聖如孔子，亦終不能達其意，終身流離困厄，備嘗艱苦，不能行其德。
故其激越之言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按，《公冶長》）又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将至？”（按，《述而》） 嗚呼！是何等悲壯感憤乎！天何以不眷此大聖人？何故不用大聖人以整理國家？天乎！人乎！吾人不得不怪人間之命運果無定也。
嗟時代之衰微，歎人心之腐敗，亂臣賊子橫行于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于是既不能以個人之力挽回天運，退而作《春秋》，大義炳耀，使千秋萬歲亂臣賊子肝膽俱寒。
又為學不厭，教人不倦，諄諄熏陶子弟，悠然有餘裕。
信命而任天，故不怨天，不尤人，以終其天年。
故孟轲贊夫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按，此字衍）夫子！”（按，《孟子·公孫醜》）非溢美之言也。
*** [1]本篇刊于1907年11月至1908年1月《教育世界》161—16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