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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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裡，不千裡，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裡，不百裡，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裡也。
地非不足，而儉于百裡。
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裡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裡。
今魯方百裡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于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所謂不教民者，不教之以三綱五典之義，而驅于戰争，用之以無道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在當時可謂隽功矣。
然其為徇利忘義以殘民，則一耳。
故孟子以為不可，而慎子莫之識，則又明以告之。
夫王者制國，諸侯各受分地，不得相逾越也。
周公、太公可謂勳德之盛矣，而封國亦不過百裡，制則然也。
戰國之時，互相陵奪，魯之地至于方百裡者五，是肆貪欲而隳王度。
使明王作興，其厘而正之必矣。
取彼與此，使無傷害，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于殘殺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當道，謂志于仁也。
志于仁者，存不忍人之心也。
存不忍人之心，則其忍為當時諸侯之所為乎？然而引君以當道，古之人所以盡其心于事君之際者，其志蓋深矣。
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明義理以緻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者，其引之以當道之方欤？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于我也。
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但為之為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
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為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
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
由是道而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
故必以不由其道為先。
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
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
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
富國強兵之說，至于秦可謂獲其利矣。
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内離，豈複為秦之臣也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甯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币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 先王什一之法，蓋天理之安，人情之至，所以為萬世亡弊者也。
夫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君子勞心以治其民，而野人勞力以共其公上，是理之當然也。
然取之過于多，則是厲民以自養，民日有不贍之憂，而疾惡怨畔之心所從生，固不可也。
若取之過于寡，則夫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所須，諸侯币帛饔飧之所出，百官有司之所仰給，凡所以為國者，何自而資？是則禮樂盡廢，上下混殽，而亦亂之道矣。
故先王于此，本天理，酌人情而為之中制，定之以什一，使民養公田以共其上。
故上有以為國，而下有以為養，取與有序，文質适宜，君子野人之分明，而三綱五常之教興，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過乎此與不及乎此，則皆私意之所為而已，其有不弊者乎？故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以「萬室之邑一人陶」為喻，而以為貉之道也。
貉之所可以然者，以其夷狄之國，凡為國者之所當有，皆蕩然無之，故二十取一而足則可，豈中國而可效貉之為乎？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之常，君子之道也。
今欲為貉之為，則其勢必至于去人倫、無君子而後可，是以夏而變于夷也，豈不悖哉？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夫堯舜之道，非堯舜之所自為也，天之理而已。
有所重輕乎其間，則私意之所加矣。
其曰大貉小貉，大桀小桀，猶言是亦貉與桀而已矣。
嗚呼！後之為治者，察乎重輕之弊，而稽古法制，庶乎得中道而止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
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事事物物皆有其道，是天之所為也。
循其道，則各止其所，而無不治者。
一以私意加之，則始紛然而亂矣。
夫順下者，水之道也。
禹之治水，未嘗用己私智也，因水之所以為水者耳。
故以四海為壑，順其性而納之。
今白圭欲免其國之害，而以鄰國為壑，天理私意之廣狹如此。
水而逆行，則為人害。
仁人之所惡者，以其不順理而為害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經書皆以亮訓信，然信可包亮，亮有執持之意。
夫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微而至于灑埽、應對、獻酬、交際之末，苟不惟亮之執，則終日冥行，無非妄而已矣。
故言而不亮，則為妄言；行而不亮，則為妄行。
亮則有是事，有是物；妄則無是事，無是物也。
然則君子其可斯須不執于此乎？執之為言，主守之意。
雖然，「亮」與「諒」同，而孔子謂「君子貞而不諒」，何也？孔子之言「貞」，諒在其中者也。
對貞而言，則其專于諒者，未必貞也。
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
孟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者是已。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醜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智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曰：「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将輕千裡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将曰：????，予既已知之矣。
????之聲音顔色，距人于千裡之外。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讒谄面谀之人至矣。
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喜不寐。
聖賢之心，其天地生物之心與？當時之人，惟知強者、有智慮者、多聞識者為可用，而孟子所取于樂正子，乃在于好善耳。
蓋孟子之論人，論其本；而當時之求才，求于末而已。
故曰「好善優于天下」，言其于天下亦優為之也。
好之為言，誠笃乎此也。
此非克其私者不能。
能克其私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
天下之善歸之，其于為天下也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
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其蔽孰甚焉？故無好善之誠心，則必????然以為己既知之。
人知其若是，則莫肯進，是其聲音顔色逆距人于千裡之外也。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惟讒谄面谀之人至。
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則志氣日以驕肆，禍至而不自知矣。
原其始，起于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
然則可不畏乎？使斯人而雖強也，有智慮也，多聞識也，而一己之智識，其與幾何？終亦必亡而已矣。
秦穆之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信斯言也。
然則亦異乎後世之論人才者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緻敬以有禮，言将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緻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君子之仕，以義之所存，而非為利祿也。
故其上者，則以行其言而就。
若言有弗行，則是乖吾所以就之之意矣。
禮貌雖存，亦何為乎？故去之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而迎之緻敬以有禮，以是心至，則烏得而不就？若禮貌衰，則是心怠矣，則烏可以不去？是二者，其始之就，亦固有淺深也。
其下則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君以賢者饑餓于土地為恥而周之，則亦可受。
其受也，免死而已。
若未至于此而受之，則非義矣。
雖然，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亦非有求于君也，君周我而受之耳。
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
舍是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
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
「管夷吾舉于士，士，獄官也。
管仲自魯囚執于士官，孫叔敖舉于海，百裡奚舉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
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天将以大任之于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其所遭若彼，而所成就若是，是乃天也。
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
以舜之生知，非有待于處憂患以成其德也。
舉舜之起于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耳。
若在他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雲是已。
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
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
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禀日化，而天性可複。
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将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
「困于心」，謂有所撄拂于心。
「衡于慮」，謂有所郁塞于慮。
必如是而後有作。
作者，油然有所興起于中也。
征于色，發于聲，謂憂患憤悱，發見于聲色。
必如是而後喻。
喻者，言盎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
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
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蓋泰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于滅亡而不悟矣。
大抵治亂興亡，常分于敬肆之間。
使在内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
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
死，言死之道也，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乃家，兇于乃國者也。
然而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曆，則将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慎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
然則所謂死于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于安樂而自絕焉耳。
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于憂患。
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輕教人之道，不一而足。
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
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
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
又有以其信之未笃，則不留于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于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于孺悲。
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
蓋聖賢之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天之于物亦然。
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 孟子說卷六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厘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裡，不千裡，不足以待諸侯。
諸侯之地方百裡，不百裡，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于魯，為方百裡也。
地非不足，而儉于百裡。
太公之封于齊也，亦為方百裡也。
地非不足也，而儉于百裡。
今魯方百裡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于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所謂不教民者，不教之以三綱五典之義，而驅于戰争，用之以無道也。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在當時可謂隽功矣。
然其為徇利忘義以殘民，則一耳。
故孟子以為不可，而慎子莫之識，則又明以告之。
夫王者制國，諸侯各受分地，不得相逾越也。
周公、太公可謂勳德之盛矣，而封國亦不過百裡，制則然也。
戰國之時，互相陵奪，魯之地至于方百裡者五，是肆貪欲而隳王度。
使明王作興，其厘而正之必矣。
取彼與此，使無傷害，仁者猶且不為，以其非所當得故也，況于殘殺人民而求廣土地者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
當道，謂志于仁也。
志于仁者，存不忍人之心也。
存不忍人之心，則其忍為當時諸侯之所為乎？然而引君以當道，古之人所以盡其心于事君之際者，其志蓋深矣。
程子所謂「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維持之，明義理以緻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者，其引之以當道之方欤？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
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 此章大抵與前章意同。
戰國之臣所以事君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于我也。
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但為之為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
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良臣，豈不痛哉？孟子之言曰：「為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此聖賢拔本塞源之意。
今之道，功利之道也；今之俗，功利之俗也。
由是道而不變其俗，本源既差，縱使其間節目之善，亦終無以相遠也。
故必以不由其道為先。
不由其道，則由仁義之道矣。
由仁義之道，變而為仁義之俗，然後名正言順，而事可成也。
所謂不能一朝居者，功利既勝，人紀隳喪，雖得天下，何以維持主守之乎？故功愈就而害愈深，利愈大而禍愈速。
富國強兵之說，至于秦可謂獲其利矣。
然自始皇初并天下，固已在絕滅之中，人心内離，豈複為秦之臣也哉？孟子謂「雖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者，甯不信乎？知此義，而後可以謀人之國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
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币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 先王什一之法，蓋天理之安，人情之至，所以為萬世亡弊者也。
夫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君子勞心以治其民，而野人勞力以共其公上，是理之當然也。
然取之過于多，則是厲民以自養，民日有不贍之憂，而疾惡怨畔之心所從生，固不可也。
若取之過于寡，則夫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所須，諸侯币帛饔飧之所出，百官有司之所仰給，凡所以為國者，何自而資？是則禮樂盡廢，上下混殽，而亦亂之道矣。
故先王于此，本天理，酌人情而為之中制，定之以什一，使民養公田以共其上。
故上有以為國，而下有以為養，取與有序，文質适宜，君子野人之分明，而三綱五常之教興，此三代之所以治也。
過乎此與不及乎此，則皆私意之所為而已，其有不弊者乎？故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以「萬室之邑一人陶」為喻，而以為貉之道也。
貉之所可以然者，以其夷狄之國，凡為國者之所當有，皆蕩然無之，故二十取一而足則可，豈中國而可效貉之為乎？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其有人倫之常，君子之道也。
今欲為貉之為，則其勢必至于去人倫、無君子而後可，是以夏而變于夷也，豈不悖哉？又曰：「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夫堯舜之道，非堯舜之所自為也，天之理而已。
有所重輕乎其間，則私意之所加矣。
其曰大貉小貉，大桀小桀，猶言是亦貉與桀而已矣。
嗚呼！後之為治者，察乎重輕之弊，而稽古法制，庶乎得中道而止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
」孟子曰：「子過矣。
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
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
吾子過矣。
」事事物物皆有其道，是天之所為也。
循其道，則各止其所，而無不治者。
一以私意加之，則始紛然而亂矣。
夫順下者，水之道也。
禹之治水，未嘗用己私智也，因水之所以為水者耳。
故以四海為壑，順其性而納之。
今白圭欲免其國之害，而以鄰國為壑，天理私意之廣狹如此。
水而逆行，則為人害。
仁人之所惡者，以其不順理而為害故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經書皆以亮訓信，然信可包亮，亮有執持之意。
夫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微而至于灑埽、應對、獻酬、交際之末，苟不惟亮之執，則終日冥行，無非妄而已矣。
故言而不亮，則為妄言；行而不亮，則為妄行。
亮則有是事，有是物；妄則無是事，無是物也。
然則君子其可斯須不執于此乎？執之為言，主守之意。
雖然，「亮」與「諒」同，而孔子謂「君子貞而不諒」，何也？孔子之言「貞」，諒在其中者也。
對貞而言，則其專于諒者，未必貞也。
未必貞者，以己之私意為諒，而非諒之正也。
孟子之言「亮」，亮之正也，如孔子所謂友諒者是已。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醜曰：「樂正子強乎？」曰：「否。
」「有智慮乎？」曰：「否。
」「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曰：「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内皆将輕千裡而來告之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将曰：????，予既已知之矣。
????之聲音顔色，距人于千裡之外。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讒谄面谀之人至矣。
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而喜不寐。
聖賢之心，其天地生物之心與？當時之人，惟知強者、有智慮者、多聞識者為可用，而孟子所取于樂正子，乃在于好善耳。
蓋孟子之論人，論其本；而當時之求才，求于末而已。
故曰「好善優于天下」，言其于天下亦優為之也。
好之為言，誠笃乎此也。
此非克其私者不能。
能克其私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善。
天下之善歸之，其于為天下也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
苟自以為是，則專己而絕天下之公理，其蔽孰甚焉？故無好善之誠心，則必????然以為己既知之。
人知其若是，則莫肯進，是其聲音顔色逆距人于千裡之外也。
士止于千裡之外，則惟讒谄面谀之人至。
與讒谄面谀之人居，則志氣日以驕肆，禍至而不自知矣。
原其始，起于予既已知之之意萌于中而已。
然則可不畏乎？使斯人而雖強也，有智慮也，多聞識也，而一己之智識，其與幾何？終亦必亡而已矣。
秦穆之誓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
」信斯言也。
然則亦異乎後世之論人才者矣。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緻敬以有禮，言将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緻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君子之仕，以義之所存，而非為利祿也。
故其上者，則以行其言而就。
若言有弗行，則是乖吾所以就之之意矣。
禮貌雖存，亦何為乎？故去之也。
其次，雖未行其言，而迎之緻敬以有禮，以是心至，則烏得而不就？若禮貌衰，則是心怠矣，則烏可以不去？是二者，其始之就，亦固有淺深也。
其下則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而君以賢者饑餓于土地為恥而周之，則亦可受。
其受也，免死而已。
若未至于此而受之，則非義矣。
雖然，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亦非有求于君也，君周我而受之耳。
此三者，足以盡君子去就之分。
舍是三者，則皆為以利動，而非義之所存矣。
孟子曰：舜發于畎畝之中，傅說舉于版築之間，膠鬲舉于魚鹽之中，管夷吾舉于士。
「管夷吾舉于士，士，獄官也。
管仲自魯囚執于士官，孫叔敖舉于海，百裡奚舉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過，然後能改。
困于心，衡于慮，而後作；征于色，發于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也。
天将以大任之于後，而憂患先之，以成其德，此豈人之所為哉？所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其所遭若彼，而所成就若是，是乃天也。
此六人者，雖有聖賢淺深之異，然始焉經履之艱，而卒焉能勝其任，則一也。
以舜之生知，非有待于處憂患以成其德也。
舉舜之起于畎畝，以見聖人亦由側微而興耳。
若在他人，因憂患以成德，則如下所雲是已。
夫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欲為，是使之動心忍性而已。
動心，言其心有所感動也；忍性，言忍其性之偏也。
動心則善端日萌，而良心可存；忍性，則氣禀日化，而天性可複。
此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也。
「人恒過，然後能改」，言凡人常見其有過而後能改過，使其漠然不察其有過，則過将日深，何改之有？知用力則懼吾過之多，而改之惟恐不暇矣。
「困于心」，謂有所撄拂于心。
「衡于慮」，謂有所郁塞于慮。
必如是而後有作。
作者，油然有所興起于中也。
征于色，發于聲，謂憂患憤悱，發見于聲色。
必如是而後喻。
喻者，言盎然默識其理之所在也。
作也，喻也，身親乃能知之，非言語所可盡也。
則又推而言之，以謂為國者亦然。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
蓋泰然自以為是，自以為莫予毒，則驕怠日長，至于滅亡而不悟矣。
大抵治亂興亡，常分于敬肆之間。
使在内而每聞逆耳之規，在外而每有窺窬之患，則戒懼之心存，是心存，則國可為也。
然後知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
生，言生之道也，在身而身泰，施之天下國家，無往而不為福也。
死，言死之道也，天命絕于其躬，而敗于乃家，兇于乃國者也。
然而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而處安樂之地，無憂患之可曆，則将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思天命之無常，戒慎恐懼，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
然則所謂死于安樂者，非安樂之能死之也，以其溺于安樂而自絕焉耳。
故在君子，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亦未嘗不死于憂患。
所謂小人窮斯濫矣是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屑：與不屑就、不屑去之屑同訓輕教人之道，不一而足。
聖賢之教人，固不倦也，然有時而不輕其教誨者，非拒之也，是亦所以教誨之也。
然就不屑誨之中，亦有數端焉：或引而不發，而使之自喻；或懼其躐等，而告之有序。
聖賢之書，若是者多矣。
又有以其信之未笃，則不留于門，使自求之，如孟子之于曹交；以其行之未善，則拒而不見，而使之知之，如孔子之于孺悲。
凡此亦皆為不輕其教誨，而乃所以教誨之也。
蓋聖賢之動，無非教也，在學者領略之何如耳。
天之于物亦然。
傳曰：「天有四時，雨露雷風，無非教也。
」 孟子說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