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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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甚至于還想南面稱王，又何嘗是對？他的最有名的私淑弟子孟先生宣言“惟仁者宜在高位”，心目中完全沒有封建制度中的共主周天子，（所以有人嘲笑孟子，說：“而今尚有周天子，口口聲聲說王齊。
”）又何嘗是對？因為像胡博士所說的一樣，“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他既明斥貴族的躐等行為，自己一系更不應當有躐等的念頭和行動，否則不免厚于責人而薄于責己，簡直不成其為大聖人了。
我們根據以上的兩種理由，可以斷然宣布胡博士所主張的孔子“定名分”是“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為一種皮相之談。
（四）《哲學史》講孔子的學說篇幅最多，而毛病也真是不少；我們無睱一一提出來讨論與批評，今隻再将一個較重要之點略說幾句作為收束，孔子論學本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學包括遇事觀察，即物窮理，身體力行，學文讀書。
如《論語》所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都是指廣義的學，狹義的學專指學文讀書講，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好古敏以求之”，“博學于文”是。
胡博士在“一以貫之”一章竟說： “孔子的‘學’隻是讀書，隻是文字上傳過來的學問。
” 這種說法未免太小視了孔子，像他那樣“集大成”的人，或用胡博士自己的話來說，像他那樣“氣象闊大的人物”，何至于把個“學”專限在讀書上？我們從推理上也可以斷定他不緻于那樣淺薄無聊，何況還有上面所舉兩個“好學”及其他無數證據呢？梁啟超說，看見胡博士這段話，對于他的“武斷，真不能不吃一大驚”！這一大驚倒是應當的。
不過胡博士的武斷還不止此。
他于作出上項結論之後，并且公然宣布孔二先生的罪狀，說： “可惜他把‘學’字看作讀書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
” 孔子所謂“學”并不全是狹義的，我們已經說過了。
即再退一步，假定他所謂“學”“隻是讀書”，也不能把後來“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歸咎于他，因為他老先生所教的科目除“書”外，還有“禮樂射禦數”，故《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孔門有六藝，而後世隻取一藝——書——他對于此事應負責任麼？凡稍有常識的人總不能以此相诘責。
可是胡博士為實驗主義所蒙蔽，處處吹毛求疵地去“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以緻弄出這種笑話！我說他此書的根本缺點是在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這也是一個明證。
第十二，孔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代表已如上所述，孟子更是如此。
的确，書中擁護農業的話很多，如“不違農時”，“薄稅斂”，“民事不可緩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之類是。
但有人以為孟子明明代表一殷農民的利益，主張井田制，怎好說他是擁擠地主階級呢？其實所謂“五畝他宅”，“百畝之田”，隻是他一種溫情主義的口頭禅，和西洋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偶言替工人階級謀利益一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當時既有地主階級的存在，而他又力倡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 這就是承認一個統治階級和一個被統治階級的說法，在事實上，前者為地主，後者為農民，這還用得着懷疑嗎？ 可是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他所說的： “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 所謂“巨室”并不是朱熹所想象的“世臣大家”，隻是墨子所說的“大家”（參看《墨子·天志》上中兩篇），管子所說的“巨家”（參看《山國軌篇》），隻是大地主。
（同樣上面的“君子”和“勞心者”也不僅指正位的官吏，是包括整個統治的地主階級在内。
）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天下慕之”，就是卡爾所謂“支配一個時代的觀念常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觀念”。
這種巨室從孟子的時代起一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是中國的統治者，而曆朝的帝王就是他們的首領。
胡博士沒有看清這一點，遂于講孟子的政治哲學時說道： “孟子生在孔子之後一百多年，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過于君主；還要使百姓享受樂利。
” 這種說法是十分淺薄而錯誤的。
我們在反駁之前，要再進一步，問楊墨又是受了誰的影響？胡博士回答道： “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後來的結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
……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
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的為我主義。
……一種是極端的為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
……” 孔門的“‘孝’字”派這樣影響楊朱，楊朱又這樣影響孟子，互相交錯，煞是好看！不過我們要再問胡博士，“‘孝’字”派的家庭倫理為什麼不能直接影響孔門的其他各派，而另外激成楊朱的為我主義和墨子的兼愛主義？楊朱的為我主義和墨子的兼愛主義為什麼又不能繼續發展下去，而另外造成孟子的“民權”論與“樂利主義”？我想他對于這種兜圈子的頑意兒沒有法子能夠給予一種滿意的解答。
因為楊朱，墨子，孟子學說的動力本來不在這裡，如靠這一着去解釋，真有“此路不通”之歎！ 關于楊朱的為我主義的背景前面已經講過，關于墨子的兼愛主義的背景可待下面去講，我們現在專講孟子的。
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種話并不是受了什麼楊墨的影響，而是因為當時的地主階級已經壯大，内中有些且變成“巨室”可以和政府對抗，使為政者不敢得罪他們，——這種情形反映到孟子的心目中，他才有膽量說出一些重民輕君的話。
胡博士不知道從這種具體的事實中去找線索，專憑着唯心的實驗主義的方法，從楊墨方面打主意，殊不知這是很渺茫的事，即使屬實不虛，也當然是枝節的而非根本的了。
他又說，孔子的政治哲學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
“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
故孟子所說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這一類“‘衣帛食肉’的政治，簡直是媽媽的政治。
……後人不知道這個區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所以爸爸媽媽的分不清楚。
……”他自以為懂得這種區别，見識高人一等。
但孟子的嘴上為什麼挂着“‘衣帛食肉’的政治”，他就說不出來。
這也是要從事實中去找線索，不能專在想象上着眼的，就是，當時生産力的發展較春秋時又進一步，反映到孟子的腦袋中，才發生那樣虛懸一格的議論來。
第十三，胡博士所講的孟子性善論，留在荀子的批評中一起來估量，現在且先描寫荀子的階級性。
他和孟子一樣，明白主張要有一個統治階級和一個被統治階級，所以說：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窮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
故使或美或惡，（楊倞注；“美謂褒寵，惡為形戮”）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富國篇》。
） 至于這個統治階級，不用說，也是地主階級。
所以他在同篇
”）又何嘗是對？因為像胡博士所說的一樣，“孔子的人生哲學極注重行為的‘居心’和‘動機’”，他既明斥貴族的躐等行為，自己一系更不應當有躐等的念頭和行動，否則不免厚于責人而薄于責己，簡直不成其為大聖人了。
我們根據以上的兩種理由，可以斷然宣布胡博士所主張的孔子“定名分”是“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為一種皮相之談。
（四）《哲學史》講孔子的學說篇幅最多，而毛病也真是不少；我們無睱一一提出來讨論與批評，今隻再将一個較重要之點略說幾句作為收束，孔子論學本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學包括遇事觀察，即物窮理，身體力行，學文讀書。
如《論語》所謂：“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都是指廣義的學，狹義的學專指學文讀書講，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好古敏以求之”，“博學于文”是。
胡博士在“一以貫之”一章竟說： “孔子的‘學’隻是讀書，隻是文字上傳過來的學問。
” 這種說法未免太小視了孔子，像他那樣“集大成”的人，或用胡博士自己的話來說，像他那樣“氣象闊大的人物”，何至于把個“學”專限在讀書上？我們從推理上也可以斷定他不緻于那樣淺薄無聊，何況還有上面所舉兩個“好學”及其他無數證據呢？梁啟超說，看見胡博士這段話，對于他的“武斷，真不能不吃一大驚”！這一大驚倒是應當的。
不過胡博士的武斷還不止此。
他于作出上項結論之後，并且公然宣布孔二先生的罪狀，說： “可惜他把‘學’字看作讀書的學問，後來中國幾千年的教育，都受這種學說的影響，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這便是他的流弊了。
” 孔子所謂“學”并不全是狹義的，我們已經說過了。
即再退一步，假定他所謂“學”“隻是讀書”，也不能把後來“造成一國的‘書生’廢物”歸咎于他，因為他老先生所教的科目除“書”外，還有“禮樂射禦數”，故《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孔門有六藝，而後世隻取一藝——書——他對于此事應負責任麼？凡稍有常識的人總不能以此相诘責。
可是胡博士為實驗主義所蒙蔽，處處吹毛求疵地去“尋求各家學說的效果影響，再用這種種影響效果來批評各家學說的價值”，以緻弄出這種笑話！我說他此書的根本缺點是在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這也是一個明證。
第十二，孔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代表已如上所述，孟子更是如此。
的确，書中擁護農業的話很多，如“不違農時”，“薄稅斂”，“民事不可緩也”，“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之類是。
但有人以為孟子明明代表一殷農民的利益，主張井田制，怎好說他是擁擠地主階級呢？其實所謂“五畝他宅”，“百畝之田”，隻是他一種溫情主義的口頭禅，和西洋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偶言替工人階級謀利益一樣，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當時既有地主階級的存在，而他又力倡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 這就是承認一個統治階級和一個被統治階級的說法，在事實上，前者為地主，後者為農民，這還用得着懷疑嗎？ 可是除此以外，我們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就是他所說的： “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
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
” 所謂“巨室”并不是朱熹所想象的“世臣大家”，隻是墨子所說的“大家”（參看《墨子·天志》上中兩篇），管子所說的“巨家”（參看《山國軌篇》），隻是大地主。
（同樣上面的“君子”和“勞心者”也不僅指正位的官吏，是包括整個統治的地主階級在内。
）至于“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天下慕之”，就是卡爾所謂“支配一個時代的觀念常不過是統治階級的觀念”。
這種巨室從孟子的時代起一直到最近二十年前是中國的統治者，而曆朝的帝王就是他們的首領。
胡博士沒有看清這一點，遂于講孟子的政治哲學時說道： “孟子生在孔子之後一百多年，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故不但尊重個人，尊重百姓過于君主；還要使百姓享受樂利。
” 這種說法是十分淺薄而錯誤的。
我們在反駁之前，要再進一步，問楊墨又是受了誰的影響？胡博士回答道： “孔門有一派把一個‘孝’字看得太重了，後來的結果便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之中。
……這種家庭倫理的結果，自然生出兩種反動。
一種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如楊朱的為我主義。
……一種是極端的為人主義，如墨家的兼愛主義。
……” 孔門的“‘孝’字”派這樣影響楊朱，楊朱又這樣影響孟子，互相交錯，煞是好看！不過我們要再問胡博士，“‘孝’字”派的家庭倫理為什麼不能直接影響孔門的其他各派，而另外激成楊朱的為我主義和墨子的兼愛主義？楊朱的為我主義和墨子的兼愛主義為什麼又不能繼續發展下去，而另外造成孟子的“民權”論與“樂利主義”？我想他對于這種兜圈子的頑意兒沒有法子能夠給予一種滿意的解答。
因為楊朱，墨子，孟子學說的動力本來不在這裡，如靠這一着去解釋，真有“此路不通”之歎！ 關于楊朱的為我主義的背景前面已經講過，關于墨子的兼愛主義的背景可待下面去講，我們現在專講孟子的。
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種話并不是受了什麼楊墨的影響，而是因為當時的地主階級已經壯大，内中有些且變成“巨室”可以和政府對抗，使為政者不敢得罪他們，——這種情形反映到孟子的心目中，他才有膽量說出一些重民輕君的話。
胡博士不知道從這種具體的事實中去找線索，專憑着唯心的實驗主義的方法，從楊墨方面打主意，殊不知這是很渺茫的事，即使屬實不虛，也當然是枝節的而非根本的了。
他又說，孔子的政治哲學是“爸爸政策”，孟子的是“媽媽政策”。
“爸爸政策要人正經規矩，要人有道德；媽媽政策要人快活安樂，要人享受幸福”。
故孟子所說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這一類“‘衣帛食肉’的政治，簡直是媽媽的政治。
……後人不知道這個區别代表一百多年儒家政治學說的進化，所以爸爸媽媽的分不清楚。
……”他自以為懂得這種區别，見識高人一等。
但孟子的嘴上為什麼挂着“‘衣帛食肉’的政治”，他就說不出來。
這也是要從事實中去找線索，不能專在想象上着眼的，就是，當時生産力的發展較春秋時又進一步，反映到孟子的腦袋中，才發生那樣虛懸一格的議論來。
第十三，胡博士所講的孟子性善論，留在荀子的批評中一起來估量，現在且先描寫荀子的階級性。
他和孟子一樣，明白主張要有一個統治階級和一個被統治階級，所以說： “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争，争則亂，亂則窮矣？……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
……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
故使或美或惡，（楊倞注；“美謂褒寵，惡為形戮”）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富國篇》。
） 至于這個統治階級，不用說，也是地主階級。
所以他在同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