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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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将這一段話列在後面：
“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
（）” “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
（）” “服牛乘馬，引重緻遠，……蓋取諸随。
（）”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
（）”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蓋取諸睽。
（）”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 這一大段話的出發點是八卦。
從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遺，近來中國也有人覺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号。
”（見顧颉剛編著的《古史辯》中玄同的信。
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卷上，某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都有同樣的意見。
）我以為此說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聖人這一段話的第一節“近取諸身”四字是其實不虛的，至于”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取諸物”等等，原始人雖也辦得到，不免帶一點鋪張的色采。
然這一條至少可以表現八卦的起源本來是唯物的。
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贊，它竟由唯物而變唯心的了。
于是我們的初民從實際經驗中所發明的工具和所創造的事業，被他倒果為因，一起歸住“蓋取諸離，益，噬嗑，乾坤，渙，随，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幾個卦上，并一起歸在庖犧，神農，黃帝，堯，舜這幾個所謂聖人的身上。
像這樣的說法原不過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當，與上古實在的情形沒有什麼關系。
胡博士不明白這種情形，竟于解釋上述一大段話之後，說道： “以上所說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曆史的事實。
” 觀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認内中有幾件——不過不是“件件”——是“合着曆史的事實”。
現在如果請他具體地指出到底是那幾件，我想他沒有辦法做得到，否則就會跳出常識的範圍了。
著哲學史的人對于這種完全顯明的騙局不獨不予以指摘，并且還詳為解釋，還于模棱兩可的批評中代為加上一種保證，這是極不應該的。
（三）胡博士用一專章讨論《易》既是十分淺薄，而他用一專章讨論“正名主義”也是一丘之貉。
他說：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以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
” 以上所說的原是事實。
不過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錯了。
他說： “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
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
孔子眼見那紛争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
所以《論語》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抖的神氣！《論語》又說：“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
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祀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
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
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
當我們論孔子的階級性時，對于這一段話已經征引過幾句，并發了好些議論，現在仍然要從另一方面再說幾句，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值得反複讨論的。
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他老先生雖不限定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卻是眼光銳利，善觀時變。
《中庸》雖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他雖自稱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種制度。
顔淵問為邦，他答道： “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 又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衆。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
——雖違衆，吾從下。
” 可見他的心中自有主宰，不肯受古代文物制度的拘束。
要懂得這一點，才會看出他對于季氏僭用八佾，“氣得胡子發抖”，對于三家者以《雍》徹”，大肆譏評，《春秋》對于吳，楚，齊，晉，之君稱“子”稱“侯”，以及大書“天王狩于河陽”和“春王正月”，并不是因為他“回想那封建制度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便“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而是他看見當時的諸侯大夫互相侵伐僭竊，擾攘不甯，要借此裁制他們，确立一種中央集權的天子制，去适應他所代表的士和新興階級的利益。
（這種天子不限定就是周天子，隻要當時的諸侯能以“德”——不以力——服人，和湯武一樣，起來統一“天下”，他也是贊成的。
）我說這句話，絕不是随意推測，而是有真憑實據的。
今試分述如下： （1）梁啟超說得對，當封建時代，“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公羊傅》注文）。
各侯國所有行政機關大略與天子相同，所差者規模稍有廣狹耳。
天子不幹涉侯國内政，各侯國在方百裡或方數百裡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權。
”所以“封建制度最盛時代”的周天子也不過是在名義做一個共戴之主，并沒有孔子心目中的天子那樣的威權（胡博士對于我說的孔子主張中央集權的天子制一點，當然同意，因為他也有“重君權的儒家”的說法），故孔子的目的實不在恢複封建制度。
（2）封建制度最重閥閱，不得互相逾越。
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或庶人閥出身，并非貴族。
（《屍子·勸學篇》“子路，卡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颛孫師，驵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
”）就閥閱制講，他們應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張，始終安于士閥，不得有非分的希冀。
然在事實上，孔子對于“千乘之國，……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此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願為小相焉”的說法，不獨沒有貶詞，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
啊，不僅如此，孔子做過魯國的司空和司寇，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職居卿位，宰予仕齊，也是卿，他們師弟簡直闖入貴族閥了。
這是“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所許可的麼？所以如就他“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應當說閥閱）而論，“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吳，楚，齊，晉的僭号，晉文公的“叫來”周天子，固然是不對，但他們師弟日日打主意，想爬入并且實行爬入貴族
”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 “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蓋取諸益。
（）” “日中為市，緻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蓋取諸渙。
（）” “服牛乘馬，引重緻遠，……蓋取諸随。
（）”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蓋取諸小過。
（）”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蓋取諸睽。
（）”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
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蓋取諸大過。
（）”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 這一大段話的出發點是八卦。
從前日本的幸德秋水倡言基督教的十字架是男子生殖器崇拜的孑遺，近來中國也有人覺得“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号。
”（見顧颉剛編著的《古史辯》中玄同的信。
此外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卷上，某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都有同樣的意見。
）我以為此說是很有理由的，因此，孔聖人這一段話的第一節“近取諸身”四字是其實不虛的，至于”觀象于天，……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遠取諸物”等等，原始人雖也辦得到，不免帶一點鋪張的色采。
然這一條至少可以表現八卦的起源本來是唯物的。
不意被孔二先生一贊，它竟由唯物而變唯心的了。
于是我們的初民從實際經驗中所發明的工具和所創造的事業，被他倒果為因，一起歸住“蓋取諸離，益，噬嗑，乾坤，渙，随，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幾個卦上，并一起歸在庖犧，神農，黃帝，堯，舜這幾個所謂聖人的身上。
像這樣的說法原不過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勾當，與上古實在的情形沒有什麼關系。
胡博士不明白這種情形，竟于解釋上述一大段話之後，說道： “以上所說古代器物制度的原起未必件件都合着曆史的事實。
” 觀他的言外之意，是明明承認内中有幾件——不過不是“件件”——是“合着曆史的事實”。
現在如果請他具體地指出到底是那幾件，我想他沒有辦法做得到，否則就會跳出常識的範圍了。
著哲學史的人對于這種完全顯明的騙局不獨不予以指摘，并且還詳為解釋，還于模棱兩可的批評中代為加上一種保證，這是極不應該的。
（三）胡博士用一專章讨論《易》既是十分淺薄，而他用一專章讨論“正名主義”也是一丘之貉。
他說： “孔子當日眼見那些‘邪說暴行’，……以為天下的病根在于思想界沒有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他的中心問題隻是要建設一種公認的是非真僞的标準。
建設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
……一部《春秋》便是孔子實行正名的方法。
” 以上所說的原是事實。
不過他一提及孔子在《春秋》上正名的主旨就完全弄錯了。
他說： “那時的周天子久已不算什麼東西。
楚吳都已稱王，此外各國也多拓地滅國，各自稱雄。
孔子眼見那紛争無主的現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
所以《論語》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讀這兩句，可見他老人家氣得胡子發抖的神氣！《論語》又說：“三家者，以《雍》徹。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所以《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
踐土之會，明是晉文公祀周天子叫來，《春秋》卻說是“天王狩于河陽”。
周天子的号令，久不行了，《春秋》每年仍舊大書‘春王正月’。
這都是‘正名分’的微旨。
”。
當我們論孔子的階級性時，對于這一段話已經征引過幾句，并發了好些議論，現在仍然要從另一方面再說幾句，因為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值得反複讨論的。
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他老先生雖不限定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但卻是眼光銳利，善觀時變。
《中庸》雖稱“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他雖自稱為“信而好古”，但遇事自有斟酌，并不迷信古代的任何種制度。
顔淵問為邦，他答道： “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 又說： “麻冕，禮也；今也純，儉，衆。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秦也。
——雖違衆，吾從下。
” 可見他的心中自有主宰，不肯受古代文物制度的拘束。
要懂得這一點，才會看出他對于季氏僭用八佾，“氣得胡子發抖”，對于三家者以《雍》徹”，大肆譏評，《春秋》對于吳，楚，齊，晉，之君稱“子”稱“侯”，以及大書“天王狩于河陽”和“春王正月”，并不是因為他“回想那封建制度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真有去古日遠的感慨”，便“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而是他看見當時的諸侯大夫互相侵伐僭竊，擾攘不甯，要借此裁制他們，确立一種中央集權的天子制，去适應他所代表的士和新興階級的利益。
（這種天子不限定就是周天子，隻要當時的諸侯能以“德”——不以力——服人，和湯武一樣，起來統一“天下”，他也是贊成的。
）我說這句話，絕不是随意推測，而是有真憑實據的。
今試分述如下： （1）梁啟超說得對，當封建時代，“天子與諸侯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公羊傅》注文）。
各侯國所有行政機關大略與天子相同，所差者規模稍有廣狹耳。
天子不幹涉侯國内政，各侯國在方百裡或方數百裡内充分行使其自治權。
”所以“封建制度最盛時代”的周天子也不過是在名義做一個共戴之主，并沒有孔子心目中的天子那樣的威權（胡博士對于我說的孔子主張中央集權的天子制一點，當然同意，因為他也有“重君權的儒家”的說法），故孔子的目的實不在恢複封建制度。
（2）封建制度最重閥閱，不得互相逾越。
孔子及其弟子都是士閥或庶人閥出身，并非貴族。
（《屍子·勸學篇》“子路，卡之野人，子貢，衛之賈人，顔涿聚，盜也，颛孫師，驵也，孔子教之，皆為顯士。
”）就閥閱制講，他們應本“思不出其位”的主張，始終安于士閥，不得有非分的希冀。
然在事實上，孔子對于“千乘之國，……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此三年，可使足民”，以及赤也“願為小相焉”的說法，不獨沒有貶詞，自己且公然宣言“雍也可使南面”。
啊，不僅如此，孔子做過魯國的司空和司寇，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職居卿位，宰予仕齊，也是卿，他們師弟簡直闖入貴族閥了。
這是“那封建制度最盛時代井井有條的階級社會”所許可的麼？所以如就他“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應當說閥閱）而論，“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吳，楚，齊，晉的僭号，晉文公的“叫來”周天子，固然是不對，但他們師弟日日打主意，想爬入并且實行爬入貴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