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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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國十二，開地千裡。
” 這裡所謂“開”和“啟”并不是開荒，隻是将原來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許有非封建的地主雜在其中）剝奪過來。
這種土地總有一大部分是賜給戰士的，所以《詭使篇》又說： “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
” 《顯學篇》也說： “夫上所似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
” 《管子八觀篇》也給我們一個反證，就是：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 這寥寥的幾樁事已經充分告訴我們，封建地主是怎樣的崩潰，新興地主是怎樣的起源了。
（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間即已發生，《詩經》上的《秦風》，《權輿》,《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現得很清楚，這裡所說，當然是部分的，并非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崩潰和整個新興地主階級的起源都是如此。
）這一點值得我們絕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書而特書。
春秋戰國時的士多系新興的地主，既有證據，則代表士閥的孔子同時又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正和代表貴族的老子莊子等同時又代表封建地主階級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事。
孔二先生雖是手段高明，對于擁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沒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論語》仍留下不少的痕迹。
例如： “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 “子适衛，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 這裡所謂“使民以時”，就是不違農時，排斥聚斂，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進地主的财富。
因為這種重農的主張，其最大部分的利益當然是歸于地主而不歸于真正耕種土地的農民。
【注】所以孔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擁護者和代表，是毫無疑義了。
【附注】法國十八世紀的重農學派雖注意農民的利益，并認農民和漁業礦業者為唯一生産階級，卻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它的格言“農民貧則國貧；國貧則王貧。
”——“PoorPeasants，PoorKingdom；PoorKingdom，PoorKing”——和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富國篇》所謂“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完全是一樣的意思。
可見口頭上盡管說什麼農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實際上的着重點仍在地主階級，無中無外，正是一套把戲。
孔子既代表一個新興的地主階級，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個統一江山的天子君臨天下，作為這個階級的保護主，使不受向來一切封建主的剝削。
他替魯國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正是這個意思的表現。
因此他的政治哲學直截了當地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國與家直接聯系起來，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掃而空。
就是他晚年贊《周易》，也不過是本着唯心論，随自己的意思，極力稱頌庖犧，神農，黃帝，堯，舜這些大部落的首長（即所謂元後）為怎樣的大聖人，為怎樣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權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去适應這個新興階級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學說能支配中國至二千餘年之久，正因為這個長時期中的統治階級是地主階級；近十幾年來，他的學說完全失去向來的威權，正因為地主階級的勢力早已下降，喪失以前統治的地位，由新興的資産階級起而代之了。
關于孔子的階級性問題從來沒有人細心精密地分析過，以緻大家對于他的認識，都十分膚淺而模糊，絲毫不懂中國經濟發展的胡博士更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所講的孔子的學說是很淺薄而支離的。
今試略舉數點如下： （一）我們在上面已經隐約指出，孔子是已經具有一種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帝國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贊《周易》的，所以他的議論無不歸結于此，觀于寐秋《春秋》書“初稅畝”（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賦”（哀公十二年）以示譏，《易傳》稱遠古代的元後，即可以知道。
胡博士不懂得這一點，便反轉來說： “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經》。
” 于是特辟專章，大談“《易經》的哲學”，說全書有三個“基本觀念”： “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的變作繁赜的。
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制度都有一個極簡易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
人類的文明史隻是這些‘法象’實現為制度文物的曆史。
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兇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使人動作都有依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
” 他以為“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經》”而“《易經》的精華就是“（一）易，（二）象，（三）辭”，換句話說，“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辭。
”這種說法絲毫沒有發現孔子哲學的特點，因為所謂萬物變化由簡而繁，制度文物趨于意象，都是中國古代唯心哲學的通則，【注】至于“使人入動作都有依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的辭更是每個哲學家所不可少的工具。
試問他舉出這三種很普通的東西作為“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附注】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即萬物變化，由簡而繁的意思；又說“道之為物，惟憂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辭去說明孔子的哲學，或“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我們必須進一步問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樣的“正辭”或“正名”。
而不是别種樣式的“正辭”或“正名”。
要追問到這一點，才可以達到“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現他的哲學的特點。
舉個例來說，孔子何以恰恰要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
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他為什麼不像老子一樣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再舉個例來說，孔子何以恰恰要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為什麼不像芋尹無字一樣說：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們對于第一個例的答案是：孔子為新興的前資本主義時代地主階級的代表，富于朝氣，勇于進取，正在以造成本階級的統治地位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義的說法，絕不能和日趨崩潰的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老子一樣，說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絕棄的反動話。
對于第二個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組織上所要的，大的是國，小的是家，故隻簡簡單單講君臣父子之道，不複需要封建時代的十等了。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要講哲學，必須以階級為根據，否則無論自以為見解怎樣邁越前古，總是淺薄無聊的！（胡博士說：“《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做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
”又說：“古今說《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講越不通了。
”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為有獨到的見解！） （二）胡博士又很鄭重地介紹《系辭傳》的一大段，并加以詳細的解釋，我現在為便于批評起見，仍
” 這裡所謂“開”和“啟”并不是開荒，隻是将原來封建地主的土地（也許有非封建的地主雜在其中）剝奪過來。
這種土地總有一大部分是賜給戰士的，所以《詭使篇》又說： “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
” 《顯學篇》也說： “夫上所似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
” 《管子八觀篇》也給我們一個反證，就是： “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
” 這寥寥的幾樁事已經充分告訴我們，封建地主是怎樣的崩潰，新興地主是怎樣的起源了。
（此等事在孔子前二三百年間即已發生，《詩經》上的《秦風》，《權輿》,《小雅》，《正月》，《大雅》，《瞻卭》等篇表現得很清楚，這裡所說，當然是部分的，并非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崩潰和整個新興地主階級的起源都是如此。
）這一點值得我們絕大的注意，故不得不大書而特書。
春秋戰國時的士多系新興的地主，既有證據，則代表士閥的孔子同時又代表新興地主階級，正和代表貴族的老子莊子等同時又代表封建地主階級一樣，這是很自然的事。
孔二先生雖是手段高明，對于擁護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沒有露骨的表示，但全部《論語》仍留下不少的痕迹。
例如： “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 “子适衛，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 這裡所謂“使民以時”，就是不違農時，排斥聚斂，就是不要向地主苛索，“富之”，就是增進地主的财富。
因為這種重農的主張，其最大部分的利益當然是歸于地主而不歸于真正耕種土地的農民。
【注】所以孔子為新興的地主階級的擁護者和代表，是毫無疑義了。
【附注】法國十八世紀的重農學派雖注意農民的利益，并認農民和漁業礦業者為唯一生産階級，卻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它的格言“農民貧則國貧；國貧則王貧。
”——“PoorPeasants，PoorKingdom；PoorKingdom，PoorKing”——和有若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荀子·富國篇》所謂“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完全是一樣的意思。
可見口頭上盡管說什麼農民，人民，百姓，或下，而實際上的着重點仍在地主階級，無中無外，正是一套把戲。
孔子既代表一個新興的地主階級，所以他在政治上要求一個統一江山的天子君臨天下，作為這個階級的保護主，使不受向來一切封建主的剝削。
他替魯國作《春秋》的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說：“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正是這個意思的表現。
因此他的政治哲學直截了當地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國與家直接聯系起來，将封建制度中一切等差一掃而空。
就是他晚年贊《周易》，也不過是本着唯心論，随自己的意思，極力稱頌庖犧，神農，黃帝，堯，舜這些大部落的首長（即所謂元後）為怎樣的大聖人，為怎樣可崇拜的偶像，因以建立他的中央集權的天子制（“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去适應這個新興階級的利益。
所以孔子的學說能支配中國至二千餘年之久，正因為這個長時期中的統治階級是地主階級；近十幾年來，他的學說完全失去向來的威權，正因為地主階級的勢力早已下降，喪失以前統治的地位，由新興的資産階級起而代之了。
關于孔子的階級性問題從來沒有人細心精密地分析過，以緻大家對于他的認識，都十分膚淺而模糊，絲毫不懂中國經濟發展的胡博士更不會注意到這一點，因此他所講的孔子的學說是很淺薄而支離的。
今試略舉數點如下： （一）我們在上面已經隐約指出，孔子是已經具有一種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建立統一帝國的中心思想才去修《春秋》贊《周易》的，所以他的議論無不歸結于此，觀于寐秋《春秋》書“初稅畝”（宣公十五年）和“用田賦”（哀公十二年）以示譏，《易傳》稱遠古代的元後，即可以知道。
胡博士不懂得這一點，便反轉來說： “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經》。
” 于是特辟專章，大談“《易經》的哲學”，說全書有三個“基本觀念”： “第一，萬物的變動不窮，都是由簡易的變作繁赜的。
第二，人類社會的種種器物制度都有一個極簡易的原起，這個原起便是‘象’。
人類的文明史隻是這些‘法象’實現為制度文物的曆史。
第三，這種種‘意象’變動作用時，有種種吉兇悔吝的趨向，都可用‘辭’表示出來，使人動作都有依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
” 他以為“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都在一部《易經》”而“《易經》的精華就是“（一）易，（二）象，（三）辭”，換句話說，“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就是“（一）易，（二）象，（三）辭。
”這種說法絲毫沒有發現孔子哲學的特點，因為所謂萬物變化由簡而繁，制度文物趨于意象，都是中國古代唯心哲學的通則，【注】至于“使人入動作都有依法标準，使人明知利害，不敢為非”的辭更是每個哲學家所不可少的工具。
試問他舉出這三種很普通的東西作為“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到底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 【附注】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即萬物變化，由簡而繁的意思；又說“道之為物，惟憂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即制度文物起于意象的意思。
所以用易象辭去說明孔子的哲學，或“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是絕對不會成功的。
我們必須進一步問孔子何以恰恰是他那樣的“正辭”或“正名”。
而不是别種樣式的“正辭”或“正名”。
要追問到這一點，才可以達到“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才可以表現他的哲學的特點。
舉個例來說，孔子何以恰恰要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人。
何以聚人曰财。
理财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他為什麼不像老子一樣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刍狗？”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複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再舉個例來說，孔子何以恰恰要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他為什麼不像芋尹無字一樣說：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我們對于第一個例的答案是：孔子為新興的前資本主義時代地主階級的代表，富于朝氣，勇于進取，正在以造成本階級的統治地位為前提，故有生，位，人，财，義的說法，絕不能和日趨崩潰的封建地主階級的代表老子一樣，說出一些不仁，刍狗和絕棄的反動話。
對于第二個例的答案是：他在政治組織上所要的，大的是國，小的是家，故隻簡簡單單講君臣父子之道，不複需要封建時代的十等了。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要講哲學，必須以階級為根據，否則無論自以為見解怎樣邁越前古，總是淺薄無聊的！（胡博士說：“《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做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
”又說：“古今說《易》的人不懂此理〔指象〕……，所以越講越不通了。
”他的言外之意，是自以為有獨到的見解！） （二）胡博士又很鄭重地介紹《系辭傳》的一大段，并加以詳細的解釋，我現在為便于批評起見，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