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孔子孟子荀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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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二）梁啟超口中孔子的階級性（三）孔子要用士閥去推翻貴族閥（四）孔子是春秋時新興的非封建的地主階級的代表（五）士是地主的證據（六）孔子的政治哲學（七）“孔子學說的一切根本”是“(一)易，（二）象，（三）辭”！（八）必須進一步追問孔子何以有那樣的“正辭”或“正名”（九）替“未必件件都合着曆史的事實”加一重保證（一○）不懂得“他老人家氣的胡子發抖”的緣故！（一一）孔子的豈肯恢複封建制度？（一二）“孔子‘學’隻是讀書”！（一三）孟子擁護地主階級得閑的證據（一四）“孟子……受了楊墨兩家的影響”！(一五)孟子為什麼大談“‘衣帛食肉’的政治”?（一六）荀子為什麼要“明貴賤”？（一七）孟子性善論和荀子性惡論的批評
第十一，胡博士做《哲學史》，不從階級的觀點着眼，惟劃分許多派别，這是我們已經領教過的。
但他講到孔子，除列入“積極的救世派”，稱為“許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說：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 此處所謂“封建階級”，自然不成名詞，然觀于下文“《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等語，可見他所要說的是貴族的等級，照上面“處處要保存”的字眼看來，他當然承認孔子為貴族閥的擁護者和代表。
貴族閥與封建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貴族總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認孔子為這個階級的擁護者和代表。
關于孔子的階級性問題，是值得我們從長讨論的，因為他支配中國的思想界至二千餘年，我們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個階級，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學說。
因此我對于此事又要多說幾句。
就一般講起來，在階級制的社會中，一個人無論是聖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惡人也好，他總是隸屬于某個階級，他的一切思想行動無論為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總是擁護并代表這個階級。
我們要注意，在這樣的社會中，決沒有超階級的人。
而我們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關于此事，不獨素來不願談到階級的胡博士（要他談階級，除非是在不表現階級争鬥和不關痛癢的時候，如“和尚階級”之類），已于無意中流露出來了，就是宣言階級制度在我國“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啟超也明白承認孔子一批人的階級性。
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說： “儒家雖‘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要之以民為受治之客體，非能治之主體也？……然則儒家果盡然将國人分為能治與受治之兩階級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
儒家有所謂能治的階級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
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幟，遍征諸儒書而可信者也。
故所最當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詞，乃表示品格之名詞。
……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
儒教最終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澤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為‘君子’，則儒家‘全民政治’實現之時矣。
” 梁氏這一段話毛病很多。
第一，“能治階級”與“受治階級”不成名詞。
應改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
第二，所謂“‘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詞，乃表示品格之名詞”，殊不盡然，如孟子說的“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講，不是指品格講。
此處所謂“君子”正是統治階級的公仆。
第三，從前統治階級的代表在理論上大概不肯赤條條地主張本階級的利益，總要拿全體人民來做一個幌子，尤其是關于将來的理想，樂得如此。
如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資産階級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愛”來，聲聲口口替全體人民謀幸福。
儒家的把戲也是一樣。
如以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為‘君子’的鬼話（這等于胡博士所謂美國“人人都可以做有産階級”），即可以實現什麼‘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階級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無論如何，這一段話總算明白承認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上，他們的下面還有一個被統治階級——這是确定的事實。
我國資産階級兩個最有權威并極力諱言階級制的學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認了孔子的階級性，我現在進而鑒定他到底屬于那一個階級，總不能說是武斷罷。
據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保镖，即日本的學者中也有懷抱這種意見的。
這是一種絕大的錯誤。
孔子在魯國雖是一個士閥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卻系宋國的貴族，因此他帶有好些貴族的色采，并同情于舊制度中若幹成分的保存，這是不能否認的。
不過他并不是這個行将死滅的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代表。
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這個貴族而代以士閥，關于《春秋》譏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說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說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所謂“仁者”，不用說，就是士閥出身的大聖人之類）。
孔子為士的代表，這是幾千年來全國人所公認的，絲毫不成問題。
可是大家既承認這一點，就必須接着承認他是《春秋》時新興的非封建的地主階級的代表。
我想不獨熟讀《論語》“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和孟子“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一類話的窮措大忽然聽見這種議論要大吃一驚，就是習聞“儒家的系統……是封建制度的極完整的支配理論”的青年學子也會認為謬說。
其實何止這兩種人，凡屬智識分子大概想不到滿口仁義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謂非封建的新興地主階級有什麼關。
可是莫忙，聽我舉出證據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貴族閥與封建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貴族總是有土地的。
”士對于新興地主階級的關系，正和此相同。
所以士閥與新與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
（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時代，士的數量大增，單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戰國則士多如鲫，如齊的孟嘗君，趙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養士各數千人，于是“窮光蛋”的士占大多數。
）孟子談“周室班爵祿”，說天子的“元士受地視子男”，其餘“大國”“次固”“小國”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這當然是事實，不可和他的井田說等量齊觀。
因為我們還可以從當時其他的書中找出士有田的證據。
例如《管子·問篇》說：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 所謂“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為地主的鐵證。
至于所謂“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就是指武士。
這種武士也是新興地主的一個大來源，應當略加說明如下： 當春秋戰國時，戰争頻繁，需要很多的軍官，于是武士應運而起。
到了戰勝以後，被兼并的國家的土地變成勝利品而歸戰勝的君主支配了，《韓非子·有度篇》載： “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裡。
” 《十過篇》載： “秦穆公……
但他講到孔子，除列入“積極的救世派”，稱為“許多‘有心人’”中之一外，又說： “孔子雖明知一時做不到那‘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制度，他卻處處要保存那紙上的封建階級。
” 此處所謂“封建階級”，自然不成名詞，然觀于下文“《春秋》于吳楚之君隻稱‘子’，齊晉隻稱‘侯’，宋雖弱小，卻稱‘公’等語，可見他所要說的是貴族的等級，照上面“處處要保存”的字眼看來，他當然承認孔子為貴族閥的擁護者和代表。
貴族閥與封建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貴族總是有土地的，因此他又不能不承認孔子為這個階級的擁護者和代表。
關于孔子的階級性問題，是值得我們從長讨論的，因為他支配中國的思想界至二千餘年，我們若不看清楚他代表那一個階級，便不能真正懂得他的學說。
因此我對于此事又要多說幾句。
就一般講起來，在階級制的社會中，一個人無論是聖人也好，凡人也好，君子也好，小人也好，善人也好，惡人也好，他總是隸屬于某個階級，他的一切思想行動無論為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總是擁護并代表這個階級。
我們要注意，在這樣的社會中，決沒有超階級的人。
而我們的孔二先生更不能例外。
關于此事，不獨素來不願談到階級的胡博士（要他談階級，除非是在不表現階級争鬥和不關痛癢的時候，如“和尚階級”之類），已于無意中流露出來了，就是宣言階級制度在我國“已成二千年僵石”的梁啟超也明白承認孔子一批人的階級性。
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說： “儒家雖‘保民而王’，言‘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要之以民為受治之客體，非能治之主體也？……然則儒家果盡然将國人分為能治與受治之兩階級乎？曰，是殆然，是又殆不然。
儒家有所謂能治的階級乎？曰，有之；其名曰‘君子’。
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唯一的标幟，遍征諸儒書而可信者也。
故所最當注意者：‘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詞，乃表示品格之名詞。
……地位有固定，品格不能有固定。
儒教最終之目的在：‘教化流行，德澤大洽，使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春秋繁露·俞序篇》夫天下人人皆成為‘君子’，則儒家‘全民政治’實現之時矣。
” 梁氏這一段話毛病很多。
第一，“能治階級”與“受治階級”不成名詞。
應改為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
第二，所謂“‘君子’非表示地位之名詞，乃表示品格之名詞”，殊不盡然，如孟子說的“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都是指地位講，不是指品格講。
此處所謂“君子”正是統治階級的公仆。
第三，從前統治階級的代表在理論上大概不肯赤條條地主張本階級的利益，總要拿全體人民來做一個幌子，尤其是關于将來的理想，樂得如此。
如法國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明明是資産階級的革命，但革命的口号偏偏标出“自由，平等，博愛”來，聲聲口口替全體人民謀幸福。
儒家的把戲也是一樣。
如以為依照它的“人人皆成為‘君子’的鬼話（這等于胡博士所謂美國“人人都可以做有産階級”），即可以實現什麼‘全民政治’，借此去混淆它的階級性，那就是“非愚即妄”！然無論如何，這一段話總算明白承認了孔子一批人是站在統治階級的地位上，他們的下面還有一個被統治階級——這是确定的事實。
我國資産階級兩個最有權威并極力諱言階級制的學者既已或明或暗地承認了孔子的階級性，我現在進而鑒定他到底屬于那一個階級，總不能說是武斷罷。
據胡博士的意思，孔子是要替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保镖，即日本的學者中也有懷抱這種意見的。
這是一種絕大的錯誤。
孔子在魯國雖是一個士閥出身，然他的祖父孔父卻系宋國的貴族，因此他帶有好些貴族的色采，并同情于舊制度中若幹成分的保存，這是不能否認的。
不過他并不是這個行将死滅的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代表。
恰恰相反，他是要推倒這個貴族而代以士閥，關于《春秋》譏世卿，和“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賓客言也，……雍也，可使南面”等說法，就可以知道（孟子更明白說出“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也！”所謂“仁者”，不用說，就是士閥出身的大聖人之類）。
孔子為士的代表，這是幾千年來全國人所公認的，絲毫不成問題。
可是大家既承認這一點，就必須接着承認他是《春秋》時新興的非封建的地主階級的代表。
我想不獨熟讀《論語》“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和孟子“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一類話的窮措大忽然聽見這種議論要大吃一驚，就是習聞“儒家的系統……是封建制度的極完整的支配理論”的青年學子也會認為謬說。
其實何止這兩種人，凡屬智識分子大概想不到滿口仁義道德的孔二先生和所謂非封建的新興地主階級有什麼關。
可是莫忙，聽我舉出證據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貴族閥與封建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大部分的貴族總是有土地的。
”士對于新興地主階級的關系，正和此相同。
所以士閥與新與地主階級雖不是同一物，但一部分的士是有土地的。
（在最初恐怕是最大部分的士都有土地，到了春秋時代，士的數量大增，單是孔子就有弟子三千；至戰國則士多如鲫，如齊的孟嘗君，趙的平原君，楚的春申君，魏的信陵君養士各數千人，于是“窮光蛋”的士占大多數。
）孟子談“周室班爵祿”，說天子的“元士受地視子男”，其餘“大國”“次固”“小國”的“上士”“中士”都有一定的土田，這當然是事實，不可和他的井田說等量齊觀。
因為我們還可以從當時其他的書中找出士有田的證據。
例如《管子·問篇》說： “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 所謂“士之有田而不使”，“士之有田而不耕”，就是士為地主的鐵證。
至于所謂“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就是指武士。
這種武士也是新興地主的一個大來源，應當略加說明如下： 當春秋戰國時，戰争頻繁，需要很多的軍官，于是武士應運而起。
到了戰勝以後，被兼并的國家的土地變成勝利品而歸戰勝的君主支配了，《韓非子·有度篇》載： “荊莊王并國二十六，開地三千裡，……齊桓公并國三十，啟地三千裡。
” 《十過篇》載： “秦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