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老子楊朱莊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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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十個階級（二）親口承認古代學術的階級性（三）又隻認派别不認階級（四）老子出生的時代問題（五）反革命的老子（六）老子的“最大功勞”！（七）彌縫工作中的漏洞（八）又用照例的方法對付楊朱（九）“打蛇打在七寸上”（一○）莊子反對搖動封建制度的工商業（一一）莊子為什麼是“守舊黨的祖師”？（一二）“哲學史……變成靈異記”！（一三）“馬生人”是“中緊理論”麼？（一四）為什麼抛棄第二種佐證？（一五）莊子的名學怎能與黑格爾的思想方式相比拟？
第七，胡博士論“孔子老子以前二三百年”的思潮既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而他論孔老和諸子的哲學更是如此。
可是他不獨沒有否認階級的存在，而他所說出的階級比國内任何人要多上幾倍。
例如他在《哲學史》中說古代有五種社會階級，即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話文學史》中又新提出五個（自然是不成話），即 清客階級， 文人階級， 紳士階級， 智識階級， 和尚階級。
當他講杜威的教育哲學（見《胡适文存》卷二）時且說： “古代的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種種階級。
古代的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有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與身，靈魂與肉體，心與物，經驗與理性等等分别。
論道德便有内與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别。
教育學說也受了這種影響，把知與行，道德與智慧，學校内的功課與學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兩截不相聯貫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實何止古代）一切學術思想都受階級的影響，而他在《哲學史》中不獨提及階級兩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認當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麼，講諸子哲學時，便應當将他們的階級性弄清楚，說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條不紊。
不意關于這一點，他完全沒有做到，不，完全沒有企圖這樣去做。
他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不外又是幾派。
當他講孔子的時代時，說“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如老子鄧析是。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如晨門，荷蒉，丈人，長沮，桀溺是。
第三，積極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麼是“破壞派”，“厭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隸屬于那幾個階級呢？劃分階級最多，并明知哲學不過是一種階級的意識形态的胡博士便緘口不言。
單是這一點已足證明他的《哲學史大綱》的膚淺，這樣一部書要想“使中國哲學史變色，豈非癡人說夢！ 第八，《哲學史大綱》用兩章叙述中國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和思潮，而其所懷的第一胎是老子。
梁啟超以為“《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是在戰國之末”，因舉出六個可疑之點：（一）照《史記》的說法，老子既為孔子先輩，他的兒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為諸國，在孔子卒後六七十年），當漢景武時，他的八代孫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終沒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認孔子會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曾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于老子的紀述，什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三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說是屬于老聃，有些屬于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一類的話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時人說的；（六）老子書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一類成語，不像春秋時人所有；“仁義”兩字對舉，這本是孟子的專賣品；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兇年”一類的話，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的感覺；還有“偏将軍居左，上将軍居右”，系戰國時的官名。
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說《老子》“書中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文，似是難儒家；有‘不尚賢，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難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文，似是難法家。
”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盡可依照梁氏的話，确定《老子》一書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因為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
可是他不獨沒有否認階級的存在，而他所說出的階級比國内任何人要多上幾倍。
例如他在《哲學史》中說古代有五種社會階級，即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在《白話文學史》中又新提出五個（自然是不成話），即 清客階級， 文人階級， 紳士階級， 智識階級， 和尚階級。
當他講杜威的教育哲學（見《胡适文存》卷二）時且說： “古代的社會有貴賤，上下，勞心與勞力，治人與被治種種階級。
古代的知識論和道德論都受有這種階級制度的影響，所以論知識便有心與身，靈魂與肉體，心與物，經驗與理性等等分别。
論道德便有内與外，動機與結果，義與利，責任與興趣等等分别。
教育學說也受了這種影響，把知與行，道德與智慧，學校内的功課與學校外的生活等等，都看作兩截不相聯貫的事。
他既明知道古代（其實何止古代）一切學術思想都受階級的影響，而他在《哲學史》中不獨提及階級兩字至十六次之多，并且承認當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麼，講諸子哲學時，便應當将他們的階級性弄清楚，說明白，才算得源源本本，有條不紊。
不意關于這一點，他完全沒有做到，不，完全沒有企圖這樣去做。
他告訴我們的是什麼呢？不外又是幾派。
當他講孔子的時代時，說“那時代的反動大約有三種”： 第一，極端的破壞派，如老子鄧析是。
第二，極端的厭世派，如晨門，荷蒉，丈人，長沮，桀溺是。
第三，積極的救世派，如孔子是。
什麼是“破壞派”，“厭世派”，“救世派”，究竟是隸屬于那幾個階級呢？劃分階級最多，并明知哲學不過是一種階級的意識形态的胡博士便緘口不言。
單是這一點已足證明他的《哲學史大綱》的膚淺，這樣一部書要想“使中國哲學史變色，豈非癡人說夢！ 第八，《哲學史大綱》用兩章叙述中國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和思潮，而其所懷的第一胎是老子。
梁啟超以為“《老子》這部書的著作年代是在戰國之末”，因舉出六個可疑之點：（一）照《史記》的說法，老子既為孔子先輩，他的兒子宗即不能捱得到做魏将（因魏列為諸國，在孔子卒後六七十年），當漢景武時，他的八代孫即不能和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二）孔子，墨子孟子始終沒有提及老子；（三）就令承認孔子會向老聃這個人問過禮，然照《禮記·曾子問篇》看，此人是一個拘謹守禮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四）《史記》關于老子的紀述，什有八九是從莊子中《天道》，《天運》，《外物》三篇雜湊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說是屬于老聃，有些屬于老萊子，連主名都沒有确定；（五）老子“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是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一類的話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時人說的；（六）老子書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一類成語，不像春秋時人所有；“仁義”兩字對舉，這本是孟子的專賣品；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兇年”一類的話，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的感覺；還有“偏将軍居左，上将軍居右”，系戰國時的官名。
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說《老子》“書中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文，似是難儒家；有‘不尚賢，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難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文，似是難法家。
”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盡可依照梁氏的話，确定《老子》一書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因為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