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老子楊朱莊子的批評
關燈
小
中
大
國家昏亂有忠臣”一類的話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時人說的；（六）老子書中所用“侯王”，“王侯”，“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一類成語，不像春秋時人所有；“仁義”兩字對舉，這本是孟子的專賣品；又“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兇年”一類的話，像是經過馬陵，長平等戰役的人的感覺；還有“偏将軍居左，上将軍居右”，系戰國時的官名。
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說《老子》“書中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文，似是難儒家；有‘不尚賢，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難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文，似是難法家。
”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盡可依照梁氏的話，确定《老子》一書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因為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幾點：（一）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經》兩言“不貴難得之貨”，又說“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身與貨孰多”？所謂貨就是商品，這種再三鄙視商品的話應是針對着商業發達的戰國說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語應是技術進步，法令繁多的戰國時代的寫照；（三）書中的詞句簡練，易于記誦，應為盛行作經（如，《韓非子·内儲說》，《外儲說》等經和《墨經》之類）的戰國末期的産物。
由此看來，胡博士所說的古代哲學的第一胎，“中國哲學的始祖”，便沒有一點真實性了。
即抛開這一點不講，專就他所描寫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這位“老太爺”的本來面目。
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個标題下說道：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勢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
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産兒。
”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話和《伐檀》，《碩鼠》，《苕之華》等詩去對比，自以為是源流分明。
其實老子是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和舊貴族的代表，完全反對危害封建制度的。
所以他是一個反動分子而非革命家。
他代表統治階級最明顯的說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 他為着擁護封建貴族的利益，極力反對工商業，甚至于不惜主張回到封建最初自給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乘之。
使民複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 試問像這樣舊制度的反動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碩鼠》兩詩有什麼淵源？！他所謂“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并不是替被壓迫的人民主張利益，不過眼見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詳情見後），予舊貴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擊，而當局複好作好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樣輕徭薄稅，使人民得安居樂業，不起為亂，搖動封建制度的基礎，特發幾句牢騷，這與《伐檀》，《碩鼠》的抗議完全不同。
至于他所謂“民不畏死”和“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是看見人民已經置生死于度外，要起來革命，特警告當局勿一味慘殺，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風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懼之”的痛言，這與《苕之華
他後來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補充一點，說《老子》“書中有‘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等文，似是難儒家；有‘不尚賢，使民不争，’等文，似是難墨家；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等文，似是難法家。
” 我以為這些理由都是很充足的，盡可依照梁氏的話，确定《老子》一書為戰國末年的作品。
因為除這大批的證據外，我們還可補充幾點：（一）這寥寥五千言的《道德經》兩言“不貴難得之貨”，又說“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身與貨孰多”？所謂貨就是商品，這種再三鄙視商品的話應是針對着商業發達的戰國說的；（二）所有“民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等語應是技術進步，法令繁多的戰國時代的寫照；（三）書中的詞句簡練，易于記誦，應為盛行作經（如，《韓非子·内儲說》，《外儲說》等經和《墨經》之類）的戰國末期的産物。
由此看來，胡博士所說的古代哲學的第一胎，“中國哲學的始祖”，便沒有一點真實性了。
即抛開這一點不講，專就他所描寫的老子考究一下，也全失去這位“老太爺”的本來面目。
他在“革命家之老子”一個标題下說道： “上篇說老子以前的時勢和那種時勢所發生的思潮。
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産兒。
” 他于是引出老子一批話和《伐檀》，《碩鼠》，《苕之華》等詩去對比，自以為是源流分明。
其實老子是舊統治階級（即封建地主）和舊貴族的代表，完全反對危害封建制度的。
所以他是一個反動分子而非革命家。
他代表統治階級最明顯的說法是：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
城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
”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 他為着擁護封建貴族的利益，極力反對工商業，甚至于不惜主張回到封建最初自給自足的形态上去，所以說：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雖有甲兵，無所乘之。
使民複結繩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 試問像這樣舊制度的反動代表和革命的《伐檀》，《碩鼠》兩詩有什麼淵源？！他所謂“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和“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并不是替被壓迫的人民主張利益，不過眼見商人的兼并，新地主的鲸吞（詳情見後），予舊貴族和封建地主以莫大的打擊，而當局複好作好為，征取浩繁，不能像封建盛世一樣輕徭薄稅，使人民得安居樂業，不起為亂，搖動封建制度的基礎，特發幾句牢騷，這與《伐檀》，《碩鼠》的抗議完全不同。
至于他所謂“民不畏死”和“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是看見人民已經置生死于度外，要起來革命，特警告當局勿一味慘殺，免得火上加油，引起更大的風波，所以有“奈何以死懼之”的痛言，這與《苕之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