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對于《哲學史》所描寫的老子楊朱莊子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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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不明白老子立論的來源，遂用自己的意思代為解釋，什麼“打破古代天人同類的謬說，立下後來自然哲學的基礎”呀，什麼“那個繩繩不可名的混沌狀态”呀，什麼“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呀，什麼“狂風吹不斷柳絮，齒落而舌長存”呀，說得天花亂墜，頭頭是道。
可惜一個不小心，漏出一個大破綻，就是： “老子對于社會政治有兩種學說：一是毀壞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強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
” 胡博士應當知道，這兩種學說是絕不兼容的：要毀掉一切已經存在的文物制度，須用極嚴厲的幹涉政策，經過長久的時間，才辦得到（其實這種開倒車的幹法，雖有極嚴厲的幹涉政策，也不會成功），這和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恰恰相反。
所以要實現第一種學說，便當抛棄第二種學說，反之，要實現第二種學說，便當抛棄第一種學說。
即此一端，已足表現老子的種種說法隻是一些洩憤或無聊的話，本來沒有精密的系統，雖有胡博士為之穿鑿附會，極力彌縫，也終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戰國時封建制度的破滅既成已定之局，無可挽回，則舊貴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趨于悲觀厭世。
楊朱就是一個好例。
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的學說所以能盛行一時，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貴族的心理，故人争歸之。
不過他的著作沒有傳世，《列子》書中雖有《楊朱篇》，但這是東晉晚出的僞書，因此此篇也有些成問題。
胡博士根據《楊朱篇》來講楊朱的哲學，照例又說，這“也是那個時勢的産兒。
當時的社會政治都是很紛亂的。
戰事連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
這種時代發生一種極端消極的哲學，是很自然的事。
”其實若不将階級關系弄清楚，專用“紛亂”，“戰争”，“痛苦”，等字眼去說明這個“時勢的産兒”的背景，決不會達到目的，因為這些字眼可以應用于當時每個哲學家的身上，然絕對不能說明，同樣的“紛亂”，“戰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楊朱，莊子等成為反動派（某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認為“老子……楊子……莊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為改進派，陳仲子，許行等成為革命派。
惟有從階級的觀點着眼，便可以明白個中的真相，因為第一種人是代表舊貴族和舊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當舊制度日趨崩潰而不可救藥時，他們隻有出于反動，厭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種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興的地主階級，墨子是代表小有産的農工階級的（詳情見後），當新勢力日形發展時，他們的改造論便愈談得起勁；第三種人是代表最下層的無産階級（當然和現在所謂無産階級不同，說詳後）的，當這種人民的痛苦日深時，他們的刻苦自勵也日進。
要這樣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辦法，那就無異“隔靴搔癢”！ 又《哲學史大綱》講楊朱的一篇夾在墨子和别墨兩篇之間，使派别紊亂，系統不明，是編制上的一種錯誤，應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後和莊子一篇之前，才算妥當。
第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莊子和老子楊朱一樣，是代表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
所以在一方面他擁護君主，并要求回轉到最初的封建時代，《天地篇》說：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以道汎親，而萬物之應備。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 在另一方面他反對搖動封建制度的工商業，《德充符》說：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胠箧篇》說：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掊鬥折衡，而民不争。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莊子既隸屬于反動派，所以對于改進派的儒墨兩家，施行攻擊，斥為“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在宥篇》）同時他自己因為找不到出路，遂趨于所謂“出世主義”。
他便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傥，不以奇見之也。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
可惜一個不小心，漏出一個大破綻，就是： “老子對于社會政治有兩種學說：一是毀壞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強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
” 胡博士應當知道，這兩種學說是絕不兼容的：要毀掉一切已經存在的文物制度，須用極嚴厲的幹涉政策，經過長久的時間，才辦得到（其實這種開倒車的幹法，雖有極嚴厲的幹涉政策，也不會成功），這和極端放任無為的政策恰恰相反。
所以要實現第一種學說，便當抛棄第二種學說，反之，要實現第二種學說，便當抛棄第一種學說。
即此一端，已足表現老子的種種說法隻是一些洩憤或無聊的話，本來沒有精密的系統，雖有胡博士為之穿鑿附會，極力彌縫，也終不能掩其大漏洞了。
第九，戰國時封建制度的破滅既成已定之局，無可挽回，則舊貴族和封建地主自然要因找不着出路而趨于悲觀厭世。
楊朱就是一個好例。
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的學說所以能盛行一時，正因其能代表破落貴族的心理，故人争歸之。
不過他的著作沒有傳世，《列子》書中雖有《楊朱篇》，但這是東晉晚出的僞書，因此此篇也有些成問題。
胡博士根據《楊朱篇》來講楊朱的哲學，照例又說，這“也是那個時勢的産兒。
當時的社會政治都是很紛亂的。
戰事連年不休，人民痛苦不堪。
這種時代發生一種極端消極的哲學，是很自然的事。
”其實若不将階級關系弄清楚，專用“紛亂”，“戰争”，“痛苦”，等字眼去說明這個“時勢的産兒”的背景，決不會達到目的，因為這些字眼可以應用于當時每個哲學家的身上，然絕對不能說明，同樣的“紛亂”，“戰争”，“痛苦”，何以使老子，楊朱，莊子等成為反動派（某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認為“老子……楊子……莊子……的思想多少都是向着革命性，殊欠正确），孔子，墨子等成為改進派，陳仲子，許行等成為革命派。
惟有從階級的觀點着眼，便可以明白個中的真相，因為第一種人是代表舊貴族和舊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當舊制度日趨崩潰而不可救藥時，他們隻有出于反動，厭世，或出世一途；第二種人中的孔子是代表士和新興的地主階級，墨子是代表小有産的農工階級的（詳情見後），當新勢力日形發展時，他們的改造論便愈談得起勁；第三種人是代表最下層的無産階級（當然和現在所謂無産階級不同，說詳後）的，當這種人民的痛苦日深時，他們的刻苦自勵也日進。
要這樣去分析，才算是“打蛇打在七寸上”，如果照胡博士的辦法，那就無異“隔靴搔癢”！ 又《哲學史大綱》講楊朱的一篇夾在墨子和别墨兩篇之間，使派别紊亂，系統不明，是編制上的一種錯誤，應将此篇改在别墨一篇之後和莊子一篇之前，才算妥當。
第十，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莊子和老子楊朱一樣，是代表貴族和舊統治階級的。
所以在一方面他擁護君主，并要求回轉到最初的封建時代，《天地篇》說：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
人卒雖衆，其主君也。
君原于德而成于天。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以道汎親，而萬物之應備。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 在另一方面他反對搖動封建制度的工商業，《德充符》說：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
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 《胠箧篇》說： “擿玉毀珠，小盜不起。
……掊鬥折衡，而民不争。
……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
莊子既隸屬于反動派，所以對于改進派的儒墨兩家，施行攻擊，斥為“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在宥篇》）同時他自己因為找不到出路，遂趨于所謂“出世主義”。
他便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傥，不以奇見之也。
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