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于所謂中國哲學發生時代的時勢和思潮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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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史記·貨殖傳》所言”子貸金錢千貫”，和曹邴“贳貸行賈遍郡國”，都是債權者（即盤剝重利者）和債務者存在的證據。
三是商人與手工業者及農民。
除上面所舉《史記·貨殖傳》的大批事實外，如《平準書》所載：“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币興焉。
……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戰國策》頓子所謂“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铫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就是商人宰制工農的明證。
（富至巨萬的庶人有一部分當為地主。
）因為古代不獨工農兩業沒有完全分離獨立，有許多商品且為農産物，故操奇計羸的商人總是本着多财善賈的手段，來壓迫工農。
還有一層，“從封建的生産方法過渡出來有兩條路。
即生産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縱生産。
”（引卡爾語）當戰國時，這兩條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貨殖傳》說，白圭治生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
……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富至僮千人”，他們取的是第一條路；又說，“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這取的是第二條路。
這兩種人都廣蓄奴仆，以自封殖。
此外，《商君傳》言商鞅定變法之令，“大小僇力本業耕織，緻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奴孥。
”當時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數。
總之，先秦的階級争鬥是在地主，小農，貧農，雇工（這是農業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業資本家服務的工人），債權者，債務者，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和奴仆這幾種人中進行的。
胡博士不知道将他們加以分析給大家看，僅說了一句“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求免太籠統太敷衍了事罷了！ 第四，他所列舉那時代的時勢第四種情形是：“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
”這真是牽強附會，不成理由。
政治的黑暗腐敗幾乎是中國幾千年來經常的現象，未聞即因此産生各種各樣的哲學。
況且那時還有幾國可以除外，所謂政治的黑暗腐敗并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何以獨能為諸子哲學結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對于這一問題将無詞以對了！ 現在總括起來說：這一章對于中國哲學懷胎時代舉出四種現象，即“（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消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極的，膚淺的，或錯誤的。
梁啟超反問道：“除卻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為什麼别的時代都不結哲學胎，單在這時代結胎呢？”這一問是極有理由的，不過他說“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顯系受了胡博士的騙，誤閥閱為階級，把閥閱内部等次的消滅當作階級的消滅。
實則當時的階級不獨沒有減少，并且還正在增加，因為封建地主階級雖“漸漸消滅”，然新興的地主階級又起而代之，新興的債權者，商人，債務者和手工業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認“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
所以他作出這一章說明哲學結胎的原因，都是牛頭不對馬嘴，都是白費氣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無是處，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錯誤膚淺。
他把那個時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憂時派， 第二厭世派， 第三樂天安命派， 第四縱欲自恣派， 第五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幾首詩作為例子，卻不甚正确，如《北門》的“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卻指為“樂天安命派”，《北山》一詩是人臣服役勞苦不均的怨聲，《伐檀》《碩鼠》兩詩是被壓迫農民對地主的憤恨，兩者在表面上雖好像相似，但性質絕不相同，将它們列在一起，目為憤世派或激烈派，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然這還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點是不從階級的觀點去分析各派，以緻弄得極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驚異地說道： “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
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
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于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又看那《碩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園。
” 其實前四派（就當時的實際情形看，并沒有這許多派，四者隻能算作一個頹廢派）是屬于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因為階級的地位發生搖動，找不着出路，所以有憂時，厭世，安命，恣欲的種種表現。
後一派是屬于被壓迫階級的，雖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積極的反抗，但卻敢于“冷嘲熱罵”，具有“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了。
要這樣解釋，才切合實際情形，才算十分顯明，否則于“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之後，忽然“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說一聲“奇怪”了！
三是商人與手工業者及農民。
除上面所舉《史記·貨殖傳》的大批事實外，如《平準書》所載：“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币興焉。
……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戰國策》頓子所謂“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铫推耨之勢，而有積粟之實。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就是商人宰制工農的明證。
（富至巨萬的庶人有一部分當為地主。
）因為古代不獨工農兩業沒有完全分離獨立，有許多商品且為農産物，故操奇計羸的商人總是本着多财善賈的手段，來壓迫工農。
還有一層，“從封建的生産方法過渡出來有兩條路。
即生産者變成商人和資本家，……或商人直接操縱生産。
”（引卡爾語）當戰國時，這兩條路都是有人走的：如《貨殖傳》說，白圭治生産，“人棄我取，人取我與。
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
……與用事僮仆同苦樂”，“蜀卓氏……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富至僮千人”，他們取的是第一條路；又說，“桀黠奴，人所之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這取的是第二條路。
這兩種人都廣蓄奴仆，以自封殖。
此外，《商君傳》言商鞅定變法之令，“大小僇力本業耕織，緻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奴孥。
”當時的奴仆恐怕也不在少數。
總之，先秦的階級争鬥是在地主，小農，貧農，雇工（這是農業中或家用的雇工，不是胡博士所指的替工業資本家服務的工人），債權者，債務者，商人，手工業者，農民，和奴仆這幾種人中進行的。
胡博士不知道将他們加以分析給大家看，僅說了一句“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求免太籠統太敷衍了事罷了！ 第四，他所列舉那時代的時勢第四種情形是：“那時的政治除了幾國之外大概都是很黑暗，很腐敗的。
”這真是牽強附會，不成理由。
政治的黑暗腐敗幾乎是中國幾千年來經常的現象，未聞即因此産生各種各樣的哲學。
況且那時還有幾國可以除外，所謂政治的黑暗腐敗并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何以獨能為諸子哲學結胎的四大原因之一？胡博士對于這一問題将無詞以對了！ 現在總括起來說：這一章對于中國哲學懷胎時代舉出四種現象，即“（一）戰禍連年百姓痛苦；（二）社會階級漸漸消滅；（三）生計現象貧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都是消極的，膚淺的，或錯誤的。
梁啟超反問道：“除卻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外，其餘三種可算得幾千年來中國史通有的現象，為什麼别的時代都不結哲學胎，單在這時代結胎呢？”這一問是極有理由的，不過他說“第二種稍帶點那時代的特色”，顯系受了胡博士的騙，誤閥閱為階級，把閥閱内部等次的消滅當作階級的消滅。
實則當時的階級不獨沒有減少，并且還正在增加，因為封建地主階級雖“漸漸消滅”，然新興的地主階級又起而代之，新興的債權者，商人，債務者和手工業者又接踵而至，即胡博士本人也明白承認“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
所以他作出這一章說明哲學結胎的原因，都是牛頭不對馬嘴，都是白費氣力！ 第五，上面第一章既全無是處，下面的第二章仍是錯誤膚淺。
他把那個時代的思潮分作五派： 第一憂時派， 第二厭世派， 第三樂天安命派， 第四縱欲自恣派， 第五憤世派（激烈派）。
他在每一派之下引幾首詩作為例子，卻不甚正确，如《北門》的“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明明是怨天，他卻指為“樂天安命派”，《北山》一詩是人臣服役勞苦不均的怨聲，《伐檀》《碩鼠》兩詩是被壓迫農民對地主的憤恨，兩者在表面上雖好像相似，但性質絕不相同，将它們列在一起，目為憤世派或激烈派，實在有些不倫不類。
然這還不算一回事，本章最大的缺點是不從階級的觀點去分析各派，以緻弄得極為混沌，使著者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不得不很驚異地說道： “請看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
到了《伐檀》和《碩鼠》的詩人已漸漸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
你看那《伐檀》的詩人對于那時的‘君子’何等冷嘲熱罵！又看那《碩鼠》的詩人氣憤極了，把國也不要了，去尋他自己的樂土樂園。
” 其實前四派（就當時的實際情形看，并沒有這許多派，四者隻能算作一個頹廢派）是屬于統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因為階級的地位發生搖動，找不着出路，所以有憂時，厭世，安命，恣欲的種種表現。
後一派是屬于被壓迫階級的，雖因力量薄弱，不能作積極的反抗，但卻敢于“冷嘲熱罵”，具有“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了。
要這樣解釋，才切合實際情形，才算十分顯明，否則于“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之後，忽然“有了一點勃勃的獨立精神”，不免有些神秘，不能不令人說一聲“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