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于所謂中國哲學發生時代的時勢和思潮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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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閥閱為階級，還是指他的分類太不得當。
凡稍微治過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資産階級革命出現以前（自此以後便隻有階級，沒有閥閱了），有三個閥閱，第一為貴族，第二為教士，第三為平民。
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諸侯和大夫隻是一個貴族閥，并不是什麼三個獨立的閥閱，因為他們的品位雖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貴族和小貴族的區别），而在法律上則因為一個享特權的集團（中國的貴族和西洋的貴族一樣，可免一切徭賦，《韓非子·詭使篇》“士卒之逃事狀匿附托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
”一語就是一個反證）。
這和西洋所謂第一閥完全相同。
胡博士雖也讀過西洋史，卻不懂得這一點，以緻将一個閥閱分作三個“社會階級”！最好笑的，是王的這個“社會階級”，當西周隻有一個王的時候，豈不是一個人就構成一個“階級”麼？即依照他的說法，諸侯“也可稱王”，然充其量不過幾個人，試問三五個人構成一個“階級”，如何說得過去？！ 中國所謂士，和西洋的教士閥雖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處，的确構成一個獨立的閥閱。
關于這個閥閱的意義，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學史上也沒有表現出來，因此我們要在此略說幾句，弄出個頭緒，兼作為以後批評孔□的張本。
中國的士和西洋從前的教士一樣，系社會中的智識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識分子），為古代職官的來源。
孟子講周室班爵祿，君與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計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
他又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可見古代的職官是由有智識的士來包辦的，士和官幾乎是不可分離。
所以“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實在是因幾個月不過官瘾，有些難熬。
然所謂士。
不僅是文的，還有武的，這是戰争中軍官的來源。
如《商子》所稱的“農戰之士”，《韓非子》所稱的“耕戰之士”，都是武士，都是軍官。
講到士的等次，是在貴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華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樣。
他所享的權利雖無從詳考，然觀于孟子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謂“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入國篇》所謂“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
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
衆庶五日一問”，足證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經傳中總是以大夫士與庶人對舉。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閥相當，他們在法律上多半隻有義務，絕少權利的。
由這些事實看來，中國古代明明也隻有三個閥閱，胡博士偏将它們分作五個“社會階級”，社會科學的常識不是成為問題麼？！ 胡博士誤閥閱為階級，以及任意分為多數社會階級一事，驟然看來，似乎僅系一種小節，值不得我這樣嚴重地批評。
其實這話出自“‘學問成家數’的胡先生”（引梁啟超語）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種謬說，令人輾轉相傳，贻誤青年學子。
例如梁啟超便接受這種意見，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無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話後說道：“其言若可信，則古代階級可謂極複雜。
”既是這樣，我就不能不“辭而辟之”，以免這種謬說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對于閥閱和階級既弄不清楚，渾為一談，到了第三項，複想勉強加以區别，于是說道：“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
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不獨“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時代，即戰國仍是封建時代，不過這種制度正在崩潰中罷了。
此處指明封建時代已經過去，實屬大錯。
至于所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不知是什麼階級，所謂“一種”是指一個還是指數個？胡博士不肯——不如說不能——明白指示出來，可見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
然就他下面“那時代的資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财的門徑”這些話看來，所謂“生計上的階級”一定是資産階級，一定是工人階級。
實則當時和戰國時代決沒有現今壟斷生産工具的資産階級，也決沒有現今一無所有，專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其理由已詳上文，此處不用重說。
然當時以及戰國時代的主要階級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來，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貴族），新興的地主（即士，說詳後）與小農（自耕農佃農之類）貧民雇工。
如《管子·山國軌篇》所謂“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指這幾種人。
二是債權者與債務者。
如《左傳》昭公三年，晏嬰所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戰國策》所載孟嘗君令馮谖“收責（即債）于薛”，《管子·問篇》所謂“問邑之
凡稍微治過西洋史的人都知道在資産階級革命出現以前（自此以後便隻有階級，沒有閥閱了），有三個閥閱，第一為貴族，第二為教士，第三為平民。
胡博士所列出的王，諸侯和大夫隻是一個貴族閥，并不是什麼三個獨立的閥閱，因為他們的品位雖有大小之分（西洋也有大貴族和小貴族的區别），而在法律上則因為一個享特權的集團（中國的貴族和西洋的貴族一樣，可免一切徭賦，《韓非子·詭使篇》“士卒之逃事狀匿附托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
”一語就是一個反證）。
這和西洋所謂第一閥完全相同。
胡博士雖也讀過西洋史，卻不懂得這一點，以緻将一個閥閱分作三個“社會階級”！最好笑的，是王的這個“社會階級”，當西周隻有一個王的時候，豈不是一個人就構成一個“階級”麼？即依照他的說法，諸侯“也可稱王”，然充其量不過幾個人，試問三五個人構成一個“階級”，如何說得過去？！ 中國所謂士，和西洋的教士閥雖不甚相同，但也有些相似之處，的确構成一個獨立的閥閱。
關于這個閥閱的意義，胡博士并不懂得，他的哲學史上也沒有表現出來，因此我們要在此略說幾句，弄出個頭緒，兼作為以後批評孔□的張本。
中國的士和西洋從前的教士一樣，系社會中的智識分子（不同的地方就在士不是唯一的智識分子），為古代職官的來源。
孟子講周室班爵祿，君與卿大夫之下就是士，計分三等，食有一定的田租。
他又說：“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其朝矣”，“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可見古代的職官是由有智識的士來包辦的，士和官幾乎是不可分離。
所以“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這并不是他老先生完全忠君的表示，實在是因幾個月不過官瘾，有些難熬。
然所謂士。
不僅是文的，還有武的，這是戰争中軍官的來源。
如《商子》所稱的“農戰之士”，《韓非子》所稱的“耕戰之士”，都是武士，都是軍官。
講到士的等次，是在貴族之下，庶人之上，恰和日本的“士族”是在“華族”之下，平民之上一樣。
他所享的權利雖無從詳考，然觀于孟子所謂招“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管子·立政篇》所謂“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雜采，百工商賈不得服長卷貂”，《入國篇》所謂“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
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
衆庶五日一問”，足證士的身分比庶人高得多，所以經傳中總是以大夫士與庶人對舉。
至于庶人，也和西洋的第三閥相當，他們在法律上多半隻有義務，絕少權利的。
由這些事實看來，中國古代明明也隻有三個閥閱，胡博士偏将它們分作五個“社會階級”，社會科學的常識不是成為問題麼？！ 胡博士誤閥閱為階級，以及任意分為多數社會階級一事，驟然看來，似乎僅系一種小節，值不得我這樣嚴重地批評。
其實這話出自“‘學問成家數’的胡先生”（引梁啟超語）的尊口即可以形成一種謬說，令人輾轉相傳，贻誤青年學子。
例如梁啟超便接受這種意見，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引用芋尹無宇“人有十等”的一段話後說道：“其言若可信，則古代階級可謂極複雜。
”既是這樣，我就不能不“辭而辟之”，以免這種謬說再蔓延下去。
第三，胡博士對于閥閱和階級既弄不清楚，渾為一談，到了第三項，複想勉強加以區别，于是說道：“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
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不獨“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正是封建時代，即戰國仍是封建時代，不過這種制度正在崩潰中罷了。
此處指明封建時代已經過去，實屬大錯。
至于所謂“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不知是什麼階級，所謂“一種”是指一個還是指數個？胡博士不肯——不如說不能——明白指示出來，可見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
然就他下面“那時代的資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财的門徑”這些話看來，所謂“生計上的階級”一定是資産階級，一定是工人階級。
實則當時和戰國時代決沒有現今壟斷生産工具的資産階級，也決沒有現今一無所有，專賣勞動力的工人階級，其理由已詳上文，此處不用重說。
然當時以及戰國時代的主要階級究竟是那些呢？依我看來， 一是封建的地主（即貴族），新興的地主（即士，說詳後）與小農（自耕農佃農之類）貧民雇工。
如《管子·山國軌篇》所謂“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董仲舒所謂“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就是指這幾種人。
二是債權者與債務者。
如《左傳》昭公三年，晏嬰所謂“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戰國策》所載孟嘗君令馮谖“收責（即債）于薛”，《管子·問篇》所謂“問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