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對于所謂中國哲學發生時代的時勢和思潮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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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暴力是新社會的接生婆(二)戰争為資本原始蓄積的工具(三)階級與閥閱的區别(四)一個人構成一個“社會階級”!(五)士的閥閱(六)試問“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是什麼階級?(七)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階級(八)政治黑暗怎樣算作哲學結胎的四大原因之一?(九)梁啟超受了騙(一○)哪有這許多派别!
第一,胡博士“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首辟一章,加以讨論,而其錯誤與膚淺,在此書中要算首屈一指。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毫無所知,以緻誤認當時已有工業資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鬥。
不僅是這樣。
他因缺乏經濟學的知識,對于這個時期的戰争,隻感覺到它的消極作用,看不出它的積極效果,所以第一條說:“這長期的戰争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
”其實“暴力對于每個懷孕新社會的舊社會是一個接生婆。
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
”(引卡爾語)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種,不用說,是戰争,戰争是資本原始蓄積的工具。
因此在近世資本主義的曙光時期,“歐洲諸民族的商業戰争便以地球為舞台。
這種戰争始于尼德蘭(Netherland)對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國反雅各賓黨(Anti-Jacobin)戰争中且占一種巨大範圍,至中英鴉片戰争等等猶繼續表演下去。
”(引卡爾語)不獨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無不如此。
“羅馬人以一批顯赫的戰争叩開非亞兩洲的關門,此後的财富便達到最高的發展。
亞洲是美術和工業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學府,征稅人和署都護(Prokonsul)受賄的不竭的泉源,〔羅馬人〕用最殘酷的暴力,特别從此處榨取大批的金銀。
”(見薩氏《古代資本主義》)中國春秋時代戰争的結果,使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逐漸與中原同化(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講,前者包括整個的生産範圍及其技術的和經濟的關系,後者包括言語,思想,道德,美術等等,即全部意識形态)。
戰國時代戰争的結果除同化作用外,還發生資本原始的蓄積,當時的秦在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羅馬很有幾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鹹陽,十二萬戶”,也不失為資本原始蓄積的一種手段)。
所以春秋戰國的時代戰争在消極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在積極方面卻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發展,分立的小國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興的地主獲得土地(詳情見後),而超國界的商業遂愈形發達,漸成為社會的中心勢力。
胡博士對于當時農工業生産力的發展和封建的生産方法的崩潰既未曾夢想到,自然看不出戰争深一層的原因,對于戰争本身的積極和消極兩種作用,又隻知其一,複貿然列為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第一種情形,無怪乎梁啟超要說:“胡先生說哲學勃興的原因,就隻為當時長期戰争,人民痛苦,這種論斷可謂很淺薄而且無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細研究……那時代的時勢”第二種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
就是那些不曾消滅的階級也漸漸可以互相交通了。
……古代社會的階級約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輿隸僚仆台)。
胡博士這裡所說的事實雖不算錯,可是所用的術語卻超出現代科學的常識以外,不免鬧一大笑話。
因為他所要說是閥閱或等級(即德文的Stand,按閥閱不應專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權利或義務的人類集團講,不過如有人嫌其内容過狹,可用等級兩字),而他所用的術語竟是階級(Klass)。
中國從前雖也用階級兩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國志》所謂“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是,然等級兩字似乎還應用在先,觀于《韓非子·外儲說左篇》說:”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就可以知道。
到了學術發達的現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會學的影響,階級這個名詞更不這樣混用。
現在所謂階級是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區别,所謂閥閱或等級是一種政治的社會的區别。
如果認這種說法過于簡略,我可介紹布哈林《曆史唯物論的學說》中一段話如下: “所謂階級是指一種在生産進程中由共同任務結合起來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對于生産進程中其他的參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所謂閥閱是指一種在法律的社會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結合起來的人群。
大地主是一個階級。
貴族卻構成一個閥閱。
為什麼呢?因為大地主據有一定的經濟的生産标記,而貴族卻沒有。
貴族據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國家法律許可的——權利和特權。
但在經濟方面,他也許沒有一點根基;他也許是一個流氓無産階級的人,不過講到閥閱,始終是一個貴族。
” 所以階級和閥閱是兩個不同的人群,它們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稱上自不能任意混淆。
胡博士竟把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列為五個“社會階級”,未免太怪誕了! 此處所謂怪誕不僅是指他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他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毫無所知,以緻誤認當時已有工業資本家和被雇用的女工的争鬥。
不僅是這樣。
他因缺乏經濟學的知識,對于這個時期的戰争,隻感覺到它的消極作用,看不出它的積極效果,所以第一條說:“這長期的戰争鬧得國中的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
”其實“暴力對于每個懷孕新社會的舊社會是一個接生婆。
暴力自身是一種經濟的勢力。
”(引卡爾語)暴力中最重要的一種,不用說,是戰争,戰争是資本原始蓄積的工具。
因此在近世資本主義的曙光時期,“歐洲諸民族的商業戰争便以地球為舞台。
這種戰争始于尼德蘭(Netherland)對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國反雅各賓黨(Anti-Jacobin)戰争中且占一種巨大範圍,至中英鴉片戰争等等猶繼續表演下去。
”(引卡爾語)不獨近世的西洋是如此,即古代的西洋也無不如此。
“羅馬人以一批顯赫的戰争叩開非亞兩洲的關門,此後的财富便達到最高的發展。
亞洲是美術和工業的仙境,奇技淫巧的學府,征稅人和署都護(Prokonsul)受賄的不竭的泉源,〔羅馬人〕用最殘酷的暴力,特别從此處榨取大批的金銀。
”(見薩氏《古代資本主義》)中國春秋時代戰争的結果,使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逐漸與中原同化(指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兩方面講,前者包括整個的生産範圍及其技術的和經濟的關系,後者包括言語,思想,道德,美術等等,即全部意識形态)。
戰國時代戰争的結果除同化作用外,還發生資本原始的蓄積,當時的秦在這一方面和西洋古代的羅馬很有幾分相似(如“徙天下豪富于鹹陽,十二萬戶”,也不失為資本原始蓄積的一種手段)。
所以春秋戰國的時代戰争在消極方面固然使“百姓死亡喪亂,流離失所,痛苦不堪”,在積極方面卻使中原的文化向四境發展,分立的小國被兼并,封建的地主被推翻,新興的地主獲得土地(詳情見後),而超國界的商業遂愈形發達,漸成為社會的中心勢力。
胡博士對于當時農工業生産力的發展和封建的生産方法的崩潰既未曾夢想到,自然看不出戰争深一層的原因,對于戰争本身的積極和消極兩種作用,又隻知其一,複貿然列為哲學懷胎時代的時勢第一種情形,無怪乎梁啟超要說:“胡先生說哲學勃興的原因,就隻為當時長期戰争,人民痛苦,這種論斷可謂很淺薄而且無稽”了。
第二,胡博士“仔細研究……那時代的時勢”第二種情形是: “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
就是那些不曾消滅的階級也漸漸可以互相交通了。
……古代社會的階級約有五等: 一,王(天子), 二,諸侯(公侯伯子男), 三,大夫, 四,士, 五,庶人(皁輿隸僚仆台)。
胡博士這裡所說的事實雖不算錯,可是所用的術語卻超出現代科學的常識以外,不免鬧一大笑話。
因為他所要說是閥閱或等級(即德文的Stand,按閥閱不應專指巨室,可兼指在法律上有特别權利或義務的人類集團講,不過如有人嫌其内容過狹,可用等級兩字),而他所用的術語竟是階級(Klass)。
中國從前雖也用階級兩字表示官的品位,如《三國志》所謂“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逾邈”是,然等級兩字似乎還應用在先,觀于《韓非子·外儲說左篇》說:”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就可以知道。
到了學術發達的現代,特别是因受了西洋社會學的影響,階級這個名詞更不這樣混用。
現在所謂階級是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區别,所謂閥閱或等級是一種政治的社會的區别。
如果認這種說法過于簡略,我可介紹布哈林《曆史唯物論的學說》中一段話如下: “所謂階級是指一種在生産進程中由共同任務結合起來的人群,此中的每一人對于生産進程中其他的參加者大概都站在同等的位置上。
所謂閥閱是指一種在法律的社會制度中由共同地位結合起來的人群。
大地主是一個階級。
貴族卻構成一個閥閱。
為什麼呢?因為大地主據有一定的經濟的生産标記,而貴族卻沒有。
貴族據有一定的法律上的——即由國家法律許可的——權利和特權。
但在經濟方面,他也許沒有一點根基;他也許是一個流氓無産階級的人,不過講到閥閱,始終是一個貴族。
” 所以階級和閥閱是兩個不同的人群,它們在内容上既不相等,在名稱上自不能任意混淆。
胡博士竟把王,諸侯,大夫,士,庶人列為五個“社會階級”,未免太怪誕了! 此處所謂怪誕不僅是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