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戰國的時代性及其産業發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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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作區田，教民糞除，無論此說是否假托，然區田必為殷周兩代的耕種方法。
梅文鼎以為區田是空一行種一田（即所種的田四周都荒廢不種，令其長草作為肥料），《農政全書》以為區田是二分種一，我想兩說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進到後者的（這兩者也許是商周的耕種方法不同之點）。
關于此事我雖沒有獲得直接的證據，但歐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經濟（Zweifelderwirtschaft）與三田經濟（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為一種旁證。
所謂二田經濟是将土地劃為二區，每年輪流種一區，荒一區，所謂三田經濟是将土地劃為三區，每年輪流于夏季種一區，冬季種一區，荒廢一區，而三田經濟出現于德，俄，法，瑞典，丹麥等國，直至十八九世紀為止。
中國在春秋戰國之際，農業生産力大為發展，觀于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此事與所謂“廢井田”沒有關系），孟子所謂：“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莊子·則陽篇》所謂“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謂“深耕均種疾耰”，都是一些最顯明的證據。
照這種情形看，當時似乎超過了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而達到一田經濟（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對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廢一部分，以為培養之計。
即使各國未必一律如此，有許多國一定是這樣，因為《貨殖傳》明明告訴我們，“楚越之地，地廣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謂火耕水耨，是燒草下水種稻，又草與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複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獨長。
在“地廣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沒有區田，在“地小人衆”的區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觀篇》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的話。
又商鞅治秦，棄灰有罰，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棄之可惜，不獨以其妨害行人，才加處罰。
古代實行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廢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發見灰可作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廢如許土地。
《管子·揆度篇》說，“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孟子·萬章篇》說：“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按孟子所說的井田雖不可靠，此處言農夫的收獲必有相當的根據，與當時的實在情形或相差無幾。
）可見農工的勞動生産力實在是很發達了。
我們現在又要問：春秋戰國時的農工業生産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鐵的工具的應用。
據德國經濟學者西摩勒耳（GustavSohmoller1838—1917）說，鐵的制造系于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條耳諸族（Mongolisch-turanischsStämme）傳入中國，這是可以證實的（見西氏《國民經濟綱要》第一卷，Grundrissderal
梅文鼎以為區田是空一行種一田（即所種的田四周都荒廢不種，令其長草作為肥料），《農政全書》以為區田是二分種一，我想兩說可以并存，并且是由前者展進到後者的（這兩者也許是商周的耕種方法不同之點）。
關于此事我雖沒有獲得直接的證據，但歐洲古代和中古的二田經濟（Zweifelderwirtschaft）與三田經濟（Dreifelderwirttschaft）确能作為一種旁證。
所謂二田經濟是将土地劃為二區，每年輪流種一區，荒一區，所謂三田經濟是将土地劃為三區，每年輪流于夏季種一區，冬季種一區，荒廢一區，而三田經濟出現于德，俄，法，瑞典，丹麥等國，直至十八九世紀為止。
中國在春秋戰國之際，農業生産力大為發展，觀于李悝盡地力，商鞅開阡陌（此事與所謂“廢井田”沒有關系），孟子所謂：“深耕易耨”，“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莊子·則陽篇》所謂“深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管子·小匡篇》所謂“深耕均種疾耰”，都是一些最顯明的證據。
照這種情形看，當時似乎超過了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而達到一田經濟（Einfelderwirtschaft）,就是每年對于土地施以肥料，不再令其荒廢一部分，以為培養之計。
即使各國未必一律如此，有許多國一定是這樣，因為《貨殖傳》明明告訴我們，“楚越之地，地廣人希，……或火耕而水耨”，所謂火耕水耨，是燒草下水種稻，又草與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複下水灌之，草死而稻獨長。
在“地廣人希”的“楚越之地”尚且沒有區田，在“地小人衆”的區域更是如此，所以《管子·八觀篇》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的話。
又商鞅治秦，棄灰有罰，大概是因灰可以肥田，棄之可惜，不獨以其妨害行人，才加處罰。
古代實行區田或二田，三田經濟，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廢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發見灰可作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廢如許土地。
《管子·揆度篇》說，“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孟子·萬章篇》說：“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按孟子所說的井田雖不可靠，此處言農夫的收獲必有相當的根據，與當時的實在情形或相差無幾。
）可見農工的勞動生産力實在是很發達了。
我們現在又要問：春秋戰國時的農工業生産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鐵的工具的應用。
據德國經濟學者西摩勒耳（GustavSohmoller1838—1917）說，鐵的制造系于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條耳諸族（Mongolisch-turanischsStämme）傳入中國，這是可以證實的（見西氏《國民經濟綱要》第一卷，Grundrissde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