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春秋戰國的時代性及其産業發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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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的是缺乏肥料,不得不荒廢一部分土地以舒地力,秦既發見灰可作為肥料,每年正用不着荒廢如許土地。

    《管子·揆度篇》說,“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

    ”《孟子·萬章篇》說:“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

    ”(按孟子所說的井田雖不可靠,此處言農夫的收獲必有相當的根據,與當時的實在情形或相差無幾。

    )可見農工的勞動生産力實在是很發達了。

     我們現在又要問:春秋戰國時的農工業生産力何以突然提高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鐵的工具的應用。

    據德國經濟學者西摩勒耳(GustavSohmoller1838—1917)說,鐵的制造系于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條耳諸族(Mongolisch-turanischsStämme)傳入中國,這是可以證實的(見西氏《國民經濟綱要》第一卷,GrundrissderallgamainenVolkswirtschaftsiehre)。

    紀元前二千三百年正當唐堯帝的時候,中國就能發見鐵礦而學習制鐵,這似乎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因為就曆代出土的幾千件器具看來,關于殷周兩代的,隻有銅器,絕無鐵器,可見當時猶是銅器時代,在前乎此的唐代自不應有鐵器。

    不過董作賓在一九二八年冬從殷墟的發掘中,于“骨貝制器,玉器,石器,各種獸類之骨角爪牙及銅”外,還有“鐵,瓦,瓷,炭,土之類”,這裡所謂“鐵”如果不是由殷以後的鐵混入的,也許和蒙古條耳諸族傳鐵入中國有些關系。

    但無論如何,中國鐵器的盛行是在春秋戰國時代,如孟子說“許子……以鐵耕乎?“《管子·小匡篇》說:“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钃,試諸土木。

    ”美金是金銀銅之類,惡金就是鐵。

    所以《海王篇》說,“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行服連辇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輕重篇》更說:“一農之事必有一耒,一铫,一鐮,一鎒,一椎,一铚,然後成為農。

    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銶,一轲,然後成為車。

    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鉥,然後成為女。

    ”可見鐵制工具的種類已經不少。

    此外,江淹《銅劍鑽》的序上說:“古者以銅為兵,春秋迄于戰國,戰國迄于秦時,攻争紛亂,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

    鑄銅既難,求鐵甚易,故銅兵轉少,鐵兵轉多。

    ”又墨子書中言守城備敵,有應用鐵器之處,而《韓非子·内儲說上七術篇》更有“夫矢來有鄉〔方也〕,則積鐵以備一鄉!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等語,足證鐵的應用已經由農工業的工器擴充到兵器了。

     古代器具的應用是銅器在先,還是鐵器在先,西洋的考古著作至今尚正争持中。

    有許多人以為粗笨的鐵器比銅器更古,因為鐵礦在攝氏七○○度即可熔化,而銅礦要到攝氏一一○○度才能熔化,所謂“鑄銅既難,求鐵甚易”,确是實情。

    不過中國是由銅器時代而轉入鐵器時代巳有什物和曆史證明,用不着争論了。

    還有一層,銅雖較鐵更難鑄,而鐵的功用遠非銅所能及。

    如戰國時燕,趙,秦各國因北方的山險,築長城以備胡戎,至秦始皇,更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将此項長城首尾聯綴起來,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裡,又“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并“穿治郦山,……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緻椁,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

    ”見《史記》)——像這樣偉大的建築工程,如果沒有鐵器,如果沒有極進步的手工業,是絕對辦不到的。

    所以美國有名的《古代社會》(AncientEociety)的作者摩爾根(LawisHenryMorgan1818—1881)說,鐵的生産在人類經驗上是一切轉變點中的轉變點;沒有能夠和它相等的。

     春秋戰國時既因鐵器的應用而農工兩業大為發展,出産品的種類也日見增加。

    《史記·貨殖傳》說: “山西饒材,竹,谷,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玑,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

    ” “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番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湊。

    ” 以上不過是略引數節以見一般。

    農工業的生産品這樣發達的結果,商業自然要跟着興盛。

    周初所謂城市不過是封建諸侯的堡壘,不過是農業城市,至春秋時,逐漸發展為工商集中地,到了戰國多變為商業的重鎮,如臨淄,邯鄲,鹹陽,洛陽,南陽,大梁,壽春,番禺等等是其中最著的。

     商業一經發達,富商大賈便應運而生。

    據《貨殖傳》所載: 陶朱公“治産積居,與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