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根本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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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雞生蛋蛋生雞一般的見解！（二）實驗主義的唯心論和多元論的作怪（三）中國近七十年來的工業資本主義隻是複古！（四）對于封建制度的另一種見解
“哲學家不是像菌一樣突然從地下生長出來的，他們是自己時代，自己民族的結果，這種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貴的和最難看見的精華表現于哲學的觀念中。這種精神在哲學家的腦袋中建築哲學體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築鐵路。哲學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腦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樣。……”
當胡博士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對于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卡爾這幾句話的道理隻有一知半解，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說：
“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尋出那種學說有許多前因。……這個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态。第二是那時代的思想潮流。這兩種前因，時勢和思潮，很難分别。因為這兩事又是互相為因果的。有時是先有那時勢，才生出那思潮來；有了那種思潮，時勢受了思潮的影響，一定有大變動；所以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新思潮。所以這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這一段話表見他對于時勢和思潮的因果關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對于雞生蛋，蛋生雞的見解一樣，以為是互相循環不知到底是誰先誰後？！實則“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雖“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人類能夠争取權勢，并從事于政治，宗教，哲學等等之前，必須有衣食住，必須作工”（引弗裡德裡希語），因為“事實先于觀念，理想——像普魯東說得一樣——不過是一朵花，而物質的生存卻構成它的根。”（引巴枯甯語）所以思潮無論怎樣影響時勢，究其根源，不過是物質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對于這種十分顯明的事實盲目不見，竟在“先有那時勢，才生出那思潮來”的上面加上”有時“兩字，表示那不是經常的狀況，這正是他的實驗主義的唯心論和多元論在那裡作祟！梁啟超認這部書專從實驗主義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藥“（見《梁任公學術講演》第一輯《評胡适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我以為此書的根本缺陷就在應用實驗主義作為叙述和評判的方法，以緻弄出大批的錯誤。
例如他所謂時勢是指一個“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态”，所謂社會狀态又包括經濟在裡面。他不獨把政治和經濟并列起來，并且把政治放在經濟的上面，這表見他不懂得曆史的原動力是什麼。還有一層，他對于所謂“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曆紀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完全不明了。據他說：
“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的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
“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他于征引《大東》，《葛屦》兩篇詩作為“貧富太不平均的”證據後，即批評道：
“這兩篇竟像英國虎德（ThomasHood）的‘《縫衣歌》’的節本。寫的是那時代的資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财的門徑。”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詩作為“更動人的”證據後，說道：
“這竟是近時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别人辛苦得來的利益的話了！”
照他這幾段話看來，當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間，中國已經不是封建時代（梁啟超也具有同樣見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認西周約有三百年為封建期，周東遷後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為霸政期），而是資本主義時代，并且完全和現代一樣，有“資本家雇用女工”，有“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别人辛苦得來的利益”。既是這樣，中國近七十年來所發生的工業資本主義并非自西洋輸入，不過是複古罷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中國由原始土地公有變為奴隸制，“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再變為封建制，“在東周以後”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變，因為“秦以後雖然号稱為郡縣制，但漢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号稱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這和胡博士的見解極端相反。這兩方面的見解到底誰是誰非，值得我們嚴重的讨論，因為胡博士所謂哲學懷胎時代和出生時代的社會，是他的哲學史的背景，分析這種社會的性質，，是他做哲學史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則以後的一切叙述評判也必然不會清楚正确。因此我對于這個問題不得不多說幾句，作為我的批評的根據。
“哲學家不是像菌一樣突然從地下生長出來的，他們是自己時代，自己民族的結果，這種民族最微妙的，最可貴的和最難看見的精華表現于哲學的觀念中。這種精神在哲學家的腦袋中建築哲學體系，同一精神又用工人的手建築鐵路。哲學不是立于世界以外，好像腦袋不是立于人以外一樣。……”
當胡博士著《中國哲學史大綱》時，對于德國最有名的哲學家卡爾這幾句話的道理隻有一知半解，所以他開宗明義就說：
“大凡一種學說，決不是劈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我們如果能仔細研究，定可尋出那種學說有許多前因。……這個前因，所含不止一事。第一是那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态。第二是那時代的思想潮流。這兩種前因，時勢和思潮，很難分别。因為這兩事又是互相為因果的。有時是先有那時勢，才生出那思潮來；有了那種思潮，時勢受了思潮的影響，一定有大變動；所以時勢生思潮，思潮又生時勢，時勢又生新思潮。所以這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是很不容易的。”
這一段話表見他對于時勢和思潮的因果關系，弄不清楚，正和世人對于雞生蛋，蛋生雞的見解一樣，以為是互相循環不知到底是誰先誰後？！實則“學術史上尋因求果的研究”雖“很不容易”，并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在人類能夠争取權勢，并從事于政治，宗教，哲學等等之前，必須有衣食住，必須作工”（引弗裡德裡希語），因為“事實先于觀念，理想——像普魯東說得一樣——不過是一朵花，而物質的生存卻構成它的根。”（引巴枯甯語）所以思潮無論怎樣影響時勢，究其根源，不過是物質生活的反映。胡博士對于這種十分顯明的事實盲目不見，竟在“先有那時勢，才生出那思潮來”的上面加上”有時“兩字，表示那不是經常的狀況，這正是他的實驗主義的唯心論和多元論在那裡作祟！梁啟超認這部書專從實驗主義方面提倡，系”救世良藥“（見《梁任公學術講演》第一輯《評胡适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文），我以為此書的根本缺陷就在應用實驗主義作為叙述和評判的方法，以緻弄出大批的錯誤。
例如他所謂時勢是指一個“時代政治社會的狀态”，所謂社會狀态又包括經濟在裡面。他不獨把政治和經濟并列起來，并且把政治放在經濟的上面，這表見他不懂得曆史的原動力是什麼。還有一層，他對于所謂“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即“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西曆紀元前八○○年至五○○年）的社會到底是一種怎樣的社會完全不明了。據他說：
“那時諸侯互相侵略，滅國破家的不計其數。古代封建制度的種種社會階級都漸漸的消滅了。”
“封建時代的階級雖然漸漸消滅了，卻新添了一種生計上的階級，那時社會漸漸成了一個貧富很不平均的社會。富貴的太富貴了，貧苦的太貧苦了。
他于征引《大東》，《葛屦》兩篇詩作為“貧富太不平均的”證據後，即批評道：
“這兩篇竟像英國虎德（ThomasHood）的‘《縫衣歌》’的節本。寫的是那時代的資本家雇用女工，把那‘摻摻女手’的血汗工夫，來做他們發财的門徑。”
他又于征引《伐檀》一篇詩作為“更動人的”證據後，說道：
“這竟是近時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别人辛苦得來的利益的話了！”
照他這幾段話看來，當老孔以前的三百年間，中國已經不是封建時代（梁啟超也具有同樣見解，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認西周約有三百年為封建期，周東遷後至孔子出生前二百年為霸政期），而是資本主義時代，并且完全和現代一樣，有“資本家雇用女工”，有“社會黨攻擊資本家不該安享别人辛苦得來的利益”。既是這樣，中國近七十年來所發生的工業資本主義并非自西洋輸入，不過是複古罷了！
在另一方面，某君于一九三○年刊布一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說中國由原始土地公有變為奴隸制，“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再變為封建制，“在東周以後”才完成，一直到清朝末年相沿未變，因為“秦以後雖然号稱為郡縣制，但漢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号稱為‘封疆天子’，并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這和胡博士的見解極端相反。這兩方面的見解到底誰是誰非，值得我們嚴重的讨論，因為胡博士所謂哲學懷胎時代和出生時代的社會，是他的哲學史的背景，分析這種社會的性質，，是他做哲學史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如弄得不清楚，看得不正确，則以後的一切叙述評判也必然不會清楚正确。因此我對于這個問題不得不多說幾句，作為我的批評的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