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近十幾年來，中國著述界發見一部萬人贊賞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這部書的價值到底怎樣，除梁啟超一篇幾千字的評論外，簡直沒有人做過有系統的詳細的估計，所謂“萬人贊賞”不過像戲院中捧場的朋友們，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幾聲“好，好，好”罷了！ 中國的所謂學者，尤其是所謂哲學家，對于這樣一部風行全國和影響最大的著作，僅止于簡單的叫好，而無詳盡的批評，這不獨對不起一般讀者，并且也對不起作者，不獨會使一般讀者發生盲從的傾向，并且也會使作者發生矜誇的傾向，于是學術因磨砺而愈益進步的現象從此消滅了。

    現在專就作者而論，隻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國故與打鬼》中所說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評界的溺職，呈出一種何等驕傲自滿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

    西滢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

    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

    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

    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 這段話的最後幾句，即使出于讀者之口，已不免是沒有分寸的拍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簡直是信口開河的吹牛了！當我看到這裡時，不禁為萎靡不振慘淡無光的中國學術界抽一口冷氣，覺得批評事業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圖，比其他一切譯著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