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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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幾年來，中國著述界發見一部萬人贊賞的“大著作”，即胡适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這部書的價值到底怎樣，除梁啟超一篇幾千字的評論外，簡直沒有人做過有系統的詳細的估計，所謂“萬人贊賞”不過像戲院中捧場的朋友們，提起嗓子，一唱百合地叫幾聲“好，好，好”罷了！
中國的所謂學者，尤其是所謂哲學家，對于這樣一部風行全國和影響最大的著作，僅止于簡單的叫好，而無詳盡的批評，這不獨對不起一般讀者，并且也對不起作者，不獨會使一般讀者發生盲從的傾向，并且也會使作者發生矜誇的傾向，于是學術因磨砺而愈益進步的現象從此消滅了。現在專就作者而論，隻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國故與打鬼》中所說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評界的溺職，呈出一種何等驕傲自滿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滢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這段話的最後幾句，即使出于讀者之口，已不免是沒有分寸的拍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簡直是信口開河的吹牛了！當我看到這裡時，不禁為萎靡不振慘淡無光的中國學術界抽一口冷氣，覺得批評事業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圖，比其他一切譯著都來的重要；因為批評，尤其是對于一部最有權威著作的批評，在積極方面可以促進學術的發揚與進步，在消極方面可以阻止讀者盲從和作者矜誇的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濫作濫譯）。可是我為生計所迫，仍操我向來的筆墨生涯，因循複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書（共三十餘萬言），回顧留德時代的學業，才用一專章（第十二章）寫出我對于胡博士這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大著的批評。然批評此書何以适在那個時期呢？因為我在德國留學，獲得一種唯物史觀的觀點與辯證的方法，特在回憶中介紹出來，并以之和歐美資産階級最時髦的實驗主義作個比較（第十一章，約九萬字，内中有五萬多字是批評這種主義的）；接着又叙述我當時利用新獲的武器，向友人口頭批評《哲學史大綱》，指出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著書，可以産生怎樣謬誤的結果。現《我的生平》雖正在付排，但此項專門著作實有另印單行本的必要，因為這一章不獨對于胡博士的《哲學史》從頭至尾，加以解剖，且處處提出我自己的見解，與之對抗。所以這不僅是一種消極的批評，并且還是一種積極的主張，尤其是對于春秋戰國諸子的階級性，都有一種明白的分析，使他們學說的背景顯露無餘，為中國著作界的創舉，可以供全國人士的參考。故特将此章的開端略加修改，目錄中的小題重行增訂，先與世相見；并希望胡博士和讀者不吝指教，共同起來作一番熱烈的論戰，則中國學術界的前途，也許能因此放一線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識。
中國的所謂學者，尤其是所謂哲學家，對于這樣一部風行全國和影響最大的著作，僅止于簡單的叫好，而無詳盡的批評，這不獨對不起一般讀者，并且也對不起作者，不獨會使一般讀者發生盲從的傾向，并且也會使作者發生矜誇的傾向，于是學術因磨砺而愈益進步的現象從此消滅了。現在專就作者而論，隻要看看他在一九二七年《整理國故與打鬼》中所說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它因批評界的溺職，呈出一種何等驕傲自滿的态度：
“西滢先生批評我的作品，單取我的《文存》，不取我的《哲學史》。西滢究竟是一個文人；以文章論，《文存》自然遠勝《哲學史》，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内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
這段話的最後幾句，即使出于讀者之口，已不免是沒有分寸的拍馬，至出于作者之口，那簡直是信口開河的吹牛了！當我看到這裡時，不禁為萎靡不振慘淡無光的中國學術界抽一口冷氣，覺得批評事業是目前最切要的企圖，比其他一切譯著都來的重要；因為批評，尤其是對于一部最有權威著作的批評，在積極方面可以促進學術的發揚與進步，在消極方面可以阻止讀者盲從和作者矜誇的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濫作濫譯）。可是我為生計所迫，仍操我向來的筆墨生涯，因循複因循，未遑及此。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書（共三十餘萬言），回顧留德時代的學業，才用一專章（第十二章）寫出我對于胡博士這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大著的批評。然批評此書何以适在那個時期呢？因為我在德國留學，獲得一種唯物史觀的觀點與辯證的方法，特在回憶中介紹出來，并以之和歐美資産階級最時髦的實驗主義作個比較（第十一章，約九萬字，内中有五萬多字是批評這種主義的）；接着又叙述我當時利用新獲的武器，向友人口頭批評《哲學史大綱》，指出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著書，可以産生怎樣謬誤的結果。現《我的生平》雖正在付排，但此項專門著作實有另印單行本的必要，因為這一章不獨對于胡博士的《哲學史》從頭至尾，加以解剖，且處處提出我自己的見解，與之對抗。所以這不僅是一種消極的批評，并且還是一種積極的主張，尤其是對于春秋戰國諸子的階級性，都有一種明白的分析，使他們學說的背景顯露無餘，為中國著作界的創舉，可以供全國人士的參考。故特将此章的開端略加修改，目錄中的小題重行增訂，先與世相見；并希望胡博士和讀者不吝指教，共同起來作一番熱烈的論戰，則中國學術界的前途，也許能因此放一線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