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重要；因為批評，尤其是對于一部最有權威著作的批評，在積極方面可以促進學術的發揚與進步，在消極方面可以阻止讀者盲從和作者矜誇的傾向（更可以阻止世人的濫作濫譯）。

    可是我為生計所迫，仍操我向來的筆墨生涯，因循複因循，未遑及此。

    直至去年冬季，作《我的生平》一書（共三十餘萬言），回顧留德時代的學業，才用一專章（第十二章）寫出我對于胡博士這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的大著的批評。

    然批評此書何以适在那個時期呢？因為我在德國留學，獲得一種唯物史觀的觀點與辯證的方法，特在回憶中介紹出來，并以之和歐美資産階級最時髦的實驗主義作個比較（第十一章，約九萬字，内中有五萬多字是批評這種主義的）；接着又叙述我當時利用新獲的武器，向友人口頭批評《哲學史大綱》，指出應用實驗主義的方法著書，可以産生怎樣謬誤的結果。

    現《我的生平》雖正在付排，但此項專門著作實有另印單行本的必要，因為這一章不獨對于胡博士的《哲學史》從頭至尾，加以解剖，且處處提出我自己的見解，與之對抗。

    所以這不僅是一種消極的批評，并且還是一種積極的主張，尤其是對于春秋戰國諸子的階級性，都有一種明白的分析，使他們學說的背景顯露無餘，為中國著作界的創舉，可以供全國人士的參考。

    故特将此章的開端略加修改，目錄中的小題重行增訂，先與世相見；并希望胡博士和讀者不吝指教，共同起來作一番熱烈的論戰，則中國學術界的前途，也許能因此放一線光明了。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日作者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