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關燈
小
中
大
我怎麼敢進去。
”荀瑤說：“樣子很醜，又不勇敢，怎樣為太子。
”回答說：“因為我能夠忍受羞恥，大概不會害趙氏的宗廟吧。
”荀瑤仍舊不改，趙無恤從此讨厭荀瑤，就滅亡了他。
荀瑤貪而剛愎，故韓魏反過來滅亡他。
附錄一 《春秋》序1：（陸曰2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春秋》者，魯史記3之名也。
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4。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5，小事簡牍而已6。
孟子曰：“楚謂之《梼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7。
”韓宣子适魯8，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9。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将來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随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将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10。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11。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12。
一曰：“微而顯。
”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13”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14”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15”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污。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16”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17”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亂。
預令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阙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18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19、許惠卿20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嚴21者，雖淺近亦複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颍之違，以見同異。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22，比其義類，各随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23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将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雲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隐其義。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答曰：“異乎餘所聞。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
麟鳳五靈24，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隐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隐公讓國之賢君也。
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隐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将來。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25也。
所稱之公即魯隐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複隐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雲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緻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餘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
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今注 1《春秋》序：據陸德明說：“此杜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 2陸曰：即陸德明所說。
3魯史記：《春秋》就是魯國史記的名稱。
4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因為四時有春夏秋冬，隻用春秋兩個字，所以說錯舉，是為的記載編年的事。
5大事書之于策：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 6小事簡牍而已：簡牍隻有一尺長。
7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魯國人稱為《春秋》，其實楚國的《梼杌》，晉國的《乘》，而魯國的《春秋》，全是記載史事的書。
8韓宣子适魯：晉大夫韓起，到魯國去聘問，在魯昭公二年。
9禮經也：這是韓宣子所看的，魯國舊有的記載。
10謂之變例：這叫改變的條例。
11非例也：這不屬于例。
12為例之情有五：釋例的情形有五種，就是如下面所說的。
13“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見于成公十四年，梁亡見于僖公十九年，城緣陵見于僖公十四年。
14“參會不地，與謀曰及”：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15“璧假許田”：當時魯國因為周公，得用離近京都的許田，後來周德既衰，魯國也不朝周，所以鄭國就假裝拿着玉璧來換許田。
16“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17“齊豹盜”“三叛人名”：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絷。
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
18劉子駿：即劉歆。
19賈景伯父子：賈逵字景伯，扶風人，父徽字符伯。
20許惠卿：名許淑。
21颍子嚴：名颍容。
22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可見經同傳本是兩部書，這次方才被杜預合成一部書。
23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全舉各條例同地名同人名的譜，還有曆法。
24麟鳳五靈：麟、鳳同龜、龍古稱為四靈，但是據疏說應該加上白虎，稱為五靈。
25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用的曆法就是周朝的曆法，以分别他同夏商的不同。
今譯 春秋這個名詞，是魯國史記的名稱。
所謂記事的就是把事情記到日子上，把日子記到月份上，把月份記到四時上，把四時記到年上，這是為了按遠近記事，分别同異，所以史書記載必定先寫年，以說事情的開始，每年有四季，所以錯舉春秋兩季做史記的名稱。
《周禮》說到史官是管掌着邦國四方的事情，傳達四方的意志，每個諸侯也各有他的國史，大的事情寫到大的竹簡上，所謂策。
小的事情隻寫到簡牍上，簡牍是小的竹簡，孟子說過：“楚國叫作《梼杌》，晉國叫作《乘》，魯國叫作《春秋》，其實名稱雖然不同，事實上記事性質相同。
”在魯昭公二年時，晉國的韓宣子到魯國去，看見《易象》同魯《春秋》就說：“周禮全在魯國了，我現在才知道周公德行偉大，同周朝之所以稱王。
”韓起所看見的，大概就是周朝的舊典，所謂《禮經》就是。
周的德行後來衰微，官吏全失掉他的職守，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所用的策書，諸凡所記述的，多違背了舊的章法，孔子根據魯國史書所記載的策書、舊文字，考證它的真假，而以它的典禮為标準，上為遵守周公的舊制度，下為發明将來的法則。
其所存的教訓，文章有不對的地方，就把它修正了，以表示勸誡的意思。
其餘皆用舊書上所寫的，史有的文雅，有的質樸，文辭有的詳有的略，也就不必更改了。
所以《左傳》說他的志向很美，又說要不是聖人，誰能夠修正呢？這大約是周公的志向，孔子根據他而修明了。
左丘明從孔子處接收到魯國的舊史，以為舊史是不能夠修改的書，所以《左傳》常常寫在《春秋》前面，以開啟事端，或者在《春秋》以後為表示他把這件事情完成，有的事依傍着《春秋》，以闡述他的理解，或者是跟《春秋》相錯，以表示他的不同，随着意思而發表不同。
他條例之所重，就是剩下的文字，也不能全都舉出來，因為這不是聖人所修的要緊事。
他既然做了國史，親自看見舊的記載，必然推廣記載而詳細地說。
他的文章很平緩，宗旨很遠大，使學者們能夠由開始一直到最後，尋找他的枝葉，一直到根底，優柔能夠自己得到，餍饫使自己往那裡去。
好像江海那麼大的水，膏澤能滋潤，就自然能夠冰釋，高興地理順，然後能得到義理。
（侗案《左氏春秋》同《孔子春秋》是兩部書，在杜預以前，仍然是分存着，自從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相附”以後，方使《左氏春秋》作為《春秋》解釋，詳情見于我的序中，讀者可以參考。
）凡是發凡所說的條例，全都是經國的常制，這是周公的法則，也是史書的舊章，孔子追随周公修正他，成了一個經的通例。
微細的使它明顯，不容易懂的說明，分成義例，都根據舊例而發明，指着一件事情，以證明褒貶。
譬如所謂“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全都是為的起新舊，發揚大義，這叫作變例。
但也有史書上所不寫，即變成義例的，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傳裡不說，曲别而暢明了他。
至于《春秋》中沒有義例，因為行事而言，《左傳》隻說它的結果而已，這不是例。
所以發傳的體有三個，而為例的體裁有五種。
一種叫作“微而顯”，文章見于此處，而意思在别處。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這類就是。
第二種叫作“志而晦”，這是為的表示一個制度，推而成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這類就是。
第三種叫作“婉而成章”，這個是根據義訓以表示順從大的訓導，凡所避諱的，譬如“璧假許田”這類就是。
第四種叫作“盡而不污”，直接寫事情，用文章表示意見，“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這類就是。
第五種叫作“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這類就是。
根據這五件事情，來尋找經傳，分類而推廣之，附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王道的規正，人倫的根基，就完備了。
或者說：“春秋是用錯雜的文字來見意義，要像你所說的，則經中當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而沒有其他的意義，先儒所傳說的，大概同這個不同。
”回答說：“《春秋》雖然拿一個字做褒貶，但是必須拿幾句成一句話，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互相變化，就成了六十四卦，還是要根據《左傳》來決斷。
”古今說《左氏春秋》者很多家，現在剩下的材料所看見的有十幾家，大體互相轉引，進而不能叫經文錯綜來得到他的變化，退一步也不能守住《左傳》。
對于左丘明的傳有不能理解的，全都不說，并且又引用《公羊傳》同《穀梁傳》，恰好自己亂了他的思想。
杜預現在跟他們所作的不同，專門研究左丘明的傳，以解釋經，經的條貫必定出在《左傳》，《左傳》的義例全歸凡例來管，用變例以正規褒貶，去了《公羊》《穀梁》兩個傳，就表示去了兩個不同的說法，這也就是左丘明的志願。
他有錯誤可疑的地方，就備論而阙疑，以等待後代的賢者。
劉子駿（劉歆）創通《左傳》的大義，賈景伯父子（賈徽及賈逵）、許惠卿（許淑），全都是先儒最好的，後來有颍子嚴（颍容）雖然膚淺也可以成一家。
所以特别舉出來劉、賈、許、颍的不同見解，以見同與不同的解說。
把《春秋》的年份同《左傳》的年份放在一塊，比較它的義類，随着它來解釋，名就叫《經傳集解》。
又另外集合各例同地名、譜第、曆數，各自分成部，凡四十部，十五卷，都分着以表示它的異同，從而解釋，名叫《釋例》。
為的将以後的學者觀我所聚不同的說法，這在《釋例》已經詳細說了。
有人說：“《春秋》的創作，在《左傳》及《穀梁傳》中都沒有明白地說，解說者以為孔子自衛國返回魯國，修成《春秋》，立素王，左丘明作素臣。
說《公羊傳》者也說貶黜周而使魯為王，因為行為甚有危險，故言辭甚為謹慎，以避免當時的加害，所以文章甚細微，隐藏他的意義，公羊的經以西狩獲麟為止，而左氏的經到孔子死。
敢問何種合理？”回答說：“這同我所聽說的不同。
孔子說：‘文王既然死了，文就不在這裡嗎？’這就是作書的本意所在。
孔子又歎息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我豈不沒有希望了嗎？’這是傷感時王的政治呀！麟、鳳等五種靈物皆是王者的祥瑞，現在麒麟出現不合時，也不應失掉他的歸宿，聖人因此感歎。
為何在這句絕筆，因為感起于此，也就以此為終。
”又問說：“為何《春秋》從魯隐公開始呢？”回答說：“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個王，魯隐公是讓國的好君，論他們的時代頗相連接，論他的位子就屬于列國，再論上代就是周公的後嗣。
假設平王能禱告上天永久保天命，重開中興的機會，魯隐公也能光大祖先周公的事業，啟發周王室，西周的好政風可以尋到，周文王、武王的迹業不至于失墜，所以根據他的曆數，附上他們的行事，采用周的舊法，以成王的意義，為後來的法則。
所寫的王就是周平王，所用的曆法就是周正，所稱的公就是魯隐公，哪裡能看出貶黜周而王魯呢？孔子說過：‘如果有人想用我，我可以做東周的臣！’這就是這種意義。
”至于所做的文章，就為記述以往，并考察将來，性情見于文辭，所說的話高深，宗旨就會遠大，文辭隐約，意義就會細微，這是事理的常情，并非有所隐蔽，聖人有周身的設防，既然作了以後，又再隐諱以避患難，這也不是所能知道的。
子路想使門人作臣仆，孔子以為這是欺騙上天，現在說孔子是素王，左丘明是素臣，又不是通論。
先儒以為作《春秋》三年，文章成功就使麒麟出現，這已經是妖妄的話，又引《春秋》至孔子死，這又近于誣聖人。
據《公羊傳》春秋止于獲麟，而《左氏春秋》小邾射不在三叛的數目中。
所以我以為因感麟而作《春秋》，既作因獲麟而起，文章也就止于此事，較為得實。
至于反衣拭面貌，自稱道窮，也無所取了！ 附錄二 杜預後序：大康1元年三月，吳寇始平，餘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2（段玉裁校本作“抒”是也。
）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鬥文字3，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鬥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4，始者藏在秘府5，餘晚得見之。
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
《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
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推挍（淳熙本、監本“挍”作“校”）哀王二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石經赧字右半重刊）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
哀王于《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
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
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
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谥，謂之今王。
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文稱魯隐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
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
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于《公羊》《穀梁》。
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
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
又别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蔔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于大甲七（石經、淳熙本同，宋本作“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複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
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緻昏忘，将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今注 1大康：是晉武帝的年号，今作“太康”。
2申杼：等于發明申正。
3簡編科鬥文字：簡編是竹編，科鬥文是古文字，因為形狀頗像小蝌蚪，所以名字稱為科鬥。
4推尋不能盡通：研究也不能完全懂。
5秘府：是皇家圖書館。
今譯 在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始把吳國平定，我從江陵回到襄陽，解除盔甲，使軍隊休息，就發明舊的意見，修成《春秋釋例》同《經傳集解》兩部書，恰好遇見汲郡汲縣有發掘它的境内古冢的，得到大量古書，全都是竹簡，寫着科鬥似的古文字，發掘墳墓的人不甚注意，所以散開了，很亂，并且科鬥文字久已不用，研究它們的也不能完全明白，最初藏在皇家圖書館裡，我在後來才看見這些古書，大概有七十五卷，多半是雜亂零碎，奇怪同妄說，不可以完全懂。
其中《周易》同《紀年》最明白，《周易》分為上下篇，同現在的本子正相同，别有陰陽說，而沒有彖象、文言、系辭，我很懷疑那時候孔子在魯國所作成，而尚未傳播到遠處去。
他那篇《紀年》，從夏殷周起，全是記載三代的王事，沒有各國的分别記述，唯獨特别說到晉國由殇叔起，接着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莊伯。
曲沃莊伯的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魯隐公的元年正月。
晉國皆用夏正，每歲首全用的是建寅那個月，編年相次。
晉國滅了以後，單獨記魏國的事情，下面一直到魏哀王二十年，這就是魏國的《史記》。
我們來推算魏哀王的二十年，太歲在壬戌，這就是在周赧王的十六年，秦昭王的八年，韓襄王的十三年，趙武靈王的二十七年，楚懷王的三十年，燕昭王的十三年，齊湣王的二十五年，上邊離孔子死是一百八十一年，下邊離着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年。
哀王在《史記》上，是襄王的兒子，惠王的孫子。
惠王三十六年死了，而襄王即位，立了十六年死了，而哀王立為君。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開始到十六年而稱惠成王死了，就是魏惠王。
我很疑心《史記》誤分了惠成的年代作成後王的年。
哀王二十三年才死，所以不稱谥法，稱為今王。
《紀年》寫書的意思大像《春秋經》，推論可以看出來古代的國史竹簡全是如此。
文章裡又說：“魯隐公與邾莊公盟于姑蔑。
”這就是《春秋》所寫的邾儀父，沒有得到王命，所以不寫他的爵位，稱他叫儀父，因為尊貴他。
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即《春秋》所寫“虞師晉師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即《春秋》所寫“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
”諸如此類很多，略舉幾條，以證明從前的國史皆承通告，據實事而寫的。
孔子修《春秋》，據文義而分成不同的文章。
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
我頗疑心洞當作泂，就是《左傳》所稱的熒澤。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
”就是《左傳》所說：“賓媚人。
”紀年所記載的都同《左傳》相符，而與《公羊》《穀梁》兩書不同。
知道這兩部書，後來人所穿鑿，不是《春秋》的本意，這是很明白的。
雖然他的記載，不與《史記》同《尚書》相同，然而三種來比較，可以使學者端正。
又另有一卷書，完全是抄《左傳》裡邊講占蔔的事情，上下的次序同他的文章意義，都同《左傳》相同，名字叫《師春》，“師春”似乎是抄這書的人的名字。
《紀年》又說殷仲壬即位以後，居在亳這地方，伊尹做他的卿士。
仲壬死了以後，伊尹驅逐大甲位在桐這地方，而自己做了君，伊尹做君以後放逐大甲，七年以後，大甲偷着從桐出來，殺了伊尹，而立了他的兒子伊陟伊奮，恢複他父親伊尹的田宅，而給他們兩人平分了。
《左氏傳》說伊尹驅逐大甲而做他的宰相，并沒有抱怨的顔色。
如此大甲被放逐，回來殺了伊尹，仍舊用他兒子做宰相。
這種與《尚書》叙說大甲的事很不同，不知道是年老的伏生，或者記不清楚，或者還是這本古書，也是當時雜記，不能做憑據的。
因為他對《左氏春秋》頗有益處，所以記在這裡，附到集解的末端。
”荀瑤說：“樣子很醜，又不勇敢，怎樣為太子。
”回答說：“因為我能夠忍受羞恥，大概不會害趙氏的宗廟吧。
”荀瑤仍舊不改，趙無恤從此讨厭荀瑤，就滅亡了他。
荀瑤貪而剛愎，故韓魏反過來滅亡他。
附錄一 《春秋》序1：（陸曰2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春秋》者，魯史記3之名也。
記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4。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于策5，小事簡牍而已6。
孟子曰：“楚謂之《梼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7。
”韓宣子适魯8，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9。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将來之法。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左丘明受經于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随義而發。
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
其文緩，其旨遠，将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趨之。
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
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10。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11。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12。
一曰：“微而顯。
”文見于此而起義在彼。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13”之類是也。
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14”之類是也。
三曰：“婉而成章。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15”之類是也。
四曰：“盡而不污。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16”之類是也。
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17”之類是也。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于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适足自亂。
預令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阙之，以俟後賢。
然劉子駿18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19、許惠卿20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嚴21者，雖淺近亦複名家。
故特舉劉、賈、許、颍之違，以見同異。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22，比其義類，各随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23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
将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
言公羊者亦雲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隐其義。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答曰：“異乎餘所聞。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
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蓋傷時王之政也。
麟鳳五靈24，王者之嘉瑞也。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
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于隐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隐公讓國之賢君也。
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隐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曆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将來。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25也。
所稱之公即魯隐也。
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
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複隐諱以辟患，非所聞也。
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雲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
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緻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餘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于所起為得其實。
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今注 1《春秋》序：據陸德明說：“此杜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 2陸曰：即陸德明所說。
3魯史記：《春秋》就是魯國史記的名稱。
4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因為四時有春夏秋冬，隻用春秋兩個字，所以說錯舉，是為的記載編年的事。
5大事書之于策：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 6小事簡牍而已：簡牍隻有一尺長。
7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魯國人稱為《春秋》，其實楚國的《梼杌》，晉國的《乘》，而魯國的《春秋》，全是記載史事的書。
8韓宣子适魯：晉大夫韓起，到魯國去聘問，在魯昭公二年。
9禮經也：這是韓宣子所看的，魯國舊有的記載。
10謂之變例：這叫改變的條例。
11非例也：這不屬于例。
12為例之情有五：釋例的情形有五種，就是如下面所說的。
13“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見于成公十四年，梁亡見于僖公十九年，城緣陵見于僖公十四年。
14“參會不地，與謀曰及”：桓公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15“璧假許田”：當時魯國因為周公，得用離近京都的許田，後來周德既衰，魯國也不朝周，所以鄭國就假裝拿着玉璧來換許田。
16“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
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公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17“齊豹盜”“三叛人名”：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絷。
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來奔；昭公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
18劉子駿：即劉歆。
19賈景伯父子：賈逵字景伯，扶風人，父徽字符伯。
20許惠卿：名許淑。
21颍子嚴：名颍容。
22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可見經同傳本是兩部書，這次方才被杜預合成一部書。
23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全舉各條例同地名同人名的譜，還有曆法。
24麟鳳五靈：麟、鳳同龜、龍古稱為四靈，但是據疏說應該加上白虎，稱為五靈。
25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用的曆法就是周朝的曆法，以分别他同夏商的不同。
今譯 春秋這個名詞，是魯國史記的名稱。
所謂記事的就是把事情記到日子上，把日子記到月份上，把月份記到四時上，把四時記到年上，這是為了按遠近記事，分别同異，所以史書記載必定先寫年，以說事情的開始，每年有四季，所以錯舉春秋兩季做史記的名稱。
《周禮》說到史官是管掌着邦國四方的事情，傳達四方的意志，每個諸侯也各有他的國史，大的事情寫到大的竹簡上，所謂策。
小的事情隻寫到簡牍上，簡牍是小的竹簡，孟子說過：“楚國叫作《梼杌》，晉國叫作《乘》，魯國叫作《春秋》，其實名稱雖然不同，事實上記事性質相同。
”在魯昭公二年時，晉國的韓宣子到魯國去，看見《易象》同魯《春秋》就說：“周禮全在魯國了，我現在才知道周公德行偉大，同周朝之所以稱王。
”韓起所看見的，大概就是周朝的舊典，所謂《禮經》就是。
周的德行後來衰微，官吏全失掉他的職守，上位的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所用的策書，諸凡所記述的，多違背了舊的章法，孔子根據魯國史書所記載的策書、舊文字，考證它的真假，而以它的典禮為标準，上為遵守周公的舊制度，下為發明将來的法則。
其所存的教訓，文章有不對的地方，就把它修正了，以表示勸誡的意思。
其餘皆用舊書上所寫的，史有的文雅，有的質樸，文辭有的詳有的略，也就不必更改了。
所以《左傳》說他的志向很美，又說要不是聖人，誰能夠修正呢？這大約是周公的志向，孔子根據他而修明了。
左丘明從孔子處接收到魯國的舊史，以為舊史是不能夠修改的書，所以《左傳》常常寫在《春秋》前面，以開啟事端，或者在《春秋》以後為表示他把這件事情完成，有的事依傍着《春秋》，以闡述他的理解，或者是跟《春秋》相錯，以表示他的不同，随着意思而發表不同。
他條例之所重，就是剩下的文字，也不能全都舉出來，因為這不是聖人所修的要緊事。
他既然做了國史，親自看見舊的記載，必然推廣記載而詳細地說。
他的文章很平緩，宗旨很遠大，使學者們能夠由開始一直到最後，尋找他的枝葉，一直到根底，優柔能夠自己得到，餍饫使自己往那裡去。
好像江海那麼大的水，膏澤能滋潤，就自然能夠冰釋，高興地理順，然後能得到義理。
（侗案《左氏春秋》同《孔子春秋》是兩部書，在杜預以前，仍然是分存着，自從杜預“分經之年與傳之相附”以後，方使《左氏春秋》作為《春秋》解釋，詳情見于我的序中，讀者可以參考。
）凡是發凡所說的條例，全都是經國的常制，這是周公的法則，也是史書的舊章，孔子追随周公修正他，成了一個經的通例。
微細的使它明顯，不容易懂的說明，分成義例，都根據舊例而發明，指着一件事情，以證明褒貶。
譬如所謂“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全都是為的起新舊，發揚大義，這叫作變例。
但也有史書上所不寫，即變成義例的，這大概是春秋的新意，所以傳裡不說，曲别而暢明了他。
至于《春秋》中沒有義例，因為行事而言，《左傳》隻說它的結果而已，這不是例。
所以發傳的體有三個，而為例的體裁有五種。
一種叫作“微而顯”，文章見于此處，而意思在别處。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這類就是。
第二種叫作“志而晦”，這是為的表示一個制度，推而成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這類就是。
第三種叫作“婉而成章”，這個是根據義訓以表示順從大的訓導，凡所避諱的，譬如“璧假許田”這類就是。
第四種叫作“盡而不污”，直接寫事情，用文章表示意見，“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這類就是。
第五種叫作“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這類就是。
根據這五件事情，來尋找經傳，分類而推廣之，附在二百四十二年的行事，王道的規正，人倫的根基，就完備了。
或者說：“春秋是用錯雜的文字來見意義，要像你所說的，則經中當有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而沒有其他的意義，先儒所傳說的，大概同這個不同。
”回答說：“《春秋》雖然拿一個字做褒貶，但是必須拿幾句成一句話，不像八卦的爻，可以互相變化，就成了六十四卦，還是要根據《左傳》來決斷。
”古今說《左氏春秋》者很多家，現在剩下的材料所看見的有十幾家，大體互相轉引，進而不能叫經文錯綜來得到他的變化，退一步也不能守住《左傳》。
對于左丘明的傳有不能理解的，全都不說，并且又引用《公羊傳》同《穀梁傳》，恰好自己亂了他的思想。
杜預現在跟他們所作的不同，專門研究左丘明的傳，以解釋經，經的條貫必定出在《左傳》，《左傳》的義例全歸凡例來管，用變例以正規褒貶，去了《公羊》《穀梁》兩個傳，就表示去了兩個不同的說法，這也就是左丘明的志願。
他有錯誤可疑的地方，就備論而阙疑，以等待後代的賢者。
劉子駿（劉歆）創通《左傳》的大義，賈景伯父子（賈徽及賈逵）、許惠卿（許淑），全都是先儒最好的，後來有颍子嚴（颍容）雖然膚淺也可以成一家。
所以特别舉出來劉、賈、許、颍的不同見解，以見同與不同的解說。
把《春秋》的年份同《左傳》的年份放在一塊，比較它的義類，随着它來解釋，名就叫《經傳集解》。
又另外集合各例同地名、譜第、曆數，各自分成部，凡四十部，十五卷，都分着以表示它的異同，從而解釋，名叫《釋例》。
為的将以後的學者觀我所聚不同的說法，這在《釋例》已經詳細說了。
有人說：“《春秋》的創作，在《左傳》及《穀梁傳》中都沒有明白地說，解說者以為孔子自衛國返回魯國，修成《春秋》，立素王，左丘明作素臣。
說《公羊傳》者也說貶黜周而使魯為王，因為行為甚有危險，故言辭甚為謹慎，以避免當時的加害，所以文章甚細微，隐藏他的意義，公羊的經以西狩獲麟為止，而左氏的經到孔子死。
敢問何種合理？”回答說：“這同我所聽說的不同。
孔子說：‘文王既然死了，文就不在這裡嗎？’這就是作書的本意所在。
孔子又歎息說：‘鳳凰不來，黃河也不出現圖，我豈不沒有希望了嗎？’這是傷感時王的政治呀！麟、鳳等五種靈物皆是王者的祥瑞，現在麒麟出現不合時，也不應失掉他的歸宿，聖人因此感歎。
為何在這句絕筆，因為感起于此，也就以此為終。
”又問說：“為何《春秋》從魯隐公開始呢？”回答說：“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個王，魯隐公是讓國的好君，論他們的時代頗相連接，論他的位子就屬于列國，再論上代就是周公的後嗣。
假設平王能禱告上天永久保天命，重開中興的機會，魯隐公也能光大祖先周公的事業，啟發周王室，西周的好政風可以尋到，周文王、武王的迹業不至于失墜，所以根據他的曆數，附上他們的行事，采用周的舊法，以成王的意義，為後來的法則。
所寫的王就是周平王，所用的曆法就是周正，所稱的公就是魯隐公，哪裡能看出貶黜周而王魯呢？孔子說過：‘如果有人想用我，我可以做東周的臣！’這就是這種意義。
”至于所做的文章，就為記述以往，并考察将來，性情見于文辭，所說的話高深，宗旨就會遠大，文辭隐約，意義就會細微，這是事理的常情，并非有所隐蔽，聖人有周身的設防，既然作了以後，又再隐諱以避患難，這也不是所能知道的。
子路想使門人作臣仆，孔子以為這是欺騙上天，現在說孔子是素王，左丘明是素臣，又不是通論。
先儒以為作《春秋》三年，文章成功就使麒麟出現，這已經是妖妄的話，又引《春秋》至孔子死，這又近于誣聖人。
據《公羊傳》春秋止于獲麟，而《左氏春秋》小邾射不在三叛的數目中。
所以我以為因感麟而作《春秋》，既作因獲麟而起，文章也就止于此事，較為得實。
至于反衣拭面貌，自稱道窮，也無所取了！ 附錄二 杜預後序：大康1元年三月，吳寇始平，餘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杼2（段玉裁校本作“抒”是也。
）舊意，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鬥文字3，發冢者不以為意，往往散亂，科鬥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4，始者藏在秘府5，餘晚得見之。
所記大凡七十五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
《周易》及《紀年》最為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别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系辭，疑于時仲尼造之于魯，尚未播之于遠國也。
其《紀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别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相次。
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
推挍（淳熙本、監本“挍”作“校”）哀王二十年，大歲在壬戌，是周赧（石經赧字右半重刊）王之十六年，秦昭王之八年，韓襄王之十三年，趙武靈王之二十七年，楚懷王之三十年，燕昭王之十三年，齊湣王之二十五年也，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歲，下去今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歲。
哀王于《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
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
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
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
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谥，謂之今王。
其著書文意大似《春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
文稱魯隐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即《春秋》所書邾儀父，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即《春秋》所書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即《春秋》所書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
諸若此輩甚多，略舉數條，以明國史皆承告據實而書時事，仲尼修《春秋》，以義而制異文也。
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疑洞當為泂，即《左傳》所謂熒澤也。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即《左傳》所謂賓媚人也。
諸所記多與《左傳》符同，異于《公羊》《穀梁》。
知此二書近世穿鑿，非《春秋》本意審矣。
雖不皆與《史記》《尚書》同，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
又别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蔔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
《紀年》又稱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伊尹即位于大甲七（石經、淳熙本同，宋本作“十”）年，大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複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左氏傳》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然則大甲雖見放，還殺伊尹，而猶以其子為相也。
此為大與《尚書》叙說大甲事乖異，不知老叟之伏生，或緻昏忘，将此古書亦當時雜記，未足以取審也。
為其粗有益于《左氏》，故略記之，附集解之末焉。
今注 1大康：是晉武帝的年号，今作“太康”。
2申杼：等于發明申正。
3簡編科鬥文字：簡編是竹編，科鬥文是古文字，因為形狀頗像小蝌蚪，所以名字稱為科鬥。
4推尋不能盡通：研究也不能完全懂。
5秘府：是皇家圖書館。
今譯 在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始把吳國平定，我從江陵回到襄陽，解除盔甲，使軍隊休息，就發明舊的意見，修成《春秋釋例》同《經傳集解》兩部書，恰好遇見汲郡汲縣有發掘它的境内古冢的，得到大量古書，全都是竹簡，寫着科鬥似的古文字，發掘墳墓的人不甚注意，所以散開了，很亂，并且科鬥文字久已不用，研究它們的也不能完全明白，最初藏在皇家圖書館裡，我在後來才看見這些古書，大概有七十五卷，多半是雜亂零碎，奇怪同妄說，不可以完全懂。
其中《周易》同《紀年》最明白，《周易》分為上下篇，同現在的本子正相同，别有陰陽說，而沒有彖象、文言、系辭，我很懷疑那時候孔子在魯國所作成，而尚未傳播到遠處去。
他那篇《紀年》，從夏殷周起，全是記載三代的王事，沒有各國的分别記述，唯獨特别說到晉國由殇叔起，接着是文侯、昭侯，一直到曲沃莊伯。
曲沃莊伯的十一年十一月，就是魯隐公的元年正月。
晉國皆用夏正，每歲首全用的是建寅那個月，編年相次。
晉國滅了以後，單獨記魏國的事情，下面一直到魏哀王二十年，這就是魏國的《史記》。
我們來推算魏哀王的二十年，太歲在壬戌，這就是在周赧王的十六年，秦昭王的八年，韓襄王的十三年，趙武靈王的二十七年，楚懷王的三十年，燕昭王的十三年，齊湣王的二十五年，上邊離孔子死是一百八十一年，下邊離着大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年。
哀王在《史記》上，是襄王的兒子，惠王的孫子。
惠王三十六年死了，而襄王即位，立了十六年死了，而哀王立為君。
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開始到十六年而稱惠成王死了，就是魏惠王。
我很疑心《史記》誤分了惠成的年代作成後王的年。
哀王二十三年才死，所以不稱谥法，稱為今王。
《紀年》寫書的意思大像《春秋經》，推論可以看出來古代的國史竹簡全是如此。
文章裡又說：“魯隐公與邾莊公盟于姑蔑。
”這就是《春秋》所寫的邾儀父，沒有得到王命，所以不寫他的爵位，稱他叫儀父，因為尊貴他。
又稱：“晉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即《春秋》所寫“虞師晉師滅下陽。
先書虞，賄故也。
”又稱“周襄王會諸侯于河陽。
”即《春秋》所寫“天王狩于河陽，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
”諸如此類很多，略舉幾條，以證明從前的國史皆承通告，據實事而寫的。
孔子修《春秋》，據文義而分成不同的文章。
又稱“衛懿公及赤翟戰于洞澤”。
我頗疑心洞當作泂，就是《左傳》所稱的熒澤。
“齊國佐來獻玉磬紀公之甗。
”就是《左傳》所說：“賓媚人。
”紀年所記載的都同《左傳》相符，而與《公羊》《穀梁》兩書不同。
知道這兩部書，後來人所穿鑿，不是《春秋》的本意，這是很明白的。
雖然他的記載，不與《史記》同《尚書》相同，然而三種來比較，可以使學者端正。
又另有一卷書，完全是抄《左傳》裡邊講占蔔的事情，上下的次序同他的文章意義，都同《左傳》相同，名字叫《師春》，“師春”似乎是抄這書的人的名字。
《紀年》又說殷仲壬即位以後，居在亳這地方，伊尹做他的卿士。
仲壬死了以後，伊尹驅逐大甲位在桐這地方，而自己做了君，伊尹做君以後放逐大甲，七年以後，大甲偷着從桐出來，殺了伊尹，而立了他的兒子伊陟伊奮，恢複他父親伊尹的田宅，而給他們兩人平分了。
《左氏傳》說伊尹驅逐大甲而做他的宰相，并沒有抱怨的顔色。
如此大甲被放逐，回來殺了伊尹，仍舊用他兒子做宰相。
這種與《尚書》叙說大甲的事很不同，不知道是年老的伏生，或者記不清楚，或者還是這本古書，也是當時雜記，不能做憑據的。
因為他對《左氏春秋》頗有益處，所以記在這裡，附到集解的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