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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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書的不同。
細看《春秋》與《左氏春秋》皆開始自魯隐公，而所書紀年隻以晉國事而論，亦始于晉文侯，早過于曲沃莊伯，而杜預曾見過真本紀年，他在後序中說：“曲沃莊伯三十一年十一月，魯隐公之元年正月也。
”就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從此以後各國史料始見豐富，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觀《詩經》中，《雅》多作于西周，彼時東方列國尚無《國風》，衛武公所作抑篇尚用《雅》的詩調，即因衛國尚無他自有的詩調。
《國風》的開始在于平王東遷以後，由此可見。
東遷是在公元前七七〇年。
再以出土的銅器而論，東周時代者多屬列國的作品，與西周銅器多屬王室者不同。
由此觀之，東遷以後，文化中心也随着政治中心而漸向東方轉移，列國的史料開始愈加發達，這也是自然的現象。
《漢書·藝文志》尚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内容雖然不能詳細知道，大約也是記載同《左氏春秋》相類的故事。
（四）再細研究，兩書不太相連，并非如《公羊傳》《穀梁傳》為解釋《春秋》而作。
茲舉一兩條為例作證據，如桓公元年末尾說：（1）“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而二年開首就說：（2）“宋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可見（1）同（2）兩條本來相連，後經劉歆或杜預兩書相合後，始有現在的現象。
又如桓公五年：（1）“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複。
”六年就說：（2）“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複其國也。
”此類尚多，舉此例以概其餘。
所謂《左氏春秋》是“以列國之史參之”，這話甚有道理。
比如，宋國事常舉六官的姓名，晉事常舉三軍或六軍帥佐的姓名，必是抄自宋晉各國史官所記載的材料。
至于漢以後又發生劉歆請立《左氏傳》于學官的問題，見《漢書》三十六卷《楚元王傳》，劉向是楚元王的玄孫，而劉歆是他的兒子。
他移書太常博士書責讓他們，他又将《左氏傳》與《公羊》《穀梁》二傳并列為釋經的傳。
其實漢朝學官已近于功名的途徑，多立一科目則舊者必有所畏懼，因此必引起争端，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就是這種理由，書甚長現在不能博引，閱者可翻《楚元王傳》即能明白，所以在此不必細講。
出于這種原因，劉歆必須将《左氏春秋》改為《春秋左氏傳》，而博士弟子必說“左氏不傳春秋”，以不抵制。
至西晉杜預更“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杜預《春秋序》）遂成現行的體系，杜并解釋為“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見上序中）以辨别兩書的不同各點，而不欲說他們是兩部書。
自唐以後遂相仍而不改，此書也不好例外；若獨創一格，反使讀者莫名其妙了，隻在序中略說明我的見解。
至于編纂的經過亦當略述如後，最初“今注”由我口述而由文長徐女士筆錄，至于“今譯”則由劉翠溶女士擔任，這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以前的情形。
這時劉女士往美國哈佛大學讀書，自隐公元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共九十一年，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三分之一相近。
以後我自己寫了幾年就由我口述而由李敏慧女士筆錄，輔以其妹李素貞襄助抄寫，以底于成，特記于此并志對諸位的感謝。
1970年2月夏正元旦·高陽 李宗侗
細看《春秋》與《左氏春秋》皆開始自魯隐公，而所書紀年隻以晉國事而論，亦始于晉文侯，早過于曲沃莊伯，而杜預曾見過真本紀年，他在後序中說：“曲沃莊伯三十一年十一月，魯隐公之元年正月也。
”就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從此以後各國史料始見豐富，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事。
觀《詩經》中，《雅》多作于西周，彼時東方列國尚無《國風》，衛武公所作抑篇尚用《雅》的詩調，即因衛國尚無他自有的詩調。
《國風》的開始在于平王東遷以後，由此可見。
東遷是在公元前七七〇年。
再以出土的銅器而論，東周時代者多屬列國的作品，與西周銅器多屬王室者不同。
由此觀之，東遷以後，文化中心也随着政治中心而漸向東方轉移，列國的史料開始愈加發達，這也是自然的現象。
《漢書·藝文志》尚載有《公羊外傳》五十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内容雖然不能詳細知道，大約也是記載同《左氏春秋》相類的故事。
（四）再細研究，兩書不太相連，并非如《公羊傳》《穀梁傳》為解釋《春秋》而作。
茲舉一兩條為例作證據，如桓公元年末尾說：（1）“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而二年開首就說：（2）“宋華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
”可見（1）同（2）兩條本來相連，後經劉歆或杜預兩書相合後，始有現在的現象。
又如桓公五年：（1）“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複。
”六年就說：（2）“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複其國也。
”此類尚多，舉此例以概其餘。
所謂《左氏春秋》是“以列國之史參之”，這話甚有道理。
比如，宋國事常舉六官的姓名，晉事常舉三軍或六軍帥佐的姓名，必是抄自宋晉各國史官所記載的材料。
至于漢以後又發生劉歆請立《左氏傳》于學官的問題，見《漢書》三十六卷《楚元王傳》，劉向是楚元王的玄孫，而劉歆是他的兒子。
他移書太常博士書責讓他們，他又将《左氏傳》與《公羊》《穀梁》二傳并列為釋經的傳。
其實漢朝學官已近于功名的途徑，多立一科目則舊者必有所畏懼，因此必引起争端，所謂“利祿之途，然也”就是這種理由，書甚長現在不能博引，閱者可翻《楚元王傳》即能明白，所以在此不必細講。
出于這種原因，劉歆必須将《左氏春秋》改為《春秋左氏傳》，而博士弟子必說“左氏不傳春秋”，以不抵制。
至西晉杜預更“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杜預《春秋序》）遂成現行的體系，杜并解釋為“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見上序中）以辨别兩書的不同各點，而不欲說他們是兩部書。
自唐以後遂相仍而不改，此書也不好例外；若獨創一格，反使讀者莫名其妙了，隻在序中略說明我的見解。
至于編纂的經過亦當略述如後，最初“今注”由我口述而由文長徐女士筆錄，至于“今譯”則由劉翠溶女士擔任，這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以前的情形。
這時劉女士往美國哈佛大學讀書，自隐公元年至僖公二十八年共九十一年，恰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三分之一相近。
以後我自己寫了幾年就由我口述而由李敏慧女士筆錄，輔以其妹李素貞襄助抄寫，以底于成，特記于此并志對諸位的感謝。
1970年2月夏正元旦·高陽 李宗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