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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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雲五先生近年有“古籍今注今譯”的提議，嘉惠後學實在并非淺鮮。
“今注”這兩個字實在是十二年前，我對張曉峰先生注《資治通鑒》時所建議的，經過十一年的工夫，由我及朋友、學生合力完成，但後因并無充足的校刊費用能将全書刊行，于是，商諸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欣然答應為之完成。
就是出于這個原因，他也用“今注”這個名字。
至于“今譯”乃為王老先生所獨創。
我所擔任的是《春秋左傳今注今譯》的編輯工作，對此書我當在序中略有說明。
（一）《隋書·經籍志》載有《春秋左氏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他所分卷數與杜預的《春秋左傳經傳集解》三十卷不同。
杜預書亦載于《隋書·經籍志》，自唐作《正義》就用了他，遂為唐後學者通用書。
今也照服虔例分為三十一卷，所不同的是莊公杜預隻有一卷，而我分為二卷，其餘如僖公三卷，襄公六卷，昭公七卷，與杜預相同。
我固然不能詳悉服虔的分卷方法，但我隻能想到莊公可以分為二卷而已。
（二）至于《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否即《論語·公冶長》篇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所說的左丘明？據姚鼐說：“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
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铎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
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為丘明說經之舊，及為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
餘考其書，于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
夫魏绛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绛？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誇，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劄時，亡久矣，與邶、鄘、郐等，而劄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此與‘魏大名’‘公侯之子孫，必複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
又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劄時所宜有，适以見其誣焉耳。
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辭，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
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丘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
”（見《左傳補注序》） （三）孔子《春秋》與《左氏春秋》實是兩部書，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也說：“《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交于中國，則以創列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
”《左氏春秋》是集合各國的史書而成，此種議論實由唐朝趙匡發端，他在《春秋集傳纂例》書中說：“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以後，蓋其弟子及門人見嘉謀事迹，多不入傳，或有雖入而複不同，故各随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
”所說“集諸國之史”甚确，但說“以釋春秋”則非，然較為《春秋》作傳比較更近于真相。
不如說它們是兩部書更可靠。
并且左丘明雙姓與《左氏春秋》的左不同，所以朱熹在“語類”中就以為“左氏倚相之後”，所以後來記載楚事甚多。
比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記共七條，而《左氏春秋》就有十三條，有時也有《春秋》有而《左氏春秋》沒有的。
或是相反的時候。
這些皆能證
“今注”這兩個字實在是十二年前，我對張曉峰先生注《資治通鑒》時所建議的，經過十一年的工夫，由我及朋友、學生合力完成，但後因并無充足的校刊費用能将全書刊行，于是，商諸商務印書館，王雲五先生欣然答應為之完成。
就是出于這個原因，他也用“今注”這個名字。
至于“今譯”乃為王老先生所獨創。
我所擔任的是《春秋左傳今注今譯》的編輯工作，對此書我當在序中略有說明。
（一）《隋書·經籍志》載有《春秋左氏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注。
他所分卷數與杜預的《春秋左傳經傳集解》三十卷不同。
杜預書亦載于《隋書·經籍志》，自唐作《正義》就用了他，遂為唐後學者通用書。
今也照服虔例分為三十一卷，所不同的是莊公杜預隻有一卷，而我分為二卷，其餘如僖公三卷，襄公六卷，昭公七卷，與杜預相同。
我固然不能詳悉服虔的分卷方法，但我隻能想到莊公可以分為二卷而已。
（二）至于《左氏春秋》的作者，是否即《論語·公冶長》篇之“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所說的左丘明？據姚鼐說：“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
自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铎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
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為丘明說經之舊，及為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為多寡矣。
餘考其書，于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為吳起為之者蓋尤多。
夫魏绛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绛？魏獻子合諸侯于位之人，而述其為政之美，詞不恤其誇，此豈信史所為論本事而為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劄時，亡久矣，與邶、鄘、郐等，而劄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此與‘魏大名’‘公侯之子孫，必複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
又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後之稱，非季劄時所宜有，适以見其誣焉耳。
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辭，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
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既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丘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
”（見《左傳補注序》） （三）孔子《春秋》與《左氏春秋》實是兩部書，所以顧炎武《日知錄》也說：“《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交于中國，則以創列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一人明矣。
”《左氏春秋》是集合各國的史書而成，此種議論實由唐朝趙匡發端，他在《春秋集傳纂例》書中說：“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釋《春秋》，傳成以後，蓋其弟子及門人見嘉謀事迹，多不入傳，或有雖入而複不同，故各随國編之而成此書，以廣異聞爾。
”所說“集諸國之史”甚确，但說“以釋春秋”則非，然較為《春秋》作傳比較更近于真相。
不如說它們是兩部書更可靠。
并且左丘明雙姓與《左氏春秋》的左不同，所以朱熹在“語類”中就以為“左氏倚相之後”，所以後來記載楚事甚多。
比如，隐公元年，《春秋》所記共七條，而《左氏春秋》就有十三條，有時也有《春秋》有而《左氏春秋》沒有的。
或是相反的時候。
這些皆能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