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學派的分裂與費爾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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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民”，而乃是社會中一個自由份子、個人。
不要國王，不要婚姻，無私有财産，無民族，也無民族特殊性，無任何道德的束縛。
他和布魯諾·鮑威爾的見解基本上相同。
由批判宗教、批判政治進而持“純批判”主義，批判一切，為批判而批判。
他把辯證法作為無條件無目的地否定一切的工具。
他所肯定的“自我意識”是一種“自我神聖化”的否定一切、輕蔑一切的“自我”，“自由人”。
他說，自由人必不能假定任何東西有絕對價值。
我們肯定一個東西，是為了否定它。
自由人甚至不能絕對肯定無神論。
一個東西一經被承認便停止其為真理。
他提出“打倒公式”的口号。
他撰寫文章，但他認為一個著作受到群衆的歡迎，是最壞不過之事。
這充分表示出他輕視群衆、人民的高傲态度。
他喜歡以主觀上否定一切，摧毀一切的境界或情緒自慰、自己欣賞。
他寫了許多冊書談法國革命，以“内心的貧乏招緻毀滅”來說明曆史事變所遭受的失敗。
他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内在矛盾”解釋成“内在貧乏”，完全抹煞了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積極意義。
他這種主觀唯心論，注重孤立的“自我意識”、“自由人”、純批判主義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前，于摧毀舊社會制度、舊權威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經過1848年革命之後就被抛擲在後面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裡，特别在《神聖家族》[這書名應理解為“自以為神聖的鮑威爾弟兄的家族”]裡，對他們作了尖銳而嚴肅的批判。
最後斯蒂納（1806—1856）于1845年出版了《自我和他的特性》一書，給鮑威爾兄弟的至高無上的“自我意識”戴上一頂至高無上的“自我”的帽子，成為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甯從他那裡抄襲了好多東西）”。
在這書裡，斯蒂納倒反而指責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的宗教氣味太濃厚了。
他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費爾巴哈的“人”還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正統宗教中上帝的鬼影，他們都忘記了“個人”才是主要的東西。
隻有“自我”才是真實的。
崇拜理想，尊崇任何一種社會都是宗教性的。
這種肯定孤立的個人的絕對權利的思想當然會導緻無政府主義。
總括幾句：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是在批判宗教。
馬克思說：“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所以他們的宗教批判直接間接影響政治，并為1848年以後的地上（現世）的法律、政治的批判準備了一定的條件，是有其一定的進步作用的。
不過他們不唯沒有對黑格爾的唯心論作深刻意義的批判，反而陷于主觀唯心論。
他們輕蔑群衆的極端個人主義及其無政府主義傾向，反映出激進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局限性。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早年是革命民主主義者時，也可說是曾屬于青年黑格爾派，但到1843年後，很快就和他們分手并展開了對他們的唯心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無情的批判了。
二、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1804—1872）是民主資産階級的哲學家。
他擁護民主共和國政體，反對君主立憲政體。
在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他在德國宣揚并保衛唯物論和無神論。
1832年他曾因他的第一部著作《論死與不朽》（1830）被認為宣傳無神論而被迫離開愛爾朗根大學講師的職位。
從此以後，一直到他死時都為大學講壇所不容。
他隐居在柏林附近一個鄉間，從未參加過社會活動。
1848年的革命他也沒有參加。
隻是在1848年冬，應海岱山大學學生之請在海岱山市政廳大會堂作了“宗教本質”的演講，共三十講，1851年才整理出版。
革命後他幾乎沒有寫過任何著作。
費爾巴哈的暮年生活非常凄涼。
馬克思曾在1843年和他通過信，批評謝林的學說。
他在晚年也閱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1870年他參加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恩格斯曾在他的墓地發表演說。
不要國王，不要婚姻，無私有财産，無民族，也無民族特殊性，無任何道德的束縛。
他和布魯諾·鮑威爾的見解基本上相同。
由批判宗教、批判政治進而持“純批判”主義，批判一切，為批判而批判。
他把辯證法作為無條件無目的地否定一切的工具。
他所肯定的“自我意識”是一種“自我神聖化”的否定一切、輕蔑一切的“自我”，“自由人”。
他說，自由人必不能假定任何東西有絕對價值。
我們肯定一個東西，是為了否定它。
自由人甚至不能絕對肯定無神論。
一個東西一經被承認便停止其為真理。
他提出“打倒公式”的口号。
他撰寫文章，但他認為一個著作受到群衆的歡迎，是最壞不過之事。
這充分表示出他輕視群衆、人民的高傲态度。
他喜歡以主觀上否定一切，摧毀一切的境界或情緒自慰、自己欣賞。
他寫了許多冊書談法國革命，以“内心的貧乏招緻毀滅”來說明曆史事變所遭受的失敗。
他把黑格爾辯證法的“内在矛盾”解釋成“内在貧乏”，完全抹煞了否定中包含肯定的積極意義。
他這種主觀唯心論，注重孤立的“自我意識”、“自由人”、純批判主義的思想，在1848年革命以前，于摧毀舊社會制度、舊權威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但經過1848年革命之後就被抛擲在後面了。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裡，特别在《神聖家族》[這書名應理解為“自以為神聖的鮑威爾弟兄的家族”]裡，對他們作了尖銳而嚴肅的批判。
最後斯蒂納（1806—1856）于1845年出版了《自我和他的特性》一書，給鮑威爾兄弟的至高無上的“自我意識”戴上一頂至高無上的“自我”的帽子，成為近代“無政府主義的先知（巴枯甯從他那裡抄襲了好多東西）”。
在這書裡，斯蒂納倒反而指責鮑威爾和費爾巴哈的宗教氣味太濃厚了。
他認為鮑威爾的“自我意識”，費爾巴哈的“人”還仍然是至高無上的存在，是正統宗教中上帝的鬼影，他們都忘記了“個人”才是主要的東西。
隻有“自我”才是真實的。
崇拜理想，尊崇任何一種社會都是宗教性的。
這種肯定孤立的個人的絕對權利的思想當然會導緻無政府主義。
總括幾句：青年黑格爾派主要是在批判宗教。
馬克思說：“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
”所以他們的宗教批判直接間接影響政治，并為1848年以後的地上（現世）的法律、政治的批判準備了一定的條件，是有其一定的進步作用的。
不過他們不唯沒有對黑格爾的唯心論作深刻意義的批判，反而陷于主觀唯心論。
他們輕蔑群衆的極端個人主義及其無政府主義傾向，反映出激進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局限性。
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早年是革命民主主義者時，也可說是曾屬于青年黑格爾派，但到1843年後，很快就和他們分手并展開了對他們的唯心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無情的批判了。
二、費爾巴哈 費爾巴哈（1804—1872）是民主資産階級的哲學家。
他擁護民主共和國政體，反對君主立憲政體。
在19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他在德國宣揚并保衛唯物論和無神論。
1832年他曾因他的第一部著作《論死與不朽》（1830）被認為宣傳無神論而被迫離開愛爾朗根大學講師的職位。
從此以後，一直到他死時都為大學講壇所不容。
他隐居在柏林附近一個鄉間，從未參加過社會活動。
1848年的革命他也沒有參加。
隻是在1848年冬，應海岱山大學學生之請在海岱山市政廳大會堂作了“宗教本質”的演講，共三十講，1851年才整理出版。
革命後他幾乎沒有寫過任何著作。
費爾巴哈的暮年生活非常凄涼。
馬克思曾在1843年和他通過信，批評謝林的學說。
他在晚年也閱讀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
1870年他參加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恩格斯曾在他的墓地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