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學派的分裂與費爾巴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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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黑格爾學派的分裂
黑格爾哲學系統與方法的矛盾具體表現在黑格爾派分裂為黑格爾右派（亨利克思、伽布勒、歌歇爾等）與黑格爾左派或青年黑格爾派上面。
這個分裂反映着德國資産階級内部政治上分化成保守和激進的傾向。
黑格爾右派抱住黑格爾保守的體系，想從裡面作出反動結論來，如承認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是有人格的存在，靈魂不滅等，以維護宗教和普魯士的君主政治。
黑格爾右派在哲學上反映了當時德國資産階級保守集團的政治要求，是現存制度的熱烈擁護者。
另一方面，在德國資本主義關系的增長，黑格爾所謂“市民社會”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主義派的壯大，革命事件的醞釀的影響下，有其反封建、反現存制度的代言人。
青年黑格爾派就在哲學上反映了這一趨向的政治要求。
恩格斯寫道：“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一書中宣稱君主立憲是最高、最完善的政體時……他就宣布了德國資産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将到來。
他死後，他的學派沒有停止在這一點上，他的門徒中最激進的一部分，一方面對一切宗教信仰給予嚴酷的批評，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築根本動搖，同時又提出了德國人從所未聞的大膽的政治原則。
” 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思想與政治的聯系，大緻如此。
但是他們的進步性是不夠徹底的。
他們隻反映了1848年革命前夕進步資産階級或中等階級的政治要求，對于1848年的革命運動他們沒有參加。
因而自1848年以後，他們在哲學上的活躍性也就降低了。
他們政治上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在哲學上表現在：第一，他們并沒有真正地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論（雖然他們已喊出批判黑格爾的口号），他們還跟随黑格爾把一切現實世界看成是自我意識的産物。
第二，他們以理智的超出群衆自豪，以貴族式的輕蔑态度對待人民，并從唯心論觀點努力證明曆史的進程依賴于“有批判的思維”的個人。
他們的進步意義和主要貢獻表現在他們對于宗教的批判上面。
施特勞斯（1808—l874）在1835年發表《耶稣評傳》，從左面去發揮黑格爾的宗教思想，第一次引起黑格爾學派的分裂。
他指出《聖經》中關于耶稣的許多奇迹的故事都不是真實的事實——心理上、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實——而是神話，這些神話是由于作者受傳統教會、宗教情緒的感動，在不自覺的過程中編造出來借以象征地表達多數信徒所感覺到的宗教情緒。
這就肯定了一個客觀的“實體”（是在下意識狀态中的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作為宗教情緒和神話的來源。
這書的出版，使得他失掉了圖賓根大學的講師位置。
布魯諾·鮑威爾（1809—1882）于四五年之後，寫了三卷書批判施特勞斯，主要反對他關于神話的假定，認為說神話起源于受教會精神的感動，不自覺地産生出來的象征過程，實無異于舊的“靈感說”。
他指出聖經故事是有意識的有實際用意的産物，是有目的的捏造。
這些故事的來源雖說是虛構的，但也足以供給我們一些曆史的報道。
因為通過這些藝術的[人為的]作品，我們可以得知那個時代的狀況。
這書的出版又使得他失掉了波恩大學講師的地位。
布魯諾·鮑威爾所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的作用。
他和施特勞斯雖都屬于黑格爾左派，都受到反動派的迫害，但他們對神話、聖經故事的解釋都持着對立的學說，而且這不僅是宗教思想上的對立，還包含着在世界觀方面，不自覺的精神“實體”還是自覺的“自我意識”是主導力量的問題。
愛德加·鮑威爾（1820—1886）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更為激進，他更強調自我意識，從消極、否定方面去發揮辯證法的作用。
他曾參加政治革命工作，坐過監獄，被迫逃往英國避難。
他是君主立憲制的敵人。
他反對任何國家，隻要那種國家還給宗教保留有地位。
如果沒有無宗教的國家，那麼他就根本反對國家的存在。
他強調人不複是“政治動物
這個分裂反映着德國資産階級内部政治上分化成保守和激進的傾向。
黑格爾右派抱住黑格爾保守的體系，想從裡面作出反動結論來，如承認上帝創造世界，上帝是有人格的存在，靈魂不滅等，以維護宗教和普魯士的君主政治。
黑格爾右派在哲學上反映了當時德國資産階級保守集團的政治要求，是現存制度的熱烈擁護者。
另一方面，在德國資本主義關系的增長，黑格爾所謂“市民社會”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主義派的壯大，革命事件的醞釀的影響下，有其反封建、反現存制度的代言人。
青年黑格爾派就在哲學上反映了這一趨向的政治要求。
恩格斯寫道：“當黑格爾在他的法哲學一書中宣稱君主立憲是最高、最完善的政體時……他就宣布了德國資産階級取得政權的時刻即将到來。
他死後，他的學派沒有停止在這一點上，他的門徒中最激進的一部分，一方面對一切宗教信仰給予嚴酷的批評，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築根本動搖，同時又提出了德國人從所未聞的大膽的政治原則。
” 青年黑格爾派的哲學思想與政治的聯系，大緻如此。
但是他們的進步性是不夠徹底的。
他們隻反映了1848年革命前夕進步資産階級或中等階級的政治要求，對于1848年的革命運動他們沒有參加。
因而自1848年以後，他們在哲學上的活躍性也就降低了。
他們政治上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在哲學上表現在：第一，他們并沒有真正地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論（雖然他們已喊出批判黑格爾的口号），他們還跟随黑格爾把一切現實世界看成是自我意識的産物。
第二，他們以理智的超出群衆自豪，以貴族式的輕蔑态度對待人民，并從唯心論觀點努力證明曆史的進程依賴于“有批判的思維”的個人。
他們的進步意義和主要貢獻表現在他們對于宗教的批判上面。
施特勞斯（1808—l874）在1835年發表《耶稣評傳》，從左面去發揮黑格爾的宗教思想，第一次引起黑格爾學派的分裂。
他指出《聖經》中關于耶稣的許多奇迹的故事都不是真實的事實——心理上、物理上不可能的事實——而是神話，這些神話是由于作者受傳統教會、宗教情緒的感動，在不自覺的過程中編造出來借以象征地表達多數信徒所感覺到的宗教情緒。
這就肯定了一個客觀的“實體”（是在下意識狀态中的黑格爾的“絕對理念”）作為宗教情緒和神話的來源。
這書的出版，使得他失掉了圖賓根大學的講師位置。
布魯諾·鮑威爾（1809—1882）于四五年之後，寫了三卷書批判施特勞斯，主要反對他關于神話的假定，認為說神話起源于受教會精神的感動，不自覺地産生出來的象征過程，實無異于舊的“靈感說”。
他指出聖經故事是有意識的有實際用意的産物，是有目的的捏造。
這些故事的來源雖說是虛構的，但也足以供給我們一些曆史的報道。
因為通過這些藝術的[人為的]作品，我們可以得知那個時代的狀況。
這書的出版又使得他失掉了波恩大學講師的地位。
布魯諾·鮑威爾所強調的是自我意識的作用。
他和施特勞斯雖都屬于黑格爾左派，都受到反動派的迫害，但他們對神話、聖經故事的解釋都持着對立的學說，而且這不僅是宗教思想上的對立，還包含着在世界觀方面，不自覺的精神“實體”還是自覺的“自我意識”是主導力量的問題。
愛德加·鮑威爾（1820—1886）的宗教和政治思想更為激進，他更強調自我意識，從消極、否定方面去發揮辯證法的作用。
他曾參加政治革命工作，坐過監獄，被迫逃往英國避難。
他是君主立憲制的敵人。
他反對任何國家，隻要那種國家還給宗教保留有地位。
如果沒有無宗教的國家，那麼他就根本反對國家的存在。
他強調人不複是“政治動物